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困境与制度构想

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很有必要，但非法证据发现难、调查核实难等现实因素导致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实践中遭到了冷遇。为摆脱这一困境，应当对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加以制度性构建和完善，包括让检察机关介入侦查程序引导取证，完善监督、检察工作机制，构建听证程序，建立信息公开机制等。     

侦查程序中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构建

建立侦查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是诉讼主体理论、程序正义理念和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侦查程序中律师在场的案件范围,开始时间及辩护律师的身份,明确规定律师在场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值班律师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该制度的保障措施.     

审查起诉程序中侦查监督权行使论略

审查起诉程序兼具时间性与空间性,侦查监督作为一项制度,与审查起诉之间的耦合性表现在侦、控、辩三者的博弈之中。刑事诉讼法修改引致刑事证据制度的变革,进而传导刷新法律监督理念、刑事证据认识以及人权保障理念。具体体现在:刑事证据法定种类更具规范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式入法、证明标准有所抬升、辩护律师权利扩张。侦、控、辩三方结构的推进,促使检察机关不应简单被迫接受,而应主动探索侦查监督新机制,更加注重侦查取证过程的监督力度,更加注重倾听其他诉讼参加人的意见,更加注重实现侦查监督中预防与纠错的结合,完善侦查监督纠错机制和惩戒制度。     

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反思与重构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职务犯罪刑事错案,根源在于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实证调查重庆市渝东南片区检察机关的相关工作情况,可以发现当下的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程序不够规范,羁押入所和讯问、询问场所规定不够完善等问题.究其缘由,在于侦查措施不够完善,职侦与公诉部门衔接不足,侦查取证技能有待提升,取证过程和证据审查缺乏有效监督等制度缺失.检察机关应当完善原有的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努力做到从源头预防非法取证,提升办案质量.     

浅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演进

与《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相比,新《刑事诉讼法》不仅在法律层面上确立并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法典所应具有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但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存在某些缺陷,对此,应取消"限期破案"制度,发布指导性案例,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救济程序。     

浅析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院自侦工作的影响和对策

即将正式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介入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规定,对检察院的自侦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章通过新刑事诉讼法中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原则的历史沿革和定义,从树立证据意识、树立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理念,正确对待辩护律师介入等方面来探讨在检察院自侦工作中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研究——基于规范性角度的分析

在当下进行的司法改革中,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的主导地位正在被确立。检察机关在重大案件中于侦查终结前介入刑事诉讼,对侦查机关的讯问合法性予以核查,是其主导地位的重要体现。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及时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强化审前监督职能以及保障控诉质量,其适用范围是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的核查程序应重点考察核查权的主体、核查程序的启动方式与时间以及核查方式三个问题。讯问合法性核查的内容主要为法定的讯问程序和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取得方式。而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效力则可以从对于侦查机关后续程序的效力、对于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的效力以及审判机关庭审的效力三方面展开。     

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对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也将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理智辩证的对待、认真细致的研究和积极主动的应对。以章国锡受贿案为透视,提出了在反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和做好证据的事后补正等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对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阶段的运用研究——困境分析与解围路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体现了司法文明的进步和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其进步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将其运用于侦查阶段存在着三方面困境:一是"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传统文化观念;二是社会转型期犯罪高发,而维稳又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三是法律规定的排除主体、具体程序不明确,侦查机关自我排除不可能,而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乏力等。面对诸如此类的困境,应当从理念、制度、运作三个层面来着手,给该制度在实践中适用寻求解围之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挑战与应对——从侦查职能角度的分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含了积极的行为指导功能,即引导侦查人员遵照法定的程序,采用合法有效的方式方法展开调查。随着《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实施,现行侦查机制和体制将可能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不供率、翻供率、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明显增加,不捕率、不诉率上升及定罪率下降。对此,侦查机关应以建立新型的侦查模式为最终目标,完善侦查体制和机制。具体包括加强对侦查人员的系统培训、设立非法证据的侦查防范机制,以及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侦查体制。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从师道尊严到师生平等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师道尊严”的传统受到了无情冲击。在商业化社会中,如何建立相互尊重的、朋友式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应是21世纪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思考

针对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现象,分析了在高校中,学生学费、宿费在办学经费中的比重及学生欠费问题给高校办学带来的不利影响。指出制度不健全、家庭贫困、就业因素、观望心理等因素是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的主要原因。同时提出了解决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对策是:建立健全一体化的收费管理体制;解决国家助学贷款问题;严格执行学生收费管理制度;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