潮州歌册研究述评

潮州歌册无论在文艺创作还是文献资料上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值得关注和研究。潮州歌册的研究,始于上世纪40年代,从80年代至今,已取得不少进展,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这其中既有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也有专门研究成果的相继问世。而仅仅依靠学者们自身力量是不够的,有关机构还需积极介入,加以组织与引导。通过设置一些相关课题、发布研究计划、约请专家学者撰写专题论文、举办主题学术会议等一系列的工作,才能多方组织学者,凝聚学术力量,进而有计划地推进潮州歌册研究工作的开展。积极参与潮州歌册研究的潮学者遍布世界各地,如何最有效地促进各地学者的研究成果的交流、对话,推广潮州歌册的研究,引起社会关注珍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有关机构的组织、协调与引导。     

潮州歌谣研究史述略——地域文化与现代学术潮流的接合

作为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开始的歌谣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潮州歌谣研究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现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它立足于乡邦文献和地域文化,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展开和深入。近百年来,潮州歌谣以地域文化的姿态,介入现代学术潮流,而其研究亦具有了学术史、社会史和思想史意义。     

潮州歌册的女性口述访谈研究及传承思考

潮州歌册是曾经流行于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曲艺,女性与歌册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她们是歌册传承的主体,与歌册的兴衰发展密切相连。从口述访谈材料来看,女性在婚前和婚后、青年和中老年时期传唱歌册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婚前,女性只有单一的女儿的身份角色,家庭负担较轻,空闲较多,是唱歌册最频繁、最痴迷的时期。婚后,女性多重的身份角色集之一身,妻子、媳妇、母亲,负担繁重,忙于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没有闲暇,是唱歌册的低落时期。中老年时期,儿女长大成人,家务减少,又有了空闲唱歌册。但因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改变等原因,歌册赖以生存的人群和传唱的空间逐渐缩小,这一民间传统说唱艺术已濒临危亡。     

“潮州九正口”与潮州新关开关时间考辨——就《潮海开关史事考略》商榷一二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刊载陈勇博士《潮海开关史事考略》一文,该文援引不少珍贵档案资料,就"潮海开关的一些重要史事,诸如开关的具体时间、开关与开埠的关系、开关后潮海关与粤海关的财政关联等问题加以甄别考证……"不乏创见,为之耳目一新;但对于1853年粤海关创办的潮州粤海新关和1860年实行外籍税务司制度的潮州新关的关系和名称变更的厘定、潮州新关开关时间、开关与开市(埠)的关系,尚有值得商榷之处。对此,略为考辩和商椎,目的也是为了"使有关讨论向深入发展"。     

潮州大锣鼓传承人“口传心授”的传承叙事研究

运用叙事研究方法,以潮州大锣鼓传承活动参与者为叙事主体,通过文献、访谈、观察、体验等方式,获得潮州大锣鼓"口传心授"传承的叙事材料,并从一个个鲜活的叙事事件中寻找关联和规律,对潮州大锣鼓"口传心授"传承方式进行剖析和解读,进而获得潮州大锣鼓"口传心授"传承规律和传承价值的认识。     

韩愈对潮州文化环境的接受

中国文化史上的贬官文化现象,揭示出异质文化互动中的人地因缘.而韩愈与潮州结缘,就韩愈本身而言,首先是如何接受潮州文化环境的问题.韩愈对潮州文化环境的接受具体表现在迎合潮州祭神的民俗及接近潮州的文化名人上;还表现在自贬谪潮州以来,"潮州"成为他一段时间关注的焦点,赴潮路上着意打听潮州的情形,离潮以后多次提及潮州的经历等方面.     

老挝万象市的潮州话

位于亚洲中南半岛的内陆国家老挝，国土面积23．68万平方公里，人口583．6万，民族60多个，其中也有华人。老挝华人的人数约2万，祖籍地为广东潮州的华人占了总数的80％以上。首都万象是华人的主要聚居地。老挝潮州话是一种非常弱势的方言。使用人数少。且又远离母体方言广东潮州话，在老挝的主体民族老龙族语言等的长期包围中，老挝潮州话虽保留了潮州话的基本特征，但也衍生了一些自身的特点。文中分析了万象潮州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文章的材料来自作者的实地调查。     

明清潮州海商与区域社会

明清时期的潮州地区由于地方经济条件特色和国家海禁政策而发展起海盗现象。潮州海盗亦盗亦商,应该被称为"海上盗商"。他们与地方社会利益有紧密的关联,与中央政府有持久的矛盾。他们的发展为清代潮州地区的海外移民奠定了基础。海外的潮州商人在发展中逐渐形成勇于冒险、注重家族关系和富于乡土情怀的文化特色。     

