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

引　　言自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 ,中国农民的大规模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农民进城 ,从被视为“盲流”加以遏制到被定位为“有序流动”加以引导 ,不仅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认识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 ,它表达了城市化战略的确立及在此战略下就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然而 ,到了 90年代中期 ,正当“民工潮”汹涌澎湃之时 ,有人指出“民工潮”的发展已带动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到来。这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引起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方向的讨论。即 :在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结构调整的背景下 ,农民是选择继续进城打工还是…     

从全民幻想到集体意淫——中国定型化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给我国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流动带来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社会流动速度大大加快，不仅出现了世界罕见的“民工潮”，即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更带来了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一大批社会的中下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地位的上升和财富积累。然而，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新的转变，“出人头地”越来越困难，变得仅仅停留在想象中，“全民幻想”逐步取代原始财富积累，社会逐步“定型化”。     

农民工学龄子女学校教育的社工介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打工,形成了巨大的“民工潮”,他们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经历了由“个人流动”转变为“家庭流动”的过程,而农民工子女随着父母来到城市成为“二代移民”,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为社会问题之一。     

30年前，万里主政安徽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带头打破“左”的禁锢,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了肚子。     

八月,历史埋下了变化的种子

回首20世纪,百感交集。从50年代初清理城市的运动到1958年户籍制度确立;从60年代的三年大饥荒到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通知;从“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到1982年的收容遣送办法施行;从1991年收容遣送对象扩大到三无人员到21世纪的第三年的七月计划经济户籍制度的最后堡垒——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匆匆回顾历史,许许多多的理想与实际、方向与现状的迷惑缠绕脑际。但是,国策的钟摆在2003年8月1日这一刻终于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变化,在悄无声息中正发生     

当前中国城乡人口社会流动与教育之关系

作者认为，农村改革启动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市场经济为实现社会流动提供了巨大空间。８０年代以前农村“外流劳动力”与受教育程度并无十分密切的相关，９０年代这种关系开始逆转，未来农民的社会流动将更多的依赖教育资源；城市职工的各类社会流动均与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女性的就业结构偏重于低职业层。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社会流动的主要障碍是教育因素，而改变这种状况的主要途径也是教育     

跨省区联姻扩大化成因与影响分析——江苏省淮阴市外进婚调查

80年代后期,以妇女为主流的跨省区异地远距离婚姻流动日趋增多,持续不断的外流妇女婚姻大流动,自愿与非自愿异地联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矛盾,同时也引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以江苏省淮阴市外进婚普查万人资料为基础,通过对跨省区异地远距离联姻扩大化成因的剖析,得出三个基本结论:一、当前在农村存在潜在的“新娘市场”是导致“以财谋婚”和“以婚谋财”出现的原因,经济因素对婚姻流向的干预特征显著。二、与婚姻大流动相伴随,违法婚姻较多,外进婚家庭婚姻质量不高。三、外进婚家庭职能的弱化与当代农民家庭社会变迁总趋势的巨大反差日渐显著。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

本文指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形成两条主要途径:一是离土不离乡,二是离土又离乡。80年代,第一条途径由于转移成本偏低而吸纳了千百万贫困农民,推动了乡村工业与小城镇的发展。90年代,第二条途径以其比较利益更优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今后十年内,“民工潮”及其转移风险均呈上升趋势,从而是一个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跨世纪难题。 “民工潮”的源泉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动因是产业与地区比较利益,主要形成方式是连锁迁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首先选择了离土不离乡的低成本转移渠道,跨社区流动需支付较高的社会成本,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形成梯度转移模式;“民工潮”源头的体制性失控正在加剧;农村第二步改革旨在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民工潮”源头降压的主要途径是乡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为“民工潮”构筑第一级“蓄水池”;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城市化。     

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自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起 ,中国掀起了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浪潮 ,往返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打工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流动群体。据估计 ,这一群体的人数已近亿 ,并且仍有强势增加的趋向 (段成荣 ,1998)。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模式 ,流入城市的农民往往会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来自于城市社会的巨大冲击 ,加之流动本身带来的生活的不稳定性、职业的频繁变更性、行为的短期性 ,使他们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有别于其家乡人 ,从原有的农村社群中分化和剥离出来 ;然而农村文化在他们身上烙下的印迹以及制度的限制又使得…     

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

在近年来的社会学研究中,农村人口的流动问题一直是研究者十分关注的主题之一。但是,以往的研究常常考虑的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农民走出土地的社会成因和内在动机,但却极少有人分析流动及由此而来的城市体验对流动者本人———农民的精神世界或个人现代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北京“浙江村”和与其密切相关的温州乐清市虹桥镇农民流动历史的考察,探讨了流动与城市体验对温州农民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变迁的作用和具体方式     

