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共档案馆档案》所见清末汕头两次争地始末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汕头开埠。汕头虽然没有专门的"租借"区域,但列强也纷纷采取各种办法在当地设立洋行、医院、教会、学校、码头、仓库等居留地。中国的地方官面对这一变局,不断出台各种章程加以限制,先是在码头和洋行、仓库之间划出一条条"红线",接着对国人和洋人之间的土地交易进行了严格规定。然而,在中外就土地的产权归属和利益争夺展开博弈的过程中,那些人为所划定的红线又不断被突破,这在两次涉及英国人的地产争端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与码头外移同步的是街市的扩展和官海的逐步被蚕食。清末民初,中国沿海很多开埠港口均经历了与汕头类似的历史过程。     

清末陕西延长油矿创办始末

清末陕西延长油矿的试办,是我国近代石油工业之发端,在我国民族工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没有石油工业的历史,填补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项空白,且成功抵制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矿权的掠夺,有效地保护了民族利权。     

论清末广东法政学堂创办始末

1906年由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于广州的广东法政学堂是清末新政时期广东地区创办最早的新式法政学堂,同时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官办性质的法政学堂之一。学堂成立之际,夏同龢任学堂首任监督,他亲定章程、规范办学,初步形成了独特的办学风格,对广东乃至中国近代法政教育产生不可估量的历史影响。后因民国代清,广东法政学堂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陈融担任首任校长。     

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

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自始即有地方绅权伸张的背景,1900年广州绅商最早设立巡警局。针对地方绅权的扩展,广东官方一面积极参与巡警的创建,力图控制新兴的警察力量,同时又设法利用新的警察制度收归原有的地方团练。而官方的过多干预,却挫伤了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因为经费等问题,广东巡警之创建并不顺利,成效不彰;又因为盗匪问题,地方团练反而得以发展。1907年“警保局”在省城出现,官权不得不向绅权让步。     

巴金在汕头

1938年7月19日,巴金在汕头作短暂停留,以书信的形式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在《少年读物》刊发。这可以算是巴金与汕头的一次亲密接触。67年后,汕头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巴金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这可以算是巴金与汕头的第二次亲密接触。     

提高汕头开放水平研究

提高汕头开放水平,与汕头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密切相关。研究认为,开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向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开放水平,这是汕头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汕头依海而立,靠海而兴。海洋文化与开放,创新,进取,敢为天下先的潮汕文化内涵一致,与汕头开埠以来创造的辉煌一脉相承。开放是汕头的性格;开放代表着汕头的过去、现在、未来;打造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提升开放水平——这是汕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选择。     

近代汕头港与枫溪瓷业——以汕头瓷商公会为中心

1860年汕头港开埠,以及东南亚等国的经济兴起,带动了潮州陶瓷产品的输出。枫溪陶瓷通过汕头转口贸易港运销各地,其中汕头瓷商公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枫溪瓷产区通过引进新材料,改良产品品质,在实业救国等爱国运动中,与欧日洋货展开市场竞争,打造出中国瓷品·枫溪厂制的区域品牌。这一时期,枫溪瓷业的发展成为近代潮州窑的重要代表。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清末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使其统治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商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商事立法.实际上较多地仿效了日本1899年的商法模式。其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力求度过危机,重固统治。清末的商事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商法貌合神离,它根本不可能冲破封建的羁绊,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轨道。     

汕头开埠以来的华侨投资

汕头是全国著名侨乡，开埠以来百余年的建设和发展，都与华侨的大力投资分不开。本文以丰富的资料，论述了汕头开埠以来华侨华人投资的特点和发展变化，并进一步根据汕头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认真研究侨情、侨力、侨心，重视信息网络，做好引资工作的见解。     

清末民国工商团体创建新式学堂的实践及特点

作为20世纪上半叶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商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清末商会成立后,形成了以商会为中心的工商团体网络,商会在自身创建新式学堂的同时,还积极鼓励和支持同业团体、旅外商帮等工商团体参与兴学活动,清末民国时期的工商团体创办了数量可观的新式学堂,并呈现出鲜明特点。     

清末练兵处的设立及其绩效与不足

练兵处是清末新军编练的领导机关,它对清末军事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陆军近代化的重要一环。练兵处设立的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清朝中央政府欲统一事权、统一规划,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日俄战争后严峻的国际形势使清政府从军事层面考虑应对措施,以缓解危机。练兵处的设立,虽取得相应的成效,但由于其内部的角力和争斗以及中央练兵处和地方尖锐的矛盾,因而削弱了其绩效的发挥,并最终对清末政局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清末的官运局

