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逻辑意义

俄弗兰在他的两篇文章中,着重说明当代的分析学派“既不描述世界,也不歪曲世界,而是无视它”。他们研究的对象不是事实而是语言。据说,象爱耶尔和莱依尔那样的人,他们所谈的并不是什么哲学理论的问题,而只是哲学理论的分析的问题。他们只是对哲学所使用的语言进行分析,他们只是哲学分析家,而非哲学家。作者强调,分析学派对于一切哲学派别都采取“中立的态度”,因此不能把爱耶尔看作一个现象论者或经验论者,把莱依尔看作一个行为主义者。但是,照作者看来,分析学派中的一些人在进行哲学理论的分析时还是不免运用传统哲学的事实语言,另一些人甚至用一种纯粹分析的成语或逻辑语言来谈论事实性传统哲学的问题。这样就造成一种混乱,使人们容易把哲学分析和哲学本身看作一回事,把哲学分析家也看成是哲学家。最后,作者指出既然哲学分析和哲学还是有区别的,既然单纯语言学的证明不能解决哲学本身的问题,因此还是必须回到哲学问题本身上去,“在有用的情况下运用一下语言分析,但不要滥用它。”作者的这些论点我们认为还是有问题的。首先,不能把爱耶尔那样的人看作是“哲学上的无党派者”或“中立者”。就同所有的逻辑实证论者一样,爱耶尔也是把哲学的根本问题——把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物质世界和其规律是否客观存在等问题看作是“形而上学的”、“虚假的”或“无意义的”问题。他认为人们决不能认识感性经验之外的客观实在。显然的,这不单是不可知论而且是主观唯心主义。爱耶尔还认为宗教信仰发生于感情,不能用科学或逻辑的方法来分析宗教信仰,证明它是真或伪;因此他肯定宗教与科学之间并无矛盾,宗教不能说服科学,科学也不能驳倒宗教。这种主张实质上就是一种信仰主义,其目的是在为宗教留出一个地盘。同爱耶尔一样,莱依尔也提出过所谓“势力范围”的说法,认为信仰与理性各有各的范围,互不相侵,互不相犯。分析学派实际是在“超哲学”或“元哲学”的伪装下来贩卖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陈货。是的,我们必须回到哲学本身的问题上。但决不能希望分析学派会解决哲学本身的问题,其原因倒不在于分析学派所谈的不是哲学,而在于分析学派所谈的是错谬的哲学。这一点作者是看不到的,也决不可能看到。     

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论动向侧视——亨普尔的科学方法论思想述评

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以石里克、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所提出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在西方国家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在德国,就形成了以莱欣巴哈为首的“经验哲学协会”(或称柏林小组),亨普尔就是它的重要成员和后期领袖。分析亨普尔的有关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科学方法论动向,对于我们的科学方法论研究也有某些借鉴作用。     

论李约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从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之影响的视角来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是李约瑟解决“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问题的思路之一。他通过把道家、墨家和名家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中国科学史的最大悲剧是道家的自然洞见未能与墨家的逻辑相结合的观点;通过把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作比较,提出了儒家只注重研究“事”而不注重研究“物”,因而阻碍了科学发展的观点;通过把“中国科学哲学的三大基本理论”（五行说、阴阳说、《易经》思想体系）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易经》思想体系对于科学发展“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的观点。他既从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步潮流之需要的角度,指出了反思中世纪传统观念的必要性;又从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思想高度,肯定了中国哲学的有机自然主义和伦理精神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科学逻辑的概念

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特殊对象的科学逻辑的问题,最初是在实证主义哲学中提出来的。实证主义把哲学归结为科学的哲学,而实证主义的所谓哲学实际上是形式逻辑。莱辛巴赫写道:“如果说柏拉图和康德的学说是哲学理论,那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哲学理论”。认为必须用科学逻辑来代替似乎已经过时了     

黑格尔《小逻辑》绎注(之二)——《哲学全书》导言部分(第1—18节)

