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胸襟：关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

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都是政治大动荡中,为寻求文学的解放和自由而发生的,都是大变革、大转型之中的文学,且都具有开局的性质。但是,前者具有政治、思想、文化、历史全方位的视野,而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却是囿于政治的眼光,缺乏历史的观照。寻根文学和朦胧诗虽有历史的视野和中西方的观照,却又缺乏政治的热情和参与精神;前者描写的是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的问题、性格和心态,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的视点却只是政治路线,而寻根文学和朦胧诗却又往往囿于文化方面。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学的胸襟要比新时期文学宽阔得多,因而它的影响也要大得多。由此说明,我们的作家不但要有对于国家前途的牵念。还要有纵观历史、眼望世界的气概,当然还要坚持文学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五四”时期傅斯年文论中的论述策略及文学革新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文论中有意采取面目模糊的文学定义,背后隐匿了其新文学观的论述策略,即借助歧义丛生的文学定义,获得"文学革新"的自身合法性,进而阐述文学革新观。傅斯年把现代文学变革放置在中华古典文学演变的大语境内,以历史的变革惯性来论证"文学一物,不容不变";没有割裂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而是利用古典文学内在变革的规律,规训和证明新文学的存在,得出文学的进化与革新是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要求这一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文学革新观的内在特质突显了文学的"时代精神",从而使文学与时代、社会建立紧密联系,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文以载道"。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阶层的自我边缘化思想——以瞿秋白为个案

五四时期,新派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阶层弱点、社会地位与功能的思考,不仅改变了自我阶层认知,也在重塑着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形象,他们主动参与甚至推动了自身阶层的边缘化。瞿秋白的思想证明了这一点。具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瞿秋白思索了士阶层没落的多种原因;剖析了"士"、过渡时期的"文人"、新兴知识分子三类知识分子形象,对他们的特点、社会角色和功能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他还将知识与劳动的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排序。瞿秋白的知识分子观和知识观传播开去,从理性上、理论上推动了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自我论证与社会认知。     

文人社团与五四新文学

文人社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特有的文学现象,文人集结以“社团”的形式对旧文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以“社团”形式的新文学创作迅速地巩固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使得新文学在很短的时间内站稳了脚步,促进了现代文学成型;在社团与社团的“对话”之中拓展开了新文学的形式、内容、发展方向及其艺术表现手法,构建出新文学的主体轮廓,“社团”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新文学作家的心理障碍,加速了新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然而社团也以“集体”的形式遏制了社团同仁有可能的自我发展潜力,在不自觉中形成“社团暴力”。     

五四新文学源流再追溯

关于五四新文学的源头,历来众说纷纭。在充分考虑文学历时性因素的基础上可以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源头应该追溯到明朝中后期的思想解放,原因如下:第一,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看,明朝中后期传统的文学观念开始受到冲击;第二,从价值观念看,明朝后期以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的兴起预告了一个思想大解放时代的到来;第三,从中西方文化交流看,中国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接触西方文学,到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直接影响了五四一代对西方的态度;第四,从人本意识层面看,明朝中后期王阳明、李贽等人思想的解放给文学界带来了一股人文主义思潮,"人之子"开始逐渐"觉醒"。     

论辜鸿铭与五四新文学

作为批评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话语之一,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对辜鸿铭的话语资源背景不熟悉,对其话语理论缺乏了解,以及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文章大多用英文写成而且刊发于口岸外文报刊.迟至今日,仍然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必要地"强调"辜鸿铭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则显示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应有的"盲点"或文学-文化视野上的缺陷.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欧文·白璧德、<学衡>知识分子群体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在批评的话语资源背景以及实践语境诸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这种思想的关联性的被"发现",不仅将有效地平衡"学衡"派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叙述,而且还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反自由主义"思潮上推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辜鸿铭那里,并使得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化批评已经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世界性"和"现代性"特性.     

“五四”以来女作家群的女性文学

本文从“五四”时期到新时期文学这一历史阶段,对女性文学的产生、发展、演变进行了探讨,从而勾画出一条耐人寻味的嬗变演进轨迹,即女性文学的性化——異化——回归和无性化.作者认为:女性文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又回到她自身规律上,这不是一种偶然,是作家主体意识加强,文学摆脱政治的羁线回到自身规律的一种必然趋势.女作家大可不必为自己作品纤弱、柔美而不安,她是一种审美的表现层次,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她们完全可以自信乐观地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个性,这才是女性文学的归宿.     

