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奔康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运用新经济地理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分析“三区三州”贫困的特殊性、“三区三州”的禀赋特征对贫困的影响,发现通过提升禀赋结构可实现减贫与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不异地搬迁的村组应考虑就地发展,切实提高农村幼儿教育、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水平,产业发展中要厘清发展主体、产业选择和发展方式,以及民族文化产业是分散发展还是集聚发展的问题;易地搬迁村组应整村搬迁、集中居住,搬迁与景区建设相结合,与城镇化相结合,与特色小城镇建设相结合,把民族文化融入异地搬迁并实现产业化。在精准扶贫方面,扶贫政策设计要考虑激励相容,实施贫困家庭振兴计划;理解贫困群众行为逻辑,体现精准帮扶的因势利导和顺势而为;完善社会保障/保险,实现分层次的社会救助与保障。     

民族贫困地区驻村扶贫调查与思考

驻村扶贫是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的新时期,驻村扶贫一定要总结经验,创新思路,努力实现精准帮扶,促进贫困村精准脱贫。     

西藏扶贫:文献综述及研究展望

1995-2019年中国知网关于"西藏扶贫"的文献统计,从时间序列上分析,1995—2011年,呈现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2011—2013年,出现小幅度上升的态势,2014—2016年,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2017—2018年,再次呈现上升态势并出现研究热点;从研究内容上分析,主要包括扶贫政策实施历程梳理、贫困特征和致贫原因、面临的问题、制约因素、脱贫攻坚的创新路径等方面。2020年后,西藏贫困治理应重视返贫问题和相对贫困问题;重视扶贫绩效测评及评估纠偏;实现与其他公共政策的有机衔接;重视直过和人口较少民族贫困治理;重视经验推广和应用实践。     

西南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是传统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后脱贫时代的脱贫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脆弱的农户生计资本、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未形成规模优势的农业生产、反复无常的疫情风险等,给巩固脱贫成果和全面乡村振兴带来挑战,西南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依然存在。与个体农户的家庭突发风险不同,规模性返贫风险具有涉及人口数量大、覆盖地区广、发生机率高、溢出风险多元及难以防范等特征。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必须以预防为主,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注重扶贫治理的长效机制。规模性返贫风险防范首要积极建立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其次应依托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进行新脱贫人口的返贫预警系统;另外还需在民族地区建构托底发展型的社会政策体系,保障民族地区民生事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最后应建立上下联动的民族共同体发展格局,提升民族地区韧性发展集体规模优势。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机理与路径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要求必须采取超常规的教育扶贫手段才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使贫困群体跨越贫困陷阱。文章从教育扶贫的基本内涵和现实图景出发,指出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应当从主体、对象和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完善,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教育扶贫模式创新为对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特征和贫困群体异质性的教育扶贫模式创新,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不同群体的教育可得性、文化素养、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改善多维贫困状况;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示范效应、邻里效应和回流效应等间接发挥扶贫作用,扩大教育扶贫的覆盖范围和整体效应。因此,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应改革并完善"主体多元化、对象全覆盖、方式多样化"的教育扶贫模式,助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实现高效、高质量的脱贫。     

敲响重锤 尽锐出战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地处祖国西部边陲,这里既是反恐维稳的最前沿,也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全州总人口62.05万人,主要由柯尔克孜、维吾尔、汉等11个民族组成,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5.59万人,所辖4个县市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其中2个为深度贫困县(市),36个乡(镇)中有29个为深度贫困乡(镇),265个行政村中有170个为深度贫困村。2014年至2018年,全州累计退出107个贫困村,脱贫19.89万人,贫困发生率由64.84%降至12%。2018年,有2个县达到贫困县'摘帽'标准。着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高层深度聚焦湘西的战略意义

湘西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省际边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深入湘西考察调研,为湘西的发展把脉定位。分析高层深度聚焦湘西的历史背景,研究国家实施中部崛起的顶层设计带给湘西的发展机遇,我们将更加深刻领会到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影响全国的战略意义,精准扶贫,不让一个少数民族在小康路上掉队是构建民族团结模范区最基本的要求。     

服务经济视阈下民族贫困地区乡村产业扶贫创新研究

服务经济聚集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要素,倡导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引导产业组织变革。基于服务经济理论,文章构建了地方政府、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村两委、公共服务部门、网络平台企业、社会力量等主体之间,在扶贫活动中产业、资源要素需要相互协调与联动的框架,用服务创新民族贫困地区乡村产业扶贫模式。由于民族贫困地区乡村产业经营主体存在缺乏市场深度挖掘、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单薄、参与主体提供市场化服务程度低等问题,需要地方政府营造乡村产业发展服务氛围,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村两委抓实乡村产业服务实体,网络平台企业及社会力量提供专业化服务手段,确保乡村产业发展为扶贫事业提供支持。     

