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库全书·集部》的古代礼学文献

《四库全书》由经史子集四部组成,经史子三部并不缺乏礼制礼学文献。《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指明,集部含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五等。我们通过研究可知,礼学文献在这五等类之中并不罕见,然其篇幅未必如其他三部之大。     

李清照研究的新收获——评杨合林编注的《李清照集》

时下出版发行的一些古代作家作品集,有不少是“拿来”和拼凑的,较多简单的重复劳动,因而常常倒了读者的胃口。而由岳麓书社1999年6月出版的“集部丛刊”之一,杨合林君编注的《李清照集》,则做出了认真踏实的学问,是难得的颇有学术分量的古代作家别集,可以说是李清照研究的新收获。一打开《李清照集》,其体例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仅仅是目录和形式的变换,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有出新。一方面,它将词、诗、文(赋)三种文体的作品分别辑录;另一方面,按时间顺序编次作注。这个工作只有在收集、整理和阅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考证、比较…     

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尊体意识与典范意识

诗学辨体理论研究,是对文学文本文体形态及其风格特征本身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批评史意义。明代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总结期。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繁盛突出表现在严格的尊体批评与诗文体制之辨,以及文学典范意识的确立与古近体诗之辨。     

经学视域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考察

经学视域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考察可分为三大步骤:一是依据传世的五经文本并参照出土的卜辞金文,辨析并厘定关键词之原初释义;二是检阅后经典时代以汉学诂训和宋学章句为代表的经义疏证,梳理并勘订关键词之经学解诠;三是勾连从经部到集部的文献通道,识鉴关键词之经义根性在集部之诗文评中的诗性绽放。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经学视域,对于关键词理论谱系之建构和关键词诠解路径及方法之新创,均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     

传播与接受视域中的中古赋及中古赋论

在传播与接受视域中,唐至清代的接受者对中古赋作因采用了不同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而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评价.其赋评基调大体经历了一条由贬抑到肯定的演变轨迹.中古赋论对于文学的自觉和审美的要求与重视,迥异于汉代赋论对赋之政治功利之用的追求,它是最早回归赋文学本位并初具自觉的赋体批评意识的赋学理论.中古赋论内涵丰富,对唐至清代赋学产生了深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赋欲丽”等赋学现在后世的回响;二是赋论批评形态为后世所承袭;三是赋学辨体理路在后世得以延续.     

近代关于《墨经》编制的考辨及其意义

《墨经》四篇的编制体例是近代治墨者探讨的重点。学者们通过考辨，对《墨经》旁行体的解释、对其原始本的面貌及其由连文直写到旁行、再到连文直行体的沿革诸问题，均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而且发现《经说》之牒字即为牒经标题。通过这些研究，不仅把以往不可解读的《墨经》整理得基本可读了，而且弄清了近代流行本中的多种舛误及造成舛误的原因。同时，牒字体例的发现，也是《墨经》校勘的一大突破。总之，《墨经》编制问题的解决，对近代治墨者完成校勘、校注任务，起了不小促进作用，对该文本的整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对先唐文献的整理与改写

清人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以编纂总集的形式对先唐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一个典型范式。严氏校辑所用之法,融音韵学、文章学、校勘学等为一炉,辑补阙漏、勾连残句、抄辑文本、兼采诸说,为先唐文献整理工作中解决早期经典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断裂化、碎片化状态和处理早期文本变异及窜伪问题提供了借鉴。先唐文献整理面临着较唐以后文献更加复杂的问题,在考辨一二作者、批注三四校语、校改五六文字的基础上要着重处理好聚合文本和游离文本的勾连整理问题、变异文本和改写文本的溯源还原问题以及窜伪文本中真与伪的甄别取舍的问题。严可均的校勘工作可以为当下先唐文献整理提供重要参考。     

“别集”缘起与文人专集编辑新探

“别集”缘起与文人专集编辑新探李大明中国古代文学文献中的文人个人专集，历代目录书归之于“集部”中的“别集”。对．“别集”的由来与定名、编辑与著录等情况，学者们有不少论述，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完全弄清楚，有的传统结论还有疏略失当之处。我在研习古代文学文献...     

