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政治的历史寓言

作为一部遵从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历史小说,<张居正>当然力求真实地、本质地再现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新政"的历史,但这样的历史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也不必要通过文学的方式"还原"和"再现"出来的.作者之所以要写这样的历史,说到底,还是为了表达他对于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理解和看法.而这种理解和看法,事实上也就是作者心目中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熊召政写了一个历史人物张居正,不如说他是借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表达了他对于中国几千年来极权政治的一种阐释、理解和评价.<张居正>写尽了极权政治模式的种种精细微妙、机巧诡谲之处,也写尽了这种极权政治模式的种种风翻云卷、潮起潮落的机运.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张居正>看作是一部政治小说,是中国极权政治的一种历史寓言.作者的意图或许不仅仅是为了歌颂张居正这样一位封建时代的改革家.而是通过张居正的悲剧结局葬送那个极权政治的时代.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上)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张居正改革的伦理视角探讨

明王朝以伦理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张居正为了顺利实施其改革计划而采取的与李太后、冯保结盟,用人及"夺情"等手段,客观上触犯和践踏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伦理,侵蚀了明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张居正强国富民、稳定王朝统治的改革目标,虽然能获得合法性认可,但他为达致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改革手段却不具有合法性.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正是张居正改革的悲剧性所在.     

文学的自觉与作家的责任——《张居正》创作谈

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因此,"写什么"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尤其重要.要想弄清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皇权统治或日国务活动家的基本特征,应该着重关注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帝王系列,二是宰相系列.选择张居正作为研究和塑造的对象,是基于三个考虑:(1)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2)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3)明代的国家体制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张居正应是历史中的人物,更应是文学中的典型.     

张宅并非辽府考--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说辨

我国著名改革家、政治家张居正去世之后,明神宗于万历十二年四月断然决定对其荆州故宅实施籍没抄家的暴戾举措.在强加给他的种种罪状中,头一项即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这一罪状,不仅是当时据以判定其"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的诛心之论,同时也给我国史学界留下了一个数百年间争讼不休的话题,迄今仍有人藉此作为指斥张居正贪污枉法,"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的口实.然而,若以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为依据,并结合实地考察,即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张居正经济思想初探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他是明代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理论家,一生经历了明朝中、后期的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朝代。嘉靖二十六年他中进士,隆庆初年入阁当大学士,万历初年作为首辅秉政,直到去世。在当国十年间,他雷厉风行地革除弊政,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张居正的著述编为《张文忠公全集》,凡四十六卷。     

顾命政治视野下张居正的行政轨迹——张居正“人亡政息”新解

由于皇帝年幼，万历初政只能是顾命政治。根据穆宗临终的安排，这一顾命政治是集体顾命，而不是一人顾命。但在皇位更替之际，张居正与内廷势力通过政变改变了这一模式，最终形成了张居正一人独当顾命之任的局面，其压力陡然增加，其任务更为艰巨，其手段必然特殊。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张居正的政治行为，就必须以顾命政治的视野来认知。可以说，在十年的顾命生涯中，张居正根本就没有顺利而又圆满地完成这一特殊的政治任务：他没有将皇权顺利移交到神宗手里，没有将神宗培养成“圣君”，没有组建强干精明的内阁和九卿班子。随着他的病逝，由其主导的顾命政治便轰然崩塌，以失败而告终。所谓张居正“人亡政息”，其实就是指万历初年顾命政治的结束。     

论张居正的文学观

张居正是万历首辅,作为一位施政者,实干家,他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张居正的文学观念与朝政、治国紧密相连,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在此,从雅正、质朴、实用三个方面来分析他的文学观念,力图对他的文学观念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张居正与言官

张居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立足于封建自救的改革家。从张居正出任首揆的那一天起,他的每一措施,每一举动,无不牵连着众多的言官;他生前抱负的实现,甚至他死后的荣辱;都与言官不无干系。因此,探讨张居正与言官的关系;找出他们之间关系背后的内涵;对于我们加深对明代言官特性的认识,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张居正所生活的时代,明王朝正处于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过“土木之变”,“庚戌之变”,加上南方倭寇的骚扰,使明王朝疲于应付。同时,流民运动、农民起义,以     

政治家的人格与改革的成败--论张居正改革失败之个人因素

张居正是中国 16世纪载誉明史的著名宰相。文章以改革家的人格这一主观的个人因素为切入点 ,分析阐述张居正的改革事业连同他的个人声誉在其死后遭覆灭的原因。     

张居正家世考辨

根据新见家谱资料、地方志、文集等,从张居正社会家世对张居正研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考辨,张居正回乡葬妻时间应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而非徐学谟任荆州知府时的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张懋修、张允修应为张居正第三子、第五子。     

