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成就 光辉的未来──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之前,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称之为科学的民族理论;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成功的解决民族问题。 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走过了八十年的曲折历程,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从中可以得出三个历史性的结论：第一,实践证明,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第二,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是成功的;第三,中国的民族关系是最好的。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科学理论,后由列宁、斯大林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后经中国共产党的自觉传播和接受,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来源.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正式诞生.它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毛泽东、邓小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为主干和基本构成部分,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并成为中国民族研究学科的理论指导.     

第二讲 56个民族意志的凝结(上)——我国的民族立法

从“法制”所包含的内容可知,立法乃是法制之始.我国的民族立法凝聚了56个民族的意志和智慧,它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新中国民族立法概览新中国民族立法的起步与共和国的诞生几乎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族立法的开始.其后40年里,我国的民族立法走过了一条坦途与坎坷交替的道路.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这是民族立法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党和国家对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给予了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实践

民族政策作为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开疆拓土、治理民族地区和管理少数民族的工具,早在中国奴隶社会就已萌芽,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新中国成立,才真正出现并实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析读近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起点

<正>毋庸置疑的是,现代中国开创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多民族国家建设道路。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价值与社会主义制度、倡导合和的中华民族传统相互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神奇色调。然而,解读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与实践当从析读中国近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念起步。从政治学的视角理解,民族国家诞生于西欧,是继宗教普世国家、王朝国家之后的一种国家形态。与前两种国家形态相比,民族国家的     

民族工作四十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新中国百废待兴,民族工作任务繁重。遭受历代统治阶级歧视压迫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安危冷暖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他们的政治权利受到尊重。此时,亟须加强中央的民族工作, 为此把我从基层调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我是新中国诞生后最早进京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朝鲜族干部之一。     

商民族来源新说

<正> 中国在上古时代有两大显族,即夏族和商族。这两个民族是构成古代中国民族的两大主干。其中夏民族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是由诞生于今山东一带的远古人类演化来的,后来这个民族就在今山东境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 而商民族的来源却颇成问题。因为商民族的文化与中国的土著文化有太多的不同,而与巴比仑文化(即苏美尔·阿卡得文化)相同或相通之处甚多,所以外国学者波尔从语言     

我国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保护浅谈

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各族人民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也从根本上扫清了少数民族享有各项权利的内外障碍。白那时起，党和国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总结历史上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保护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民族研究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民族研究事业郝时远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转折点。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诞生，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就开始探索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首届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研讨会”纪要

由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和云南省民族理论学会主办、云南省中国西部研究发展促进会跨界民族研究课题组承办的“首届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研讨会”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５—２０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５５人,会议收到论文３５篇。开幕...     

鸡眼型葡萄球菌病的诊断与防治

本文仅就一起群发性的鸡眼部疾患进行了流行病学、临床病理学以及微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该起鸡病的病源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是单纯性眼型葡萄球菌病．疾病的发生与鸡舍卫生恶劣以及曾因罹患过传染性法氏囊炎而造成的机体免疫功能低下密切相关．     

神圣与世俗:人类学仪式与社会研究

仪式与宗教学派研究聚焦于宗教的起源与仪式的本质问题,而仪式与社会学派则重视仪式的角色和功能的问题,即仪式的社会功能.他们关注仪式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而存在,并如何去影响社会组织.他们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学仪式,把高度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安身立命的独门绝技,使人类学仪式研究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人类学仪式研究在荒谬中寻找逻辑的岁月一去而不复返.     

The Rohingya Crisis: The Centrality of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Rohingya refugee crisis, especially in the aftermath of August 2017 violence which led to the exodus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cross the border to Bangladesh. It analyzes the three-stage-plan proposed by China and the repatriation agreement between Myanmar and Bangladesh and argues that ethnic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issues are fundamental to the Rohingya conundrum. Without addressing these core issues, which thus far have been paid little or no serious consideration, there is a danger of recurrence of violence. While the Myanmar authorities are ready to address some of the immediate concerns, such as providing accommodation and food, evidences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the political will, at least at the moment, to address the core issues of ethnic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as well as the related security concerns.     