中国口头诗学理论与现实意义评述

"口头诗学",又称帕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古典学学者帕里及其弟子洛德所开创的一门通过类比验证和比较方法解决口头传承内部运作规律的理论典范。在中国,口头诗学是20世纪90年代才新起的一门学科,它广泛借鉴了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民间口头文学的研究具有新的方法论意义,使中国的口头文学研究发生了从文本走向田野,从集体走向个人,从传统走向传承,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的转变。结合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现实,对"口头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基本概念及现实意义进行综合评述,可以使口头诗学本土化的内在路径和外在意义更加清晰,从而具有普泛化的阐释意义。     

从集部目录的流变看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例

从集部角度比较《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目录从诗赋略到集部的嬗变,既是文学观念逐步明晰的过程,也是目录学对文学客观认识的演进过程。从屈原赋之属到楚辞类,楚辞逐步走向经典。别集类的立类及书目传承一方面展示出作家主体地位逐步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文学正统观念的加强。     

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开拓与反思

新世纪以来的赋学论文数、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都比上世纪的最后20年空前增加与壮大。而就赋学研究的实质内容而言,也远较上世纪的最后20年精深、宏通,彰显出鲜明的学理化倾向,呈现有"汉赋学""律赋学""辞赋文化学"以及赋学理论批评系统化、赋学文献整理规模化的特征。在反思的过程中,赋学研究视野不断开拓,逐步走出文学史思维模式,回到文本,探源辨体,同时,赋体与他体文学交叉研究以及域外赋体创作研究也受到关注,但也存在"跨界"不足的问题,需要加以重视。     

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主要表现为3种形式：一是散见于古代文献中的散论;二是体现在古人整理的文集和编撰的各种文选中;三是体现在研究专著中。在中国古代的文体研究中,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一提：文体分类的问题,具体文体风格特点研究,＂文本于经＂的观点,＂文＂＂笔＂之争,古文和骈文之争,诗文之辨,诗词之辨,曲与诗词之辨等。自1949年至1980年,文体研究没有受到重视。而1980年之后,文体研究受到人们的关注,古代文体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论湖湘学派朝鲜传播的内在逻辑——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中心

胡安国所撰《春秋传》是南宋时期湖湘学派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文本之一,不仅在宋元明时期被封为科举官方定本,在朝鲜也广为传播,至今仍能找到当时刊行、收藏的诸多版本。南宋以后,华夏各族交融,东亚诸国加速了深度融合的进程,这为春秋学的繁荣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古以后的朝鲜,佛教影响力式微,儒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胡氏《春秋传》上承汉儒王官之学,废考据训诂之途,对华夷之辨、经世致用的强调,进一步推动了春秋学的理论转向;朝鲜地缘政治之现实,惟吸纳《春秋》“尊王”要义,坚守“夷夏”之辨,方有利于其在宋、辽、元、清等强势政权的威压下强化自我身份建构。     

经典文本的命题解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返本开新”——基于对“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反思

理论创新之根本在于方法论的自觉与创新。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学术界基于现实变革的需要,在方法论自觉中形成了各类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本—文献学"范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返本开新"。"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同时性并历时性地体现为:致力于理论大众化普及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及其延展性的文本研读;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面向时代现实问题破解的经典文本思想阐释。"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兴起及其发展的根源在于:为现实世界的变革或者改革开放寻找理论资源;思想的解放与解放思想需要理论的创新;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的特质所决定。新时代反思和审视"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倡导在主体性自觉与方法论自觉基础上形成一种"经典文本的命题解读"路径,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返本开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思想智慧。     