这一节主要是讲哲学对象不同于其他具体科学对象的特点。 哲学的对象和宗教的对象是“共同的”,两者皆以真理为对象,所谓真理,就是上帝,也就是无限的整体或多样性的最高统一体,又叫做“大全”。别的科学对象则不然,它们的研究范围无论多么宽广(包括边缘科学在内),总有各自的具体对象或确定的范围。研究具体科学的科学家只需把“表象所直接接受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就行了,他不必追问其对象或研究范围与别的对象之间以及与无限整体之间的关系,不必研究其对象或研究范围的更深刻、更宽广的根源,或者用黑格尔自己的术语来说,不研究这些内容的“必然性”,不“证明”其“存在及其规定性”,因此,这些对象对于研究具体科学的专家来说,     

实践理性--解读和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维度

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发现 ,思维的不同层面是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发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按照康德的方式 ,把哲学思维划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 ,并认为“纯粹理性”是一般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合理性做证明 ;而“实践理性”则是在自由基础上的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 ,它要把握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世界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说 ,“实践理性”所产生或者诠释的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哲学。“实践理性”大体包括“自由即自律”、“定言命令”和“公设”等三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此而推演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论 ,希望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构建逻辑和脉络。     

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科学发现观

把科学理论的发现和证明分开,从而把科学发现仅仅看作是一种非逻辑的直觉天赋的创造性活动,把科学发现的研究完全交给心理学,这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个特点。本文分析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科学发现观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和存在的片面性。     

柏拉图与后现代哲学--以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例

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在所谓“后现代哲学”中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尼采曾经把他自己的哲学界定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但尼采对柏拉图的激烈批判与反驳,恰恰证明柏拉图哲学对他的巨大影响;通常认为“意向性理论”是胡塞尔现象学最为重要的一个发现,但实际上柏拉图对这个“发现”早已有所发现;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都遗忘了“存在”,因此,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就是要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一西方哲学的源头上去,以他们已经赢得的东西为基础,将他们未竟的事业推向前进。这表明,柏拉图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探讨

一科学哲学,就着重探讨“研究者对待自然界的方式方法问题”而言,早在古希腊时已经产生。在人类文化尚未分化的古代(古希腊至文艺复兴前),科学哲学担当着人类知识“圣母”的角色与功能。它不仅负责对科学知识的总结概括,还肩负着对科学未知的填空,成为包罗万象的神秘“母体”。虽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里斯多德就把哲学(“第一哲学”)和具体科学进行了区分,但事实上直到文艺复兴前,总的说来,具体科学并未真正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人类知识仍然混然一体,表现为“自然哲学”。这是科学哲学的第一个发展形态——古代科学哲学。这一时期,“研究者对待自然界的方式方法问题”已成为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对认识论探讨的重点在认识的来源与本质,尽管对认识过程与方法也有所涉及。与这一阶段整个哲     

“问题”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

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把问题视为科学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但传统的科学哲学不太重视关于科学问题本身的研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科学哲学对“问题”避而不谈,相反,在一些著名科学哲学家的理论论述中,常常牵涉对问题的讨论.杜威、波普尔、劳丹、库恩、拉卡托斯等哲学家关于“问题”的论述散见于其著作中,国内学者对“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形成一些特色.对“问题”理论进行梳理和述评,展望未来的“问题”理论研究走向,对探索科学哲学理论的新发展,促进“问题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金岳霖的悖论观及其启示

悖论是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中的重要问题,金岳霖研究悖论问题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主要思路:一是把悖论归结为一种特殊的自相矛盾,探讨悖论的特征和成因,提出了”暂拟的解决方法”;二是把悖论归结为一种“形式废话”,试图建立一种“范围的逻辑”来消除悖论;三是把悖论归结为思维认识的“不确定性”问题。金岳霖的悖论观点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从休谟提出的问题看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从休谟提出的问题以及后来人们对休谟问题的探讨中，都无一例外地可以说明：哲学不是科学，但二者又确实不可截然分割。文章进一步从研究对象和思维方式两个角度对哲学和科学作了具体的区分，得出了哲学对象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思维的特点是“反思”的结论，并明确指出，科学关注的是事实和行为，而哲学则更注视“这些事实和行为”的意义和价值；科学是生命的源泉，而哲学是生命的主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将二者在实践基础上统一起来     