The Monster and the Mother：The Symbolism of Disaster

Whether a society encompasses few people or multitudes , whether its landhold is remote and its records without letters or its reach global and its renown etched in ink , disaster con-tradicts its me...     

比喻:《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的共性修辞

《伊利亚特》与《格萨尔》两部史诗最为鲜明的共性修辞是比喻。明喻和博喻又是两史诗最为典型的比喻类别。从比喻修辞在两史诗中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到其不同史诗风格的区别:《伊利亚特》强调的是为细节真实而做的精雕细刻式的写实描述,注重动态性过程,反映的是逻辑严密的理性思维,中心是以时间贯穿着的叙事性;《格萨尔》重在为情感抒发而做的写意描述,喻体多而描述短,名词性多而动态性少,注重氛围营造,体现的是方方面面都被兼顾到了的空间思维中的抒情性。     

匈奴的语言属性——来自考古学和人种学的线索

语言学家对匈奴语言的归属见解不一.我们认为,语言属性和体质类型研究是密不可分的.研究表明,在体质特征上,外贝加尔的匈奴人属于西伯利亚类型的人群;天山地区、阿尔泰地区的匈奴人群属欧罗巴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并混杂着部分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中国先秦时期非匈奴人群显示出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蒙古东部地区和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组群与阿尔泰地区的匈奴组群之间相对聚合,但彼此间仍旧存在明显的形态上的差异性.这种复杂性暗示匈奴在民族语言形成的过程的不同的阶段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语言融合现象,外贝加尔地区为中心的匈奴主体可能在语言上更加接近蒙古语,而中亚地区的匈奴人群可能操以蒙古语为主,夹杂其他语言特别是突厥语的混合语言.     

魔兽与母亲——灾难的象征论

1991年10月发生在奥克兰地区的大火灾造成25人丧生,6000多人无家可归。幸存者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这场灾难的认识,其中凸显了有关自然与文化、有序与无序、时间与空间以及传统的男女性别区分与生死等二元结构,尤其是对作为自然象征的母亲与作为灾难象征的魔兽二者之间的对立显示了自然与非自然力量的对比。人们为了解释灾难的去而复来,甚至认定灾难的发生是早已注定的、循环的,从而肯定了上帝对于自然灾害发生的控制权,由此,毁灭者也是创造者。奥克兰大火中隐含着如建筑材料的不当使用和居民区的不合理规划等技术性因素,因此其可部分归结为技术性灾难。而由于技术性灾难产生于一个文化的竞技场,而不是自然自身的,在这种情况下,能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合乎情理的灾难意象或隐喻非常少,因此,技术性灾难不会流变为神话,而是作为永远的历史而存在。综观上述过程,灾难被重新界定为＂创造性的毁灭＂,从而被赋予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美。尽管并非所有的文化都会以上述方式去象征地表达灾难,但所有的文化在描述与解释灾难时,象征都将会是他们行动的一部分。这些象征的建立缓解或消解了灾民对于灾难的恐惧,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灾难多发区的居民大多不愿意搬迁。     

"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

本文认为 ,2 0世纪最后 2 0年 ,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的学术层次上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 ,是我们急功近利地使用了概论教育的方式 ,培训了大批没有学术素养的准研究工作者 ,他们的概论思维模式在带来学科的表面繁荣的同时 ,也危害了学术的发展     

古代西域玻璃器物及工艺的输入与影响

古代中东地区是玻璃生产的主要发源地.由西域地区输入,且深受古代中国人欢迎的、光亮透明的玻璃制品,大多来自中东玻璃生产中心及其技术辐射的波斯和中亚地区.由于古代中国玻璃制造业水平较低,魏晋以来在大量输入西域玻璃制品的同时,也注意引进西域地区先进的玻璃制造工艺,并于中国仿制生产,乃使得古代中国玻璃制造水平渐趋成熟.     

民族社会工作:发展与文化的视角

本文简要回顾了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成果,区分了民族社会工作与民族地区工作。根据我国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族群)面临的问题,阐述了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视角和文化视角,并以经济发展、文化持守为向度,以群体(族群)、个人(家庭)为层次,建构了民族社会工作的任务结构框架,同时指出我国的民族社会工作应具有发展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