张居正的历史作用被夸大了

许多学者认为，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讥弹，敢于担当，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政治品格，他是明朝中兴的主要推动者和缔造者。但从历史大背景看，他的一些政策，实在谈不上是改革。我认为，对张居正无限拔高的做法是不妥的。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下)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熊著《张居正》重塑"帝王师"形象的人类学限度

历史存在具有丰富的意义空间,演述历史则成为意义空间敞开的必然过程,人们由此获取人类经验的重新理解,生命也相应得到多维阐发.熊召政著<张居正>以"帝王师形象"小说历史,穿越明代史的经验重建自己对一代首辅的经验理解,并在张居正的生命阐发中抵达了历史及其演述的人类学限度,也在这一限度的可能性中完成了"帝王师形象"的重塑:以对话授言的叙事模式辅展形象、以巧设言路、微言大义、忠、情并举的个性选择细化形象,刻画出张居正以才辅政、勇担公义的帝王师形象,巧言、微言、忠言三个层次构成熊著张居正形象的奠基方式,而其文学结构的核心则为君臣之对,诗意与史性皆由此生.     

试论张居正在哲学上的尊法反儒思想

张居正(公元一五二五——一五八二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已经到了十六世纪中叶,封建制度明显走向下坡,当时的社会情况是“豪强兼并,赋役不均”,“吏不恤民,驱而为盗”,阶级矛盾很尖锐。张居正为要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在政治上进行过一些整顿和改革,在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一定效果;哲学上他也有一些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在明代不失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尊法反儒的思想家。张居正的世界观,认为“天”是“茫曼(min音民)漠溟,澒蒙鸿洞”,即是混沌一团的物质性的原气。正因为“天”是充满着流动性的气体,所以是“动而不居,运而无积”,会不断地进行运动,但不是具体的事物,没有固定的方位和体积。从张居正看     

戚继光镇守蓟镇前后境遇的变化

明嘉靖末年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后,戚继光于隆庆元年奉诏北调,镇守蓟镇十六年.北调之初,他的境遇相当艰难,幸赖顶头上司谭纶、刘应节及内阁大学士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的支持与协调,他才得以施行各种军事改革.特别是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对他完全信任,放手使用,他得以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使蓟镇的防线得到空前的巩固.但张居正死后不久,他便被调离蓟镇,最后竞郁郁而终.戚继光境遇的这种变化,既反映了当时政坛的剧烈变动,也折射出人治社会的痼疾.     

张居正《天下事极则必变》译注

[说明] 这篇文章是从《张太岳文集》第十八卷《杂著》中选出的,而题目则由注译者所加。文章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张居正的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在文章中,张居正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制立法,予以高度地评价,誉为“浑沌之再辟”。同时对于朱元璋等实行法治也作了充分的肯定。他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坚持儒家那一套一定使国家衰敝以至灭亡。文章中张居正还对那些“动称三代”、“尊王贱霸”,反对法治,“不达时变”的腐儒即道学家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由于作者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有些观点是比较模糊的或不正确的,读时应予注意!     

腐败葬送江山

《明史》作者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是颇有道理的。万历初,由于张居正的改革,曾出现过一段短暂的中兴局面。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明神宗独揽大权,他一不上朝,二不举经筵,三不参加祭祀,四不批答奏疏,五不任免官员,“孳孳所谈,利之所萌耳”,终于把明朝上推了亡国之路。 天启末年始于陕北的农民起义由涓涓小溪汇     

《张居正》:改革的辩证法

熊召政的《张居正》使我们有可能借助于一个虚构性的文本来思考关于改革的话题。对于改革家的张居正而言,何以“成于改革,毁于改革”?对于由张居正所推动的这场改革运动来说,又何以“成于张居正,毁于张居正”?这里是否包含着千百年来困扰中国改革的死结?《张居正》揭示了张居正改革最终未能完成制度性的设计,使体制有一种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而仅仅依赖于体制内个人的良知与威权,则难免失败的命运。     

诗情心路张太岳——关于张居正诗歌的文化解读

张居正是明代聚讼最多的人物,其诗却鲜人问津。诗为心声,对张太岳诗情心路的探析应可成为历史辨析中的一种有效的理解途径:于诗史视野中设身处地地构拟一代文化生态,在诗歌所承载的心路历程中勾勒出这位改革首辅的情志侧影,藉此从略见张居正人格精神形成演变之全像,补苴一段被湮灭的明代诗史及士人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