多维视角下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的表征、缘由及对策

我国实现全面脱贫后,推动巩固全面脱贫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接续发展是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而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风险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一直以来,民族地区都是我国组成部分的关键点和薄弱点,也是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易发地区。基于多维视角,发现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呈现出区域性、群体性、联动性等特征,从生态性、政策性、发展性等因素深度剖析其发生缘由,进而从相应角度提出创新民族地区生态扶贫方式、完善民族地区返贫风险治理政策体系框架、建构民族地区新内生发展模式等针对性对策,以防止民族地区发生规模性返贫风险。     

西藏农村的贫困状况与财政反贫困政策

文章首先阐述了贫困的定义和贫困标准等一般性问题,并就西藏执行的贫困标准作了对比分析,进而对西藏农村居民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判断和描述。在此基础上,对西藏农村居民的贫困特征及财政反贫困政策等问题作了阐述,并就相应的政策创新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者语言生活和语言文化适应调查：贵州省兴义市麻山社区的案例

易地搬迁是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搬迁者普遍面临语言文化适应及新的社会身份建构问题。本文以贵州省兴义市义龙新区麻山社区为调查点,考察布依族、苗族易地扶贫搬迁者的语言生活、语言文化适应和新的社会身份建构。调查表明,调查对象在本族内部主要使用本族语,与其他民族主要使用汉语方言,家庭成员使用本族语的比例随年龄降低而降低。多数人基本能听懂普通话,但很少用于交际。扶贫搬迁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环境,为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建构新的社会身份,搬迁者对普通话的社会地位和发展前景有清晰的认识,期望后代最先学会普通话;对本族语的实用功能评价积极;调查对象汉语方言的掌握程度最高、使用范围最广,但对其社会地位、实用功能和发展前景的评价不高。调查对象对移民安置点的满意度总体较高;部分人认为收入降低、找工作难,部分中老年人语言适应和身份转换困难。政府部门应通过多种途径为移民提供多样化的语言文化服务,创造就业条件;搬迁者应克服“等靠要”思想,提升自我发展和汉语文应用能力。     

民族贫困地区多重资本约束下的减贫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一系列扶贫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民族地区贫困有范围扩大的趋势,而且民族地区贫困原因也存在多重性.本文以经济学视角来解读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分析了民族贫困地区存在的多维贫困和多重性特征,指出了利用地理资本和生产资本投入的同时,扩大社会资本投入从而提高生产可能性边界进而达到民族地区减贫目的.更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了民族地区减贫模式创新,在尊重民族贫困地区贫困人群意愿基础上,通过科技投入推动农业产业化、利用银保互动实现民族地区减贫.     

创新是四川藏区扶贫开发的新选择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四川藏区如何持续推进扶贫开发工作,乃是当前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急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首先阐述四川藏区的地位及扶贫开发的历程,然后分析四川藏区扶贫开发工作的现状,并明确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模式选择,最后提出新阶段四川藏区扶贫开发工作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民族地区农村精准扶贫中低保瞄准的分析

精准扶贫五个一批中的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强调的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瞄准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而生活长年困难的农村居民。本文基于两套大样本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对民族地区农村2011年、2013—2014年低保瞄准的精准度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结论有:民族地区农村低保瞄准的精准度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家庭的低保瞄准较之汉族家庭更加精准。由于民族地区农村低保户的确定条件不一定是单一的收入标准,所以根据家庭收入标准可视为低保瞄准脱靶的家庭,如果按照近期的多维贫困标准,有些则仍在贫困标准范围内。2015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民族地区农村低保的瞄准更加精准。     

滦河流域民族聚居区生态贫困的脱贫路径

滦河流域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其中的七个国家级贫困县既是满、蒙传统游牧民族聚居区,又属典型的生态贫困区。滦河流域是以山地为主的河源区,为京津唐等城市的水源区,其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中占较大比例,生产方式依然较为粗放。而历史上由于清代陪都建设、近代人口迁徙、殖民化经济、水环境问题与流域牧业退化,加上“PPE怪圈”与复合型贫困的加剧,对该地区生态造成较大破坏。对此,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并结合学理分析结果,建议适度恢复河运可以使河运与优秀传统生态文明意识的重塑、“自下而上”的反贫困内力的培育、京津绿色生态腹地构建结合起来,从而从根源上实现绿色治贫。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贫开发的历史反思

经过 2 0年的艰苦奋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 ,基本实现了预期的扶贫工作目标。但是 ,全州仍然有相当部分农村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扶贫任务还十分艰巨。本文从全国反贫困战略的角度 ,梳理了湘西州扶贫开发的基本过程 ,评述了扶贫开发的思路和举措 ,总结了 2 0年扶贫开发的基本经验 ,对于推动下一步的扶贫开发工作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