官运局作为清末盐政运销体系中的重要机构,学界对之缺乏深入研究。官运局是省一级的盐政机构,其机构设置以全省盐务总局为中心扩散至地方,采取官运商销模式管理盐政。其设立酝酿于山东,光绪三年正式成立于四川,在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管理整顿之下颇有成效。光绪三十四年起东北吉林、黑龙江两省办理盐务官运。吉林采取官运商销之法,黑龙江则商销与官销并行。其他省区也有官运设局办理之法。官运局对清末盐政改革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确保百姓食盐供应、增加赋税收入和疏通河运等方面,但也存在诸如捐局林立、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等弊端。     

论晚清官办工艺局所的兴起和历史作用

晚清官办工艺局所的兴起和发展,主要是在清末10年间。兴起和发展的推动原因,主要是振兴实业、挽回利权;养教流民和罪犯;解决旗人生计等。工艺局所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其兴起和发展对于缓和社会矛盾,推动传统救济方式的转变和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促进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拓展,培养科技人才和传播科学技术与工艺,保存和发展中国传统工艺的手工业和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试论清末皖南的茶厘与茶厘局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负责皖南团防事宜的张芾为了筹办军饷开始抽收茶厘.创设之初,皖南茶厘抽收数额不大,后抽收额度逐渐加大.同治元年(公元1861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为了筹措军饷,特设皖南茶厘局,专门负责皖南地区的茶税、茶捐和茶厘,之后便形成了皖南茶厘局并由两江总督直接管理的惯例,直至清亡.     

晚清政府保护华工自愿出国措施的局限性

虽然晚清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对华工出国的自愿性进行保护,但是由于猪仔贩卖者追求经济利益,外国政府恃强凌弱,清朝政府官员腐败无能及华工自身受到暴力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从而导致晚清政府对华工出国自愿性的保护措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清末商会商事纠纷调处的规范化

调处商事纠纷是中国近代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与以往的民间调解不同,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职责明确,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并制订了专门的理案规则,理案程序规范。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规范化发展,使商会理案成为优质的民间司法资源,并在民国时期改组为商事公断处,纳入了国家司法改革的法制化轨道。     

比兴与晚清词学思想的构建

"比兴"的多层级人文关怀、审美和实用的价值取向,是被历代诗家及晚清词家接受的一个内在前提。"比兴"追寻传统诗学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风骚之义",与狭义诗学比较,词家不仅削弱了传统的"宗经辨骚"意识,而且强化了楚骚的寄托精神。"寄托"是审视晚清词学思想的一种独特话语,晚清词家不离比兴之义,既丰富了词体体性观念,也充实了比兴思想。晚清词家浓郁的比兴寄托思想及其解词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皆催化了"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观念的生成。     

清末重商主义思潮探析

晚清,中国兴起了重商主义思潮.它的兴起在于重商主义的主张能结合实际,为清政府解决当时紧迫的财政困难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之道.洋务派的大力支持,也是重商主义在近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因素.     

清代湖南商贸问题浅析

清代湖南商贸有三个基本的表现形式:转口、过境与市肆,由此形成了湘潭、郴州、岳阳、常德等几个商品集散中心。明代以降的经济发展,是形成这种贸易与特征的社会背景。这种商贸一方面满足了清代湖南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的需要,一定程度活跃了城乡经济,催生了一批市镇,在西南边境经济与内地经济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同时商贸的发展又是单一的,带有政府强制性的行为。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基本上为外省之人,本省之贾亦或难见方志史传。     

林业何以成“局”:清末新政视野下的吉林全省林业总局

作为满人崛起的一种文化符号,东北的森林在清朝前期统治者塑造自身权威和价值取向的过程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甲午前后,由于西方林业知识的传入和日俄对东北的争夺,朝野对于东北森林的认知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吉林省林业总局的设立堪称清末东北林业开发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它标志着清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起现代森林的管理机制,并试图进而抵制日俄两国的经济入侵。吉省森林在清朝前期历经旗署采贡、荒务局放荒和东清铁路公司伐木等多重划界管理,经营秩序混乱。林业总局成立后,接管了原本杂乱无章的森林地带并积极拓宽吉木销路。在新旧制度的交替过程中,存在不同依附人群对生存空间和物质资源的争夺和纠葛。吉林全省林业总局的发展过程,充分展现了清末新政在地方所实现的各种矛盾交汇和复杂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