黄庭坚诗注的形成与黄(營)《山谷年谱》——以真迹及石刻的利用为中心

黄(營)的<山谷年谱>在黄庭坚诗文定本的生成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广泛利用"真迹(墨迹)"、"石刻(石本)"等作者亲笔原稿或类似材料,对黄庭坚诗文进行编年、整理和注释,前接任渊<山谷内集注>的注本结构,更加重视新发掘文本和家藏真迹材料.它又为后来史容的<山谷外集注>、史季温的<山谷别集诗注>提供了新的重要基础.以此为框架,<山谷外集注>利用真迹检讨黄庭坚诗文本异同,将之整理成简洁中立的文学表现;<山谷别集诗注>则尽可能收集包括诗的本文、题、序跋等各种异文和集本中被遗漏的文本,使黄庭坚一些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诗文以包括不同字句的文本或伴以不同的诗题而得到传承.黄(營)、任渊、史容、史季温等注释者以积极校勘、参录和采录等文献学态度,通过充分利用密切关系作者及作诗现场的文本所得到的成果,向后世展现了黄庭坚诗文本的多样性,也为我们了解宋代诗文本是如何生成、接受和传承的具体状况提供了典型例证.     

奈达翻译理论与生态翻译学之“面对面”

奈达翻译理论是一种建构在20世纪60年代对《圣经》翻译的实践研究基础之上且被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已经"过时"了的翻译理论;而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是构筑在生态学基础之上且被许多中国学者认为是当下的"热点"译学理论之一。通过对这两大理论在文本选择、语境、译者因素以及文本转换等维度之比照阐释,我们发现,奈达的翻译理论在当下不仅没有过时,还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及强大的生存力,在某些方面比生态翻译学还略胜一筹。最后,基于奈达翻译理论的视角,文章对生态翻译学今后之建设提出美芹之献。     

中国哲学学理形态的建设视望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思维智慧特质的学理形态.19世纪末期,它以哲学名称、学科生成、论域研究的多重成熟,超越了曾经的道术之学、义理之学.回顾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哲学之"史"的文本繁荣,却忽略了哲学之"学"的文本建设.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包含着"哲学"与"哲学史"两个论域.哲学是哲学问题范畴所构成的现实学理体系,哲学史则是哲学问题范畴发展的逻辑进程."学"是"史"的本体,"史"是"学"的逻辑进程.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文本著述有"多史少学"的倾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应着力于增强"学"的体系建设.     

实事求是走向通融——从《秦汉文学论丛》说到刘跃进先生的学术贡献

从<秦汉文学论丛>的阅读感受谈起,系统地分析了刘跃进先生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刘先生的研究富于学术个性和创新精神,他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注重对具体问题的整体观照,视野开阔,历史意识强烈,分析问题往往切中肯綮,从关键处深入开掘.在文学研究理念方面,他提出了"三重境界"、"两个跳出"理论,并以"实证立学,走向通融"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他的中古文学研究,始终基于一个宏大的研究构想,有着独具匠心的研究体系.     

一部久被忽略的文体学集大成之作

《隋书·经籍志》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将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已佚)列为中国古代文献“总集”之始,原因即在于此书不但规模宏大,荟萃各家文章;更因为它体例周密,一方面分体选文,另一方面依体序说、系统评论。近人刘师培《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云:“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1](P28)后世很多总集的体例沿袭《文章流别集》,于别裁选文的同时,亦论文体渊源流变,提供了古代文体学研究的丰富资料。其中尤可注意者,为明代的几部文章总集,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流传甚广,常为研究者征引;而同一朝代后出转精的贺复征《文…     

文学在场学:一种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中国话语”的观念与方法

"文学在场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出场学"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有其聚焦的问题谱系、相对稳定的研究理路、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标识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文学在场学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最大启示在于研究思路的更新,即运用"两大地平线、四个模块"的研究方法,探析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文本如何在历史语境的转换中,重新建构其出场逻辑、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文学在场学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运用其特有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在场的"反常事实"的阐释,以探寻文学史演进的相关规律。文学在场学对于文学批评研究而言,重在探寻文艺思潮的出场路径、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和文学批评家的出场形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学在场学还处于探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