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民间信仰

在权衡狭义与广义神话概念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民间信仰角度界定神话的思路,认为神话是以民间信仰对象、观念和仪式为基本原型,借助于民间信仰活动而传承的神圣的叙事.神话主要产生于原始社会,并延续至人类文明时代.     

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

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布朗族民间信仰与差异化族群关系的建构——以老曼峨村为个案

以云南省勐海县老曼峨村为个案,介绍布朗族与周边的傣族、哈尼族、拉祜族村寨的族群关系,分析当地布朗族如何根据主观选择,将民间信仰作为建构差异化族群关系的手段和工具。     

城镇化建设与民间信仰嬗变关系——以黔西南地区为例

城镇化及其工业化建设在一些地域、一些层面上打破了黔西南山地“文化圈”的传统,也在一些地域、一些层面上打破了黔西南民族地区民间信仰“祭祀圈”的传统,使得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城乡结合部,成为讨论黔西南城镇化建设民间信仰嬗变关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民间信仰”的重新界说

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应将＂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区别使用,尽量使用＂民间信仰＂这一学术术语而不要采用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封建迷信＂一词,应主要采用＂民间信仰＂来概括现代社会中的民间仪式活动但又不要否认其中可能存在的巫术遗留或巫术倾向。＂民间信仰＂可以重新界定为：与制度型宗教相对应的一种宗教类型,由广大民众（包括城市和农村民众）基于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祖先、神、鬼及风水、阴阳、命运等神秘力量）的信奉而进行的祭祀、崇拜、占卜、禁咒、灵魂附体等各种形式的仪式活动,这种仪式活动可以发生在家庭、祠堂、登记或未登记的宗教场所内。在＂民间信仰＂这个大概念基础上应提炼出更具分析性和指导性的＂小＂概念。只有经历一个类型学比较研究阶段,才能最终完成认清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之宏愿。     

理路与秩序：民间信仰研究的二维视角——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和谐角度看民间信仰研究

以往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大多从国家与社会、小传统与大传统、小历史与大历史等角度进行论述说明。还可以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和谐,即从内在理路与外在秩序两个方面对民间信仰的发生发展着手进行研究,以期实现学术与生活的对话与交流。     

理路与秩序:民间信仰研究的二维视角——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和谐角度看民间信仰研究

以往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大多从国家与社会、小传统与大传统、小历史与大历史等角度进行论述说明。还可以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和谐,即从内在理路与外在秩序两个方面对民间信仰的发生发展着手进行研究,以期实现学术与生活的对话与交流。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一方面,经济发展促成了祠庙、会馆等信仰中心的大量兴建和兴盛;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神、水神、财神等神灵被大量崇祀;手工业的繁荣使行业神崇拜尤为兴盛.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会以各种形式反作用于清代地方经济.祠庙、会馆的兴建促进场镇的形成和繁荣;不断积累的祠庙经济日益成为地方经济体系的重要补充;异常突出和活跃的庙会、迎神赛会对于地区经济交流和商业的发展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开发格局也同样是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     

论旅游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

中国民间信仰对旅游业发展中的多个方面如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观建设、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等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当前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给民间信仰的流传、发展与演变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深层关系,既可拓展中国旅游文化研究的内容,又能为当前正确处理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民间信仰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藏戏与藏族的民间信仰

藏戏作为藏族人民创造的艺术明珠,虽然散发着浓郁的藏传佛教气息,但苯教信仰在藏戏的构思结构、人物情节中得以充分表现,藏戏与藏族的民间信仰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被“社会政策”悬置起来的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民间信仰及其得以正确社会定位之困难,使得民间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而难以体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尽管很多地方参照了《宗教事务条例》,试图对民间信仰进行有效管理,但民间信仰政策的不统一及其管理主体的不确定性等,导致民间信仰在其民间社会的表达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民间信仰大多被卷入到"非遗"文化建设,成为新农村文化及地方经济发展诸多热潮中的一种依附关系,深入其中又缺乏其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更缺乏社会政策方面的有效支持,最终形成了被社会卷入、却又被社会政策悬置的存在形态。其实质在于,既缺乏一个统一而行之有效的民间信仰政策支持,又缺乏国家法律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定位。因此,本文认为的民间信仰社会化建构路径,并非制度宗教的指向,即进入到"五大宗教"才能具有合法性,而是从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出发,将民间信仰与社会建设统一起来,建构一种自立自在的民间信仰型组织,才是当下民间信仰建设之题中要义。     