家庭化流动凸显的教育问题——兼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背景及策略

经济体制改革使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容纳能力日渐增强.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入城市.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及学术界大力提倡的发展小城镇战略.为农民流动提供了政策上、理论上的依据,从而使中国的流动人口进入了历史上罕见的高峰时期.特别是国家对粮食的购销政策的松动.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人口从西部向东部、从乡村向城市流动,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等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均已超百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内地到边疆,从汉族聚居区到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到处都有流动人口的足迹.农民工子女要么和父母在城市生活,要么在家乡,他们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圆子信箱

圆子信箱友情串场：四川省达川市私立海达孤儿院院长邹朝碧邹朝碧原来不干“个体”，她是国营蔬菜公司的一名职工。也许是因为血液中流淌的不甘平庸的因子，８０年代初，她令人吃惊地砸掉了手中的铁饭碗，踏上了一条充满艰辛和自由的无悔路途。从开始经营副食到后来经营饮...     

基于合同管理的高校教师聘用制实施探讨

以实施聘用制为主要内容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将“劳动力市场”与“人才市场”的原有壁垒打破,为劳动者在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而高校教师全员聘用制也正逐步展开。     

无根的新市民(英文)

根据年龄划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两代城市外来工。第一代生于50、60年代,他们于80年代或90年代初进入城市;第二代生于80年代,于90年代末或新世纪初进入城市,生于70年代的农民,则属于其中的过渡一代。如今,第一代外来工大都已经返回农村,而构成今天外来工主体的是“新生代外来工”,除了户口簿上的“农业”二字,他们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职业已经基本无关。他们不再如父辈一样能吃苦节俭,不愿再回农村——然而,他们的根也不在城市里。     

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流转的创新模式分析与评价

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是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有利于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目前,在各种各样的土地制度创新中出现了如下可以加以借鉴的三种“模式”。通过分析这些模式,可以增加我们对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流转问题的认识。本文将对我国三种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模式作一个分析和评价。一、苏州模式(“苏州式流转”)“苏州式流转”是农民集体所有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模式的一种简略概括。苏州市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初,它与苏州乡镇企业的发展、企业经营机…     

“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

城市流动农民 (又称流动人口、外来人口 )已经出现二次分化。所谓二次分化 ,是指改革以后 ,在原来意义上的农民分化为若干职业群体后 ,作为其中一个统一身份群体的流动农民内部的再分化 ,即形成若干类别群体或等级群体的过程。我们的研究表明 ,在过去 10多年的时间里 ,流动农民这一群体的内部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 ,在横向上 ,他们在不同职业位置间的流动相当频繁 ,新的职业位置也在不断被创造 ,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缺乏保障的流动到城市的农民中 ,利用各种关系网络为他人提供灰色乃至黑色社会服务和支持的中介、掮客已相当活跃 (…     

由台湾社区工作的样貌看“三社联动”

台湾的社区工作始于1960年代，基本上是受到联合国推动社区发展工作的影响。早期的社区工作主要由政府积极介入，是由上而下的推动，到了1980年代逐渐转变由下而上的方式，通过社区民众自由结社所形成的“社区发展协会”来推展社区工作。1990年代以前，推动社区工作业务主要是社会行政部门的职责。     

重新认识收容遣送工作的性质

1.收容遣送工作对象的变化五十年代初,为医治战争和旧社会遗留的“创伤”,稳定城市秩序,收遣工作任务及对象是: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和改造妓女、遣送难民.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农村中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剧增,根据内务部颁发的《城市收容遣送工作方案》,工作对象主要是两种人:流入城市食宿无着的外流农民和城市中流浪街头生活无着的人.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即“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收容遣送站全部停止工作,有的地方移交公安部门管理.1977年,社会收容遣送工作恢复,直到八十年     

“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不是普世主义的济世良方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模式尽管激进程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由以杰弗里·萨克斯为代表的哈佛经济学家所设计的。这种方案最初是用来拯救拉美国家的经济危机的。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美国一批经济学家以货币学派等理论设计了一种救治方案,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最终把20000%…     

农业社会和农民经济的人类学分析

一、“农业社会”与“农民”问题的提出在迄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中,农业社会是一个最漫长的阶段。从新石器革命到18世纪产业革命,“农业社会”这一抽象的概念,包容着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和文化意识的多重内容;它的一端关联到原始经济的分析,另一端则更为紧密地缠绕进现代经济的分析中。这样,“农业社会”、“农民经济”以至“农民”等概念,都获得了巨大的延伸性。当人们从贴近自己时代的角度,尤其把它作为与工业经济这种与之相别的经济类型的参照系来进行分析时,这个社会的家庭或家族联系的地域框架,以及分散性的个体生产,成为了人们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