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左翼影评意识形态特征及其表现

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批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赞赏苏联影片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力挺左翼影片叙述“社会生活史”、批评某些影片缺乏阶级意识三个方面求证了左翼影评的意识形态特征及其具体表现.实证左翼影评的意识形态特征无论对于重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史,还是对于当下开展正常的电影理论批评都是有意义的.     

左翼电影的艺术特征、叙事策略的市场化转轨及其与新市民电影的内在联系

左翼电影出现于1932年,到1935年,其最高代表作品《风云儿女》表明,中国左翼电影已经从整体上融宣传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并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影片在都市意识和电影市场意识规范下的叙事策略,既是出品方电通影片公司的制片路线从左翼电影向新市民电影转化的基础,也是一年之后新市民电影全面取代左翼电影成为唯一的中国主流电影的开始,而二者间内在的文化逻辑关联值得注意。     

《春蚕》与左翼电影人的意识形态宣传策略

从电影生产的角度看,《春蚕》与电影人的左翼意识形态宣传策略之间存在着隐秘而深刻的联系。影片以同名左翼小说《春蚕》为改编对象,其题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照应,且作者茅盾因《子夜》的出版备受认可,加上导演程步高实地考察养蚕过程,增强了电影的科学性和可观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房数量,从而扩大了宣传范围。在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中,夏衍有意地增强了革命话语色彩,以达到宣传左翼思想的目的。此外,左翼电影人还建立起电影的批评阵地,与刘呐鸥等人进行“软硬电影”笔战,更加扩大了《春蚕》的政治影响。     

民族主义立场的激进表达和艺术的超常发挥——对联华影业公司1933年出品的《小玩意》的当下读解

孙瑜不仅是中国左翼电影的滥觞和开创者、最高代表人之一,而且,他和他的作品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在整体性质、表现模式和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典型性范本。民族经济实力的增强、反强权和抗日救亡理念的传播构成《小玩意》中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的主要来源。影片的前半部分带有浓重的旧市民电影模式痕迹,但随着人物性格与主演阮玲玉个性气质的合二为一,影片后半部分"母子相见"和"情人相见"两场戏的处理,是左翼电影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得以迸发的成功范例。     

试谈鲁迅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贡献

一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对中国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鲁迅定居上海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电影小组,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领导下,曾在上海开展了颇有成就的左翼电影运动。当时,由创造社和太阳社联合成立的“艺术剧社”,第一次喊出了建立中国的“普罗电影”的口号。在艺术剧社左翼文艺工作者涉足电影文化领域的同时,鲁迅也开始了对中国电影现状的关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鲁迅从广州     

新市民电影：左翼电影的高级模仿秀——明星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的《船家女》读解

《船家女》对社会批判的改良色彩表明,1935年的新市民电影在更多继承旧市民电影的传统题材、审美趣味的同时,及时利用、吸收电影新技术（有声技术）和左翼电影的思想元素,并迅速地和有选择地将其转化为市场卖点,多从庸常的表述和展示世俗生活的角度注重影片的艺术性和趣味性。     

《马路天使》:新市民电影的经典之作——基于左翼电影和国防电影背景的审视

《马路天使》的新市民电影属性,决定了影片中左翼电影思想元素和国防电影(运动)背景的表现。而影片对视听语言中歌舞元素尤其是主题曲的强化运用,不仅巩固了新市民电影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的主流地位、扩大了其世俗主题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更重要的是,其经典制作模式和承载的民族精神,成功地避免了战争对陷期区电影民族文化及风格的摧残,为战后中国国产电影的快速复兴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基础。     

旧市民电影:1930年代初期行将没落的中国主流电影特征——无声片《银幕艳史》(1931)简析

旧市民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主流的唯一代表,其文化传统性、道德教化性、低端娱乐性以及社会批判立场的保守性等方面的特征和体现,使得它在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电子影像版的同时,又是后来一切新电影形态生发和各自前行的基础。前两年才向民众公映的《银幕艳史》再一次证明,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的这部无声片是旧市民电影行列中的又一个新证据。     

旧市民电影：1930年代初期行将没落的中国主流电影特征--无声片《银幕艳史》（1931）简析

旧市民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主流的唯一代表,其文化传统性、道德教化性、低端娱乐性以及社会批判立场的保守性等方面的特征和体现,使得它在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电子影像版的同时,又是后来一切新电影形态生发和各自前行的基础。前两年才向民众公映的《银幕艳史》再一次证明,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的这部无声片是旧市民电影行列中的又一个新证据。     

抗战时期重庆电影运动管见

继三十年代左翼电影运动之后迅速兴起的抗战电影运动,发扬光大了左翼电影运动未能充分显现的民族革命精神,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发挥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回顾探讨这段电影历史,以史为鉴,或许能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上海文化与左翼电影