顾颉刚与民间信仰研究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家,在古史研究、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也同时贯穿在上述研究中,他把神话与史料、实地调查所得相结合,把民间信仰纳入到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框架中,目的是把握民众的思想,从中找到中华文化之根,唤醒民众参与到救亡图存运动中来。     

论侗族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

侗族民间信仰具有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社会系统正常运作以及调节信众心理、加强文化传承、促进信众交往娱乐等社会功能,是建设和谐侗区的传统文化资源之一。侗族地区各级政府应加强引导、合理干预,既充分利用其正向功能,又合理规避其负向功能。     

社会资本视角下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以闽东陈靖姑信仰为研究对象

民间信仰是在历史长河中,由民众自发形成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在我国广大农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通过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出发点在于尽力对以往研究进行深化,从而加深对乡村治理问题本身的把握,以期对优化乡村治理模式提出更好的发展方向。     

当代民间信仰的社会服务研究——基于湖南省浏阳市的专题调研

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一样是我党的重要统战对象,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支重要统战力量。该研究的实地调查实施于2010年3月至2013年8月之间,曾对浏阳各地至少20多处民间庙宇进行过调查访问,尤其是对仙人庙开展过前后共计五次重点个案调查。浏阳市民间信仰的专题调研表明,当前民间信仰的社会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公益慈善服务;（2）聚众娱乐服务;（3）道德教化服务。调查也发现,民间信仰在发挥社会服务功能过程中存在四个方面亟待解决或有待改进的问题：（1）民间庙宇在公益慈善服务中的被动性问题;（2）民间庙宇所聚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均衡问题;（3）部分民间庙宇存在的非民主管理问题;（4）民间庙宇所发挥道德教化功能的薄弱问题。创新民间信仰社会服务事业的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1）加强民间信仰参与社会服务的理念教育;（2）转变与提升民间庙宇的管理模式;（3）强化对民间庙宇管理模式的监管与引导。     

民间信仰与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

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要素,祠庙、会馆所体现的民间信仰在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移民入川之初以会馆为舞台、以神灵为媒介而进行的对抗与融合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对等交流和移民试图融入新的家乡的愿望,清代中期之后会馆祀神出现的分祀、兼祀、合祀甚至改祀等情形体现了移民和土著通过神灵信仰实现社会整合的努力,而清代后期会馆、祠庙纷纷改祀、兼祀关羽的情形则充分说明了移民社会走出狭隘乡土的局限和移民社会整合的实现,同时反映了巴蜀文化的开放性和试图融入全国的努力。     

新马早期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初探

东南亚华人社区流行的华人信仰,其源头就是历史上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地区早期华人社会组织机构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民间信仰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也广泛根植于新马早期华人的社会生活之中.     

湖湘民间信仰的多元建构

湖湘民间信仰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本文通过历史分析,考察湖湘民间信仰建构中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渗透与互动,进而完成民间信仰的多元建构问题。     

壮族民间信仰天地善院与“中国梦”关系探析

壮族民间信仰天地善院蕴涵了精神寄托、道德培养、维护稳定等与当代壮族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因子,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多元与和谐：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一个村落民间信仰的实证调查

无论从宗教哲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学术界对中国各类宗教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然而,在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是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存在,却很少人作过正面的研究和解答。通过对一个福建山村社区长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多元共存与和谐共生是当前中国民间信仰的最基本的生存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