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防腐"与"心理防腐"

运用心理学理论对腐败行为心理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政治、制度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外部条件,而主体的腐败动机是腐败行为产生的内驱力, 腐败行为必定伴随着一定形式的心理活动过程.所以腐败产生的根源是体制缺陷 心理缺陷两个源头.防止腐败必须既立足于"制度防腐",又立足于"心理防腐".     

国有企业腐败的发生机理与治理对策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是稳定国民经济、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确保国家战略产业与资源安全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诸种因素共同作用,国有企业成为腐败高发重点领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因此,把握国有企业腐败的现状,找到国有企业腐败的发生机理,进而探究国有企业腐败的规律,对于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对策至关重要.     

中苏改革比较及启示

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全面私有化和建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结局,搞乱了国民经济,大大削弱了国家实力.其政治体制改革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搞多党制和自由竞争,致使苏共失去执政地位,导致苏联解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比较中苏改革给人以深刻启示:科学的指导思想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坚强的领导集体是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正确处理改革进程与改革成果、改革与稳定、民主与国家统一的关系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     

试论当代中国发展的转型性实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具有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实质.其历史性重任在于:由传统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由伦理社会向民主法制社会转型.社会经济转型的特点在于: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多质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交来进行;政府与市场的的双重启动;发展的不平衡贯穿社会始终.结构性社会转型要求采取若干特殊的发展策略,寻求有利于转化矛盾的发展思路.     

打"黑"必要反腐败

黑社会是团伙犯罪的高级阶段,一般具备两大特征:一是积极介入经济领域,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二是与权力者相互勾结,有政治上的保护伞.而他们能够实现这两大特征的过程,必然有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参与其中.     

韩国由权威主义向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回顾与思考

80年代末韩国实现由权威主义向政治民主化的转型 ,这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权威主义统治日益腐败的结果 ,而民主化运动的不断高涨则是促成政治转型的最直接原因。从韩国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得出两点教训 :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二是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己的政治模式和发展战略时 ,必须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现状建立和发展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形式     

晚清文化政策之调整:从"崇儒重道"到"中体西用"

晚清文化政策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嬗变,由单一的"崇儒重道"向杂陈的"中体西用"转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近代化,但其始终以"崇儒重道"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必须迅速叫停政府"经营城市"

当前在理论界和地方政府中,对于如何正确认识"经营城市",有着较大的争议.文章认为"经营城市"作为一种理论,其缺陷与危害在于: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倒退;混淆了政府与企业的职能;政府搞经营势必扭曲了市场的公平性:政府经营城市必将异化为经营土地;政府出卖土地只会破坏城市的正常发展;政府经营土地为腐败开了"方便之门".这种错误的理论,之所以形成不可遏止之风,原因在于:初期表面成果形成了"晕轮效应";政府少数官员错误的政绩观和短期行为;社会腐败之风带动"经营城市"的蔓延;少数房地产商的推波助澜;少数舆论界和理论界的错误导向.要跳出"经营城市"的怪圈,必须做到:理论上正本清源;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相关法制建设;改进各级关于政绩考核制度;加快实行绿色GDP统计体系;彻底落实"执政为民"的理念.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处于发展之中,只有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论邓小平推动政治发展的实践逻辑

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邓小平在推动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审时度势、精心策划,始终遵循着一定的实践逻辑.一是做到破除封建主义、苏联模式、资本主义对我国政治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做到切实规范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保障和重要内容;三是着眼于经济改革、国情变化和民主诉求,推动政治建设进一步发展.     

构建真实集体主义政治是根治党内腐败的有效途径

腐败是造成执政党垮台的重要原因,中国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和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认为集体主义是造成执政党腐败的根源之一,甚至有人说出更刻薄的话,称当今最腐败的国家无一不是在全社会推行集体主义的国家.文章认为,由于我们党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在全社会所推行的集体主义并非真实的集体主义,本身存在着无法避免党内腐败的政治基础,所以要根治党内腐败,必须构建真实集体主义政治,赋予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权、民主监督权,以社会制约权力.     