科学中的创造性

在科学领域里,如何去“发现”及如何发挥“创造性思维”这一科学方法论的问题最近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长期以来,在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中一直有意识地回避“发现”这个问题。科学哲学最关心的与其说是“发现”,     

黑格尔纯概念“逻辑在先”问题浅议

我们议论这个问题要从黑格尔“客观思想”的涵义谈起。 “客观思想”这个概念,黑格尔首先是在《逻辑学》导言谈及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时使用的。他认为,哲学与其他科学一样都有其研究对象,但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其他具体科学不同,后者是以“假定表象所直接接受的为其对象。”它们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多么宽广,总是有其具体的对象和确定的范围,而哲学则不然,它是“以真理为对象,”或以上帝为对象(因为“上帝即是真理”)。这里所说的“真理”、“上帝”意指无所不包的统一整体,     

“部门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 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研究的过程中,不少人提出要建立“应用哲学”。在什么是“应用哲学”的问题上,目前论者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主张认为“应用哲学”是关于哲学理论应用于实际研究的规律的科学;一种主张认为“应用哲学”就是“部门哲学”,诸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领导哲学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来看,这两种主张都是站不住脚的。     

论作为科学哲学家的康德

作为近代大哲学家中独树一帜的人物，康德早已在哲学领域的许多方面被深入研究过。但是把他作为一位最早的科学哲学家来探讨，尚不多见。本文是一种尝试。笔者认为，康德早年的自然科学家生涯对后来的“批判哲学”至关重要，康德的批判么就是一种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他提出独特的时空理论有其哲学的理由，但重要的是为了保护、促进科学，即消除宇宙学二律背反，这一努力在认识论上真正克服了消极的反映论；康德通过解答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第一次提出并回答了后未科学哲学中的“划界问题”，为这一新兴哲学学科奠定了基础；他的“人为自然立法”思想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其深刻意义林别作现在20世纪那些伟大科学家的实践中。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价值哲学研究的主客体模式之上——海德格尔对“时间价值论”的猜测和普里戈津对该论的证明

作者曾认为用主客体模式研究价值哲学有一定局限，价值的本体论意义是时间。本文是对以上见解的哲学史补充，指出“时间价值论”是海德格尔最早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提出，但他没有彻底跳出主客体模式，所以未能给予证明，而只能作为一种本体论猜测而被忽略。普里戈津在发现“进化范式”及其时间意义的基础上，证明了“时间价值论”。当然，后者的最终证明尚有赖于与唯物史观结合     

试论美学的研究对象

一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美学也不例外. 但是,自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关于美学研究的对象便一直存在着争论.从历史上看,鲍姆加敦把美学界定为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科学,黑格尔则把美学的研究局限于艺术范围,主张以艺术美为研究对象,因此,他把美学界定为“艺术哲学”或“美的艺术哲学.”这种争论相沿至今. 仅以苏联和我国为例. 1940年以前,苏联美学家大都认为美学是关于美的科学,是研究美感、审美趣味、人的     

世界哲学图景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世界哲学演进的总进程和总图景中予以观照,我们发现它在关注的对象上,超越了传统哲学中僵持于本原问题上的“思辨形而上学”,而转向“现实的”“感性世界”,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它超越了古典理性主义,“新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而坚持实践基础上唯物而辨证的思考;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哲学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功能等方面较之其他形形色色的哲学形态,它更是一种现实的哲学,时代的哲学,社会的哲学,人民群众的哲学和：“改革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对它多元走向的理解,“发现”,阐释和推进,以及在新的世纪之交面临的境遇,既可凸现它持久不衰的科学价值和生命活力,又有助于分辨出在“坚持与发展”之路上留下的种种足迹,总体上看,说它是世界思想史,哲学史上“壮丽的日出”不是过誉,称其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更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