潮剧伴奏音乐概述

潮剧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剧种,流布于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香港、海南岛、雷州半岛,以及泰国、新加坡、柬埔寨、越南等讲潮州话的华侨、华裔聚居地区,并随华侨、华裔传播到欧洲、美洲、澳洲等国家和地区。潮剧明代称为潮腔、潮调,清代初称为泉潮雅调,以后有潮州戏、潮音戏、潮州白字戏等称谓,建国以后统称为潮剧。潮剧源于宋元南戏,用潮州方言唱南北曲,兼收昆腔、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梆子腔、皮黄腔等牌调及潮州歌册、歌谣、小调的唱腔,融汇变革。历代潮剧艺人和社会志士用智慧和血汗,浇灌成今天的艺术奇皅——潮剧。潮剧…     

碑铭文献对于宋元潮州研究的价值

有关宋元潮州的同时期文献原本就不丰富,而后历经战乱能传承下来的就更为有限。如此,尽可能有效开发利用一切相关资料,就成为研究工作取得进展的关键。相关资料中,190余通宋元碑铭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总量虽不大,但所含信息丰富而珍贵:或可填补文献之缺失,或可校正记载之误谬,或可补充、印证相关记载。因此,对于宋元潮州的研究富有重要价值。     

潮州筝的调式特点与演奏技法——以筝曲《柳青娘》为例

潮州筝是我国五大古筝流派之一,历史悠久,韵味独特,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柳青娘》是潮州筝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其中包含"轻三六""重六""活五"等调式,每种调式又都有着独特的演奏技法与作韵手法。通过对《柳青娘》的调式特点与演奏技法进行分析,可窥探潮州筝深厚的艺术内涵与文化魅力。     

潮州湘子桥的历史文化意义

潮州湘子桥历史悠久,结构独特,是潮州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湘子桥的建造体现了治潮官员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桥梁独特的结构跟韩江航运的历史息息相关,"湘子"之名体现了潮人浓烈的崇韩情节。潮州湘子桥在潮州的历史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潮州王门学派简述

正德嘉靖间，阳明心学风行潮州，潮州思想学术的发展进入高峰期，形成一个具有特色的学术流派。本文从队伍的构成和学术思想特点方面探讨了潮州王门学派的形成过程，并对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薛侃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特点做扼要的介绍和剖析。     

《寄潮州刁太傅》作者考辨

<正>据《宋史》记载,孝宗淳熙八年(1181)杨万里到过潮州,留下了一些咏潮州风物的诗篇,如《揭阳道中》诗云:"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     

广东丰顺汤南半山客语言调查

广东丰顺汤坑片的居民,一般都会说客家话和潮州话两种方言。在对丰顺县汤南镇潮州和客家混居的长坑管理区里的两个自然村落:长林村(客家)和金灯盏村(潮州)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分析居民使用语言的现状,并从性别、年龄、家庭、职业和文化等方面分析居民掌握和使用语言的特点及其成因。     

历代潮州的祀韩书院——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古代书院教学与祠庙祭祀密不可分。自南宋以来,韩愈被视为开启潮州教育的榜样及儒学正统之集大成者,成为潮州书院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淳祐三年(1243),潮州量早的一所书院韩山书院就是在城南郊外的韩祠(庙)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随后,祀韩文化随潮州政区的分拆、发展而逐步向各个属县扩散。     

关于校园歌谣的思考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熟悉的诵唱,在耳边响起,感觉是那么亲切。这是二年级语文课上孩子们吟唱的一首童谣。古人认为,所谓“谣”也就是一种不用乐器伴奏的“徒歌”。——“徒歌谓之谣。言无乐而空歌,其声逍遥然也。”童谣也就     

饶宗颐与《潮州志》间的乡邦人文因素探究

饶宗颐先生总纂《潮州志》体现着与乡邦人文、潮州文化紧密相关的三个联系:修志的规模及条件与人文环境的联系;特殊历史时期与历史的制高点的联系;行政区划的变革与方志冠名的联系。饶宗颐先生总纂《潮州志》,客观上更是跟乡邦文化紧密相关甚至是乡邦人文因素起支配作用而推动的一种文化行为。     

2018年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冬至习俗调查报告

冬至是潮州民间一个重要的节日。历史上潮州的冬至习俗与福建东南地区关系密切。潮州现存冬至习俗有筅炱、谢神、祭祖、过冬纸、做粿、搓汤圆、制作落汤糍等。本文用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潮州市湘桥区厦寺村为个案,真实记录潮州市区的冬至习俗,揭示了潮州市区冬至习俗背后所蕴藏的潮州当地文化,进而探讨了冬至习俗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嬗变。     

明代潮州府进士的分布及仕进情况研究

明代潮州府进士155人,在广东省府际之间居第二。明代潮州府进士在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就时间分布而言,大体可分为起步期、缓慢发展期、鼎盛期、曲折发展期等四个阶段;就空间而言,可以分为三个梯队,梯次之间差异较大。这种不平衡性,主要是国家文教政策、各地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所致。明代潮州府进士有出色的表现,涌现出了一批全国性的重量级人物。明代潮州府进士成绩表明,潮州不仅是岭南重要的科举中心、人才中心,而且是重要的文化中心。明代潮州的科举成就,不仅确立了其岭南文化重镇的地位,而且为今天潮汕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