对中国模式的挑战:"纵向民主"与中产阶层发育问题

当前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挑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而且引起全球的极大关注.然而中国模式也面临着问题与挑战,尚待成熟.其关键在于如何使纵向民主与现代社会中坚力量--中产阶层的发育、发展相互适应、相辅相成.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发展已出现"亚健康"状况,高校问题丛生、中介组织腐败日益严重、"体制内阶层"腐败泛滥等,已成为社会秩序"亚稳定"的动因.同时,中产阶层作为社会舞台中矛盾与冲突的主角,如果没有执政党与政府正确的引导、扶持与培育,没有健全的制度生态环境,其社会功能将呈现负面作用.为此,执政党与政府必须采用"制度优先"模式,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扶持社会团体与组织,发挥其作用;建设制度化渠道,促进中产阶层政治参与以及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社会价值观体系.     

中国"大跃进"与苏联模式关系探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大跃进"在经济领域优先发展量工业的方针,实行工农业"剪刀差",制定赶超型发展战略;在政治生活领域民主与法制残缺,个人集权,公共权力放纵,个人崇拜直接导致"大跃进"再发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大跃进"并未走出苏联模式的窠臼.     

关于最大限度遏制腐败的战略思考

<正>腐败作为阶级社会人类共同体中的一种赘疣,从它生成之日起就有碍于人类文明与进步,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都欲把它彻底割锄之,但历史经验表明,迄今为止人类对腐败尚不能彻底消灭或根除,而只能对其实行最大限度的遏制.当经济濒临崩溃或发生危机时,必然导致社会政治危机,各种腐败现象便会接踵而至,所谓廉政也就无从谈起;但经济的上升并不等于廉政的同步上升,西方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革命时期,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间,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又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或多发时期.由此可知:一方面,经济对廉政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廉政离开经济等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遏制腐败要以发展经济为出发点和归宿.所以,脱离经济而单纯反腐败的任何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另一方面,廉政对经济又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健康的经济离不开廉洁的政治,要廉洁的政治来指导.可见,廉政和经济又是不可或缺、不可分离的有机统一整体,那种把二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观点在理     

赫鲁晓夫与苏联"解冻文学"思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解冻文学"思潮之涨落起伏,与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有因果关系.推动"解冻文学"思潮兴起和再度兴起的是赫鲁晓夫;决定"刹车"并控制其发展的也是赫鲁晓夫.至于推动与刹车的时机,则完全取决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地位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以上两种方法交替使用,不仅反映了当年苏共文艺政策的摇摆性,而且暴露了其政策的矛盾性.最终,赫鲁晓夫虽然以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阻挡住了"解冻"大潮"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但是后者却由外溢转入地下,并与其他思潮汇合成为八十年代末冲垮苏联的潜(暗)流.     

再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

在解放战争前期,中共更注重美国而不是苏联在中国的作用.1948年春后,随着建国任务的到来,新中国的国家利益生成了.由此出发,中共对外关系的重心转向苏联.中共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整合国内政治力量,协调与大国的关系,最终宣布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     

20世纪2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地位

20世纪20年代是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和政治与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知识分子在该时期同样经历着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双重转型.由于急剧的政治革命和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的失和关系深刻、广泛地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而且在客观上加剧了两者之间的不信任态度,并且反映到了未来的苏联政治之中.     

构建化解"乡域政治"中多元利益冲突的法治机制

在"乡域政治"中存在着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中突,如何化解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多元利益冲突问题是"乡域政治"的核心内容.现存的利益冲突化解机制有着行政化、非法治化和民俗化的缺陷,不能真正化解多元利益之间的矛盾纷争.因此,乡村"善治"的基础在于:加强"以法治乡"理念的养成;乡镇政府由"权力型"向"法治型"转化;基层法院由"司法行政化"向"司法独立化"转化.     

政府透明对政治发展的价值研究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公民政治意识的提高要求政府由工具性定位的"全能政府"向以"以人为本"的价值定位的"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透明是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它可以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将政府运行置于阳光的监督之下,也有利于保护公职人员,预防腐败,更好的推动政治发展指向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