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关系研究述评

在如何理解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之间的关系上,建国后"十七年"与新时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十七年"中,五四新文学传统逐渐被革命化,革命文学传统逐渐被强化,从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联系;在新时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革命色彩逐渐被淡化,其地位一路飙升,革命文学传统逐渐被消解,从而在二者之间形成了"背叛与倒退"的历史联系.但两个时期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只是在学术界不占主流地位而已.这一变化可以从两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五四"文学革命与瞿秋白的新诗创作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推动下,胡适、郭沫若等人开拓了新诗创作的道路,并取得了重要的实绩;但是同样为＂五四＂新诗作出重要贡献的瞿秋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瞿秋白＂五四＂时期创作的20多首新诗,属于＂遵将令＂的创新之作,不仅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初步探索出自由体新诗的形式特征,其地位和作用是应当重新加以认识和肯定的。     

心灵的告白与忏悔－论“五四”自剖文学的别样形态

“五四”新文学重要形态之一的“自剖”文学 ,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郁达夫式的创作之外 ,另有一批“五四”作家具有相当的自剖文学创作份量 ,且带有鲜明的风格差异 ,坦露自己时或采取女性作家所惯有的委婉曲折的心理描写 ,既不涉及“恶德丑行” ,也没有一般社会尚能相容的道德欠缺 ;或采取一种深刻的心灵忏悔与告白 ,但不涉及个人的私生活领域 ,把作品限定在一般社会道德所允许的范畴。我们把这一批作家的创作称为自剖文学的别样形态     

两次伟大的“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五四新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 ,人们很少将注意力投注于意大利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中。本文旨在通过“文的自觉”和“人的发现”两个方面 ,考察五四文学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文学的影响 ,从而比较探讨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学的价值意义。     

试论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性

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五四新文学 ,并对五四时期一些重要作家的创作进行分析 ,进而认为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在于消解以儒家文化为表征的父权文化 ,而力图建构女性神话。正是对女性个性生命欲望的关注 ,才极大地赋予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由于五四新文学的这种现代品格 ,使五四文学话语迥异于以往旧的文化话语 ,五四文学话语不仅以白话文出现 ,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欲望话语     

"进化论"与五四新文学

进化论在近代传入中国时,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新文学先驱们的救亡情结使得西方进化论的渐变思想发展成了近代中国"单向直线的一元整体思维".在这种新胜于旧、"后胜于今"的思维模式之下,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文学都染上了浓重的激进色彩,其中文学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作家到作品,从理论到实践,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我们都能感受到新文学激进昂扬的主旋.     

再论“五四”浪漫感伤型文学——以前期创造社为中心

"五四"时期,以前期创造社为中心的浪漫感伤型文学风行一时,它抒写了一代知识者在追求新生的历史进程中感时伤世的真诚歌哭,彰显了现代中国民族与文学在大转型的历史青春期所特有的生命质地与情感色彩,并以追求自由的本质与情感解放的启蒙路向,以及大异其趣的美感意识和美学风格,完成了对于文学性的追求与表达,在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学景观的同时也昭示了契合时代特征的价值和意义。     

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瞿秋白"五四"观的出发点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文学书写事实上已非关乎文学本身,而成为各政治派别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阐释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媒介.在1931年重返文坛的瞿秋白看来,文学问题也同样是政治问题.要解决"左联"内部存在的问题,要实现左翼作家的真正团结,必须实现思想的清理.从文艺的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出发,瞿秋白初步确立了"五四"认知模式中的革命话语范式.     

"西化"想象与五四新文学形成的历史描述

对于五四新文学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现象我们绝不能够忽略,那就是在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西化"想象.这种"西化"想象通过对"启蒙"、"为人生"的偏差认知和错位阅读以及"东洋"式的接受,对西方话语进行转译、批评、利用、重塑,从而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复杂多源的母体形态.     

互文性视阈下审视古典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在"全盘西化"虚影下片面认为五四新文学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以致造成文化"断裂"的说法失之偏颇。事实上五四新文学作家虽表面上对中国古典文学持否定态度,但在否定中是有肯定的。在西方互文性视阈下,古典文学的艺术手法、中国古代高度入世精神和愤世嫉俗的感情等方面明显看出中国古典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互文性影响。     

论鲁迅小说创作与“五四”文学观的错位

鲁迅创作与“五四”文学理论的错位主要体现在形式、内容和时间三个方面。形式上,白话文运动的推广带来了文学工具性的重蹈,而鲁迅的小说创作在实现通顺明白的目标之外,还以多样化的文学样式探索文学的本体性发展;在内容上,新文学的建设是以反叛传统为起点的,但在鲁迅小说中,传统文化以其巨大的吸附性赋予了人物斩不断的民族劣根性,从而造成了中西方文化的话语断层;在时间上,鲁迅虽被誉为“新文学主将”,但他在文学理论的初创期并不十分活跃,其文学创作滞后于文学理论的提出。     

台湾新文学与大陆“五四”新文学的渊源——兼论其融入文学史写作的现状与期待

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文学概念,台湾新文学有着深厚而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学这一有机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的延续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经过大陆学者近30年的学术研究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台湾新文学在＂融入＂大陆学者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上,还留给研究者更多的学术期待。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与“五四”文学理念的建构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是其“五四”文学理念的重要基础,它不只是改革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文字工具,还具有着“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启蒙的巨大价值,对中国现代文学及更广阔的思想改革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