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贿赂犯罪侦查中面临的主要难题及对策

贿赂犯罪由于作案主体关系特殊,作案手段隐蔽、作案形式复杂,致使侦查中面临发现、取证、认定等难题。这些侦查难题主要是由于侦查理念偏颇、侦查手段缺乏和证据规则僵化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可以从合理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逐步采用特殊侦查手段、尝试适用贿赂推定规则等方面着手予以破解。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保障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强制性侦查取证行为进行限制的结果规范,其根本价值在于保障侦查机关严格遵守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从而实现该行为规范的指引价值.基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保障价值的定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加以调整,以是否违反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为标准来判定是否为应排除的非法证据.     

论侦查阶段证据的合法性审查

刑事诉讼法修改和审判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标准及严要求。其中,非法证据排除是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司法改革的关键,但目前围绕非法证据排除展开的证据合法性审查过多集中在审判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其应有的抑制非法取证、提升侦查取证质量的核心价值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从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本身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兼顾、节约诉讼资源、改进侦查取证方法角度而言,应当充分激活侦查阶段证据合法性审查这一颇具我国特色的制度,为强化取证规范予以一定的动力之源。侦查阶段证据合法性审查的机制,应包括审查主体、启动形式、操作程序、审查途径以及分类处置等要素。     

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的法律规制

进入大数据时代,侦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得以接触更为丰富的数据集合,并在其中提取出有利于案件侦破的刑事证据。由于取证手段的特殊性,其所获取证据材料的争议性也更突出。技术侦查过程中的大数据取证行为亟需严格的法律规制。在侦查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强化取证监督,规范“信息数据”的提取流程;审查起诉环节实现对“证据材料”的筛选查验,破解证据使用的异化情形;在审判阶段,通过严格的证据审查、特殊的质证制度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定案根据”予以认定,以此倒逼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规范化。     

刑事诉讼中免证规则的几个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的实现,需要可操作性的证据规则。认真研究外国的一些主要证据规则利于我们从中汲取经验。文章对外国的免证规则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以期为我国证据规则的建立提供借鉴。     

析有罪答辩机制下的口供证据规则建构

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高认罪率的现实,从存在合理性的角度说明了我国"口供中心主义"的司法现状。"批判不如改造",确立有罪答辩机制下的口供证据规则,特别是基于证据规则的基础性规则、排除性规则、补强规则进行具体规则设计与建构,对于口供证据资格及证明力加以规范与完善,显然是一种更务实、可行的法治之路。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结构功能及其完善

就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文本自身而言,由于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难以履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请难以实现,非法证据调查程序难以实质化,非法证据的排除殊属不易.从相关的制度环境观察,因侦查权力约束不足以及取证规则不健全等,非法证据排除的实施缺少相应的制度环境.走出当下制度改革的困境,需要立足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要求,推进刑事诉讼和证据制度的系统化建构,即重新回归刑事诉讼法治理论的“元叙事”,转变诉讼理念,改革审前程序,完善取证规则,推进庭审的实质化,并辅之以相应制度系统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个人危险性决定了侦查措施对其证据收集的保障性,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决定了侦查策略的限度性.明确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的法律界限,准确界分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行为性质,把握侦查策略运用分寸,确保侦查策略的合法性,对于提升我国刑事侦查正当性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突出的现实针对意义.     

略论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

德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通常被认为具有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特征。但从其证据制度的立法角度来看，它没有独立的证据法典，其刑事证据规则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典中，蕴含在证据原则和一般程序规定里。学界对德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解仍存在误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判例对证据规则的确立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对我国有借鉴意义。     

侦查视阈下最新电子证据规定之困惑与应对

2016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针对电子证据取证规范在法律文件中的缺失，以及公安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出台的目前最权威的规范性文件。上述规定出台后在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好评，也收到了一些相关解释模糊不清、规定过于宽泛、与上位法律规定有冲突的批评。本文主要从公安实际工作的角度探讨了上述规定在取证、保管和技术侦查规定方面的缺陷和与实践脱节等问题。在分析了域外相关规定和其他行业对网络证据保存的方法后，对我国电子证据规则未来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完善自证规则和证据链存证等一系列构想。     

略论侦查监督环节检察机关的引导

一、引导侦查取证与引导矛盾化解的提出 从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看,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检察机关对警察的侦查都有一定的影响.依据这种影响的程度,刑事诉讼中的检警关系大体有两种类型,即所谓的大陆法系"检警一体"的紧密型以及英美法系"检警分离"的松散型.     

