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玄论战”看20年代西方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潮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新说迭出，歧意纷现。介绍、传播西方思想依然是中国思想界丰富其内容的重要途径，几乎所有的西方新旧思想流派在中国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传播，以《民铎》杂志为例，这一时期就先后编辑出版过“现代思潮号”、“尼采号”、“柏格森号”、“进化论号”、“康德号”等西方哲学专号。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流播过程中，各流派之间的分野显现得十分明显，同时由于中国传承者有意无意地修正，又发生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变异。１９２３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玄论战”）是一个很好…     

论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

杜亚泉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中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提出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两种文明实属“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其优劣殊未易定,各有长处,又各有局限。对于西方文明,应用中国文明去调和、统整。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力避偏宕、温冷稳健,无不显示出睿智、冷静的理性光辉,在“五四”思想界可谓独树一帜。     

30年代的文化论争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断冲击激发出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国思想界从洋务运动至五四时期先后提出“中体西用”和“西化”作为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到３０年代，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又以文化论争的形式出现，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尽管这场论争存在着从文化层面探讨现代化理论而忽略其它层面等局限，但它所提出的“本位文化”、“全盘西化”以及直接用“现代化”一词表述的种种模式与理论，既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立的理论意义，又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之演变(下)

从“农化”到“工化”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另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与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基本上是同时开始的,而持续的时间更长,在五四以后的许多年中又不断有人提出来讨论。对这场论战,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这大概是由于把它视为纯粹的经济理论方面的问题了。近年来有关这场论战的文章资料的不断披露,使我们深感这场被人忽视了的论战是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而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进行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一个农村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之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翻译实践与现代白话文运动

本文探寻了中国近代至现代的译介在文化现代性追求中所发挥的功能。文章认为,近代以来的思想界借助译介与特殊的修辞方式言说了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五四”学人对现代文学及文化的独特想象是通过“翻译”来表述的,翻译为文化的现代性提供了实践的基本例证,同时为白话文构建了修辞话语;现代白话对译介而来的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提供了实用的载体。胡适等人凭借其理论话语、经典制造、翻译西方文学来生产白话文学的合法性术语,并由此建立起现代文学谱系。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始终处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之中。五四以还,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文化探索,文化激进主义者面向西方,主要引进西方文化,另一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向儒学回归,形成现代“新儒家”。一般说来,西方文化主要有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亦即希伯莱文化)两个传统,尽管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包括现代作家)主要偏重于古希腊文化源流的“实利”、“科学”、“民主”、“法治”,但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传统也被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作家所分析、强调和部分地吸收,它影响了作家的情感深度、     

“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     

没有断裂,何来承传?——从文化断裂的角度谈五四新诗发生的意义

“没有断裂,何来承传”,正是五四新诗发生的意义.五四新诗发生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断裂的基础上的.五四新诗创作者们用白话写诗遵循了汉语发展的自身规律,激活了汉语语言的应变能力和再生能力.五四新诗选择白话为文学工具和自由体的诗体形式,促进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五四新诗发生的“断裂与承传”启示我们:现时代中国人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承继五四新文学的创造精神,去淬炼、提升现代汉语的诗性魅力,而不是问责,更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心性心理学的理论建构--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创新的一种新世纪的选择

中国本土心理学在新世纪的发展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即从对西方或外国心理学的模仿和复制中解脱出来,使之植根于中国本土心理文化的传统和挖掘中国本土心理文化的资源。新心性心理学就是一种来自于当代心理学演变和根源于本土心理文化的创新努力,试图开辟中国心理学新世纪发展的道路。新心性心理学的基本主张有三个核心内容:“心理文化”是对心理学本土传统的新挖掘;“心理生活”是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新理解;“心理环境”是对心理学环境因素的新探索。     

“五四”精英群体的教育改造

“五四”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造,跟他们的文化选择相配合。我们知道,他们的文化选择是毫不犹豫地把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文化目标,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我们的社会中淘汰出去。这种文化选择后来被胡适、陈序经等人命名为“全盘西化”。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五四”与新出版

“五四”时期的主要传播媒介是出版物。“五四”新文化借助出版这一物质形式而传播思想,繁衍壮大。新出版则在“五四”新文化的生长中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五四”对新出版的贡献在于引发了出版格局的重造、思想和出版的会合、编辑生产力的变革。“五四”在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开辟了中国出版史的新时代。     

反思"新批判主义"

新批判主义是邓晓芒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而提出的一种思想主张,其宗旨被归结为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超越.论文从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与鲁迅的解读、对中国现实问题从而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及其探寻与建立独立个体人格三个方面进行了反思.新批判主义以西方文化和经验为参照系的基本立场偏离了中国传统尤其是当下中国国情,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现代性态度,不能说它完全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化全面而合理的建构.     

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五四源流

回顾新时期初的当代文坛,尽管现实主义复兴已成时代主潮,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传播却同样引人注目。这场传播运动的结果,不仅促成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合法化,同时也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即无论是反思“文革”、呼唤人性的人道主义文学,还是深入民族集体意识、探求国人精神异化现象的先锋文学,都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为规避意识形态的权力束缚,许多致力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刻意在五四新文学中寻求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合法性依据。这一传播策略的形成,显然得益于文学界在新时期初返归五四的启蒙呼声。     

《星期评论》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与宣传

五四时期,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成为五四时期“强有力的社会思潮”,以致时人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感慨。《星期评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反抗资本主义、追求理想社会的世界性的时代精神和社会运动,积极宣传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布尔塞维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并提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同各国的历史、国情相结合等见解。《星期评论》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一视同仁,均持研究与批评的态度,其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但在当时,它对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仍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流变论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流变论陈晓明主旋多重变奏：从表现人生到政治认同现代中国文学思潮交织于东西方文化双重网络系统里,接受着历史的庄严选择,步履维艰地前进在坎坷的道路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作家们,用“民主”与“科学”这一撬动世界旋转的杠杆,试图将文学从封...     

“畸形状态”与“补救之法”——张东荪“理智救国”论评析

“畸形状态”与“补救之法”———张东荪“理智救国”论评析左玉河五四时期,张东荪积极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的文化观,并致力于对西方新思潮的“输入”工作。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过去不久,他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１９２６年,他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中公开宣布...     

透视“五四”新文学的逻辑怪圈

长期以来,无论是“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还是传统的学术理论界人士,几乎都把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这一学科的论述研究。其实,“五四”新文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并无多少深刻的了解。不懂西洋语言文字和缺乏西方文化常识,使得新文学作家完全是在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下,运用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去诠释“西方”,最终大都步入“误读”与“曲解”的逻辑怪圈当中。     

后殖民语境中的东方文学选择——兼评当前诗学讨论中的“失语症”论

西方新近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传入中国之后 ,有论者以此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方向 ,认为自此之后的诗学选择丢弃了民族的传统 ,患了“失语症”。事实上 ,通过对“五四”新的文化、文学与诗学的全面反思 ,却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中 ,东方的文学选择不应该回到古代去 ,而应该吐纳东西 ,创造出现代性的诗学话语     

五四·新儒家·现代文化建构

“五四”和新儒家代表了以西学消化中学和以中学消化西学的两种文化模式。这两种文化模式长短互见、功能互补。“五四”凸显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却泯灭了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潜能;新儒家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却有意无意地为传统文化的不足辩护。“五四”开辟了一条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长河,造就了中国文化范式的革命,新儒家开启了一条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大流,以扬中国文化之所长。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蜕变,也许这就是建构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