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在上海的诞生、发展与辉煌,是中国百年电影史上一个有趣而奇特的现象。作为革命话语的左翼电影与充满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融为一体,并被上海大众欣然接受,革命话语甚至构成了上海文化景观中最流行、最时尚、最前卫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实,这一现象的产生正是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复杂因素纠结、博弈的结果,这里既有斗争也有妥协,既有对立也有折中,既有固守也有融合。上海文化正是以它开放、多元、兼容、大众、商业的独特气质赋予左翼电影合理存在的基础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上海文化的商业性与大众性赋予它生命底色,在上海文化氛围中左翼电影以清新、真实、生动的气息和现代与传统、强健与进取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成就了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关于《夏衍的文学历程》

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夏衍是一位以左翼文艺运动的活动家、戏剧电影运动的先驱者而著称的。从二十年代末叶登上文坛,沈端先——夏衍的名字便与无产阶级文学,特别是革命戏剧电影联系在一起。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积极参与一系列国统区左翼进步文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广泛地团结、联合一切进步的作家艺术家,为确立和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而不懈地努力。同时,夏衍又是长期从事革命文艺实践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无产阶级作家之一。在戏剧、电影、报告文学、杂文、小说、文艺理论及翻译等多种领域,他都有过出色的成就,以大量的优秀作品给革命文艺开拓了广阔的阵地,争取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     

上海文化与左翼电影

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在上海的诞生、发展与辉煌,是中国百年电影史上一个有趣而奇特的现象.作为革命话语的左翼电影与充满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融为一体,并被上海大众欣然接受,革命话语甚至构成了上海文化景观中最流行、最时尚、最前卫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实,这一现象的产生正是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复杂因素纠结、博弈的结果,这里既有斗争也有妥协,既有对立也有折中,既有固守也有融合.上海文化正是以它开放、多元、兼容、大众、商业的独特气质赋予左翼电影合理存在的基础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上海文化的商业性与大众性赋予它生命底色,在上海文化氛围中左翼电影以清新、真实、生动的气息和现代与传统、强健与进取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成就了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论“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及其所受苏联影响

在“十七年”电影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主流观念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历史的真实”,主要不是指具体历史事实的真实,而应该是历史“本质的真实”或“革命的真实”。“十七年”对“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题材内涵的这种理解,深受苏联同类题材电影的影响。而且,“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学习、借鉴的主要是苏联“解冻”之前的同类型影片,而“解冻”之后出现的“新战争片”则影响甚微。     

左翼作家的革命情结研究

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源于现代化的焦虑与渴望,在苏联革命的启示下,他们选择了由革命而走向"现代"的道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过程。这种革命情结在政治的肯定、诱导下逐渐定型、僵化。从革命视角出发,左翼文学中出现了贬低知识分子、美化工农的倾向,造成了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错位。     

从“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发生看其历史合理性

本文探寻了1930年代发生的“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主客观因素,认为“左翼电影文化运动”首先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当头的必然事件;其次是中国共产党谋求文化领导权的政治需要;再次是左翼知识分子实现社会革命理想的艺术实践.因此,本文认为尽管“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有一些过激偏向,但即使是“去意识形态化”批评也无法否认“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历史合理性.这对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认识,对中国电影文化现状的思考都是有重要参考意义的.     

从《生存》到《鬼子来了》的影像建构

［摘要］影片《鬼子来了》是根据龙凤伟的小说《生存》改编拍摄的。小说《生存》主要探究的是人在战争下的个体命运,而姜文在原著关注个体命运的基础上,运用其独特的电影叙事手法进行大力改编,形成浓郁的“姜文风格”电影,成为抗战革命题材电影的另类电影,为中华民族百年抗战史增添了一笔以全新角度再现历史真实的文献资料。论文从解读小说开始,过渡到对影片的探究,着重探究姜文《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的改编策略,进而去研究影片的叙事特征。     

1936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

《新旧上海》是"明星"公司始终贯彻的新市民电影制作路线的结果,它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以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和突破时期的滋养和补给。新市民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它一贯平和的方式、从市场卖点的角度吸纳和借鉴左翼电影元素并且世俗地表达,所以它更热衷和擅长展示与张扬温情的一面,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新市民电影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元素进入1936年后,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左翼电影有深度但相对没趣味、新市民电影又单纯注重趣味却常常缺失思想的症结。     

试论山西抗战题材电影的新突破——以《保卫人祖山》为例

《保卫人祖山》是由山西作家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拍摄的大型抗战题材电影,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献礼影片,它不仅继承了抗战电影的优良传统,同时还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创新。这部电影一改过去同类影片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切入点,立足山西本土特色,在叙事方式、人物形象塑造和影像表达等多方面都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论新时期银幕上的毛泽东形象

在新时期的电影银幕上,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一直是许多电影艺术家、电影观众所热心关注和向往的焦点之一。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对毛泽东形象的塑造大致历经了四个明显时期,即偶像符号时期、动态表现时期、外在典型化表现时期、内在心理剖析时期。每一时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特有的艺术审美特征(包括局限和不足)。并且,这类题材影片的创作正在不断丰富、深入和完善,其前景颇为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