两大法系法官侦查监督权之比较

综观两大法系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都赋予了法官侦查监督权,即法官以第三者的身份介入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实施的侦查行为依法进行司法监督。但由于对刑事诉讼目的、价值的认识差异,以及法律渊源、历史传统的不同,两大法系国家对法官侦查监督权的立法规定也有所区别。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沉默权与刑事诉讼基本范畴的关系

沉默权是被告人最为重要的诉讼权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与刑事诉讼的基本范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具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作用。     

常见的私人取证主体探析

私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证据在诉讼中对于定罪量刑的关键作用之考量,亦或是对于公权力机关的不信赖等因素,常常会自行搜集证据,而后将其取得的证据交给国家侦查机关或审判机关。随着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义理念的不断加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也进一步提升,私人取证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然而,司法实践中自行取证的私人各具特点,法律上的规制理应与其特点相适应,因此对于常见私人取证主体的探究分析就显得很有必要。     

论抽象非法取证行为——从“防冤意见”第8条切入

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的实质是对于程序违法取证行为非法性的＂拟制＂,其构成要件包括＂符合特定的程序违法类型＂与＂不存在非法性阻却事由＂,其主要类型是一个增量而非定量。同程序性制裁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当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是其中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同瑕疵证据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在操作上更加简单明了,将两个理论整合起来,可以很好地指导对程序性违法取证行为的规制。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是一个过渡性理论,随着取证行为非法性的实质向程序非法性倾斜,其可能逐渐被程序性制裁理论吸收。由于抽象非法取证行为对于证据的排除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在设定程序违法取证行为类型和非法性阻却事由类型时须格外审慎。     

论我国侦查监督体系的完善

为了保证侦查权的正确行使,应对其作必要的监督。针对我国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的缺陷,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程序中,应确立以任意侦查为主、以强制侦查为辅的原则,实现司法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建立完整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中国式侦检一体化模式,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效的律师帮助权及沉默权,以确保侦查活动合法、有效、公正地进行。     

略论技术侦查的法治化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的技术侦查章节,丰富和提高了侦查机关惩治犯罪的手段和能力。然而由于技术侦查本身的秘密性、技术性,其被滥用的危险时刻存在。唯有从侦查机关内部设立严密的技术侦查启动条件、适用原则以及严格的技侦对象、期间和具体种类,同时从外部落实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能,强化对技侦取证的调查核实权、意见建议权,合理利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能对技术侦查内外兼修,实现技术侦查的法治化。     

数字政府背景下的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研究

行政许可证据规则是行政许可证明活动需要遵循的规则。在行政许可证明活动随数字政府建设发生变化后,原来的行政许可证据规则与实践产生了一些不相适应的情况。作为行政许可程序研究的一部分,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研究有助于立法回应数字政府背景下的创新实践,在新环境中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利益。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的重构应当顺应数字政府实践并回应历史遗留问题,主要包括对举证责任规则、举证权利规则、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案卷排他规则的调整。     

简论侦查公正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侦查公正对刑事司法公正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对侦查公正予以保障,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享有的权利,如知情权、辩护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等.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加强律师协助权;消除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搜查等不公正的现象.为保证侦查公正,建议赋予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辩护权、律师有讯问在场权;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我国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障碍分析

就传闻证据规则所具有的功能而言,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对解决我国证人、鉴定人等不出庭作证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为使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切实发挥作用,必须清除一系列障碍。这些障碍主要包括过分追求事实真相的观念、公安机关地位至上的司法体制及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