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 general survey

本文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疏理,从农民工总量规模、结构分布、对输出地贡献和对输入地影响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在总量规模的分析中,我们需要注意各调查的统计口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新发布的农普调查数据,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已达1．3亿,此处数据不含随外出从业劳动力外出的非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经商者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长距离迁移占很高比例。农民工跨区域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已有研究估计对GDP增量贡献在20％左右。从输出地来看,总的影响是积极的,特别是收入状况的改善,但也留下了数量庞大的留守族。     

农民工生存状况问题调查报告——基于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三个地区的调查研究

通过此次调查,笔者对农民工在生存状况等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农民工的欠薪、讨薪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在调查的基础上,笔者从从业情况、工资状况、子女教育情况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分析研究,认为城关区的农民工在从业、工资、遭遇欠薪和被迫讨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而西固区和七里河区存在的问题相对比较严重。三区在其他应享有的基本待遇上仍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普遍忍受着没有福利和保险、没有休假、长期超时工作以及没有加班补贴的待遇。我们希望对农民工问题不只是关注,而是更多地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来改善农民工的现状。     

外出民工职业流动轨迹与向上发展促进机制研究——基于北京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向上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和总体职业特征均呈倒“U”形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的职业获取存在明显的性别区隔;职业培训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低端职业身份的获取,对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并无显著效应.尽管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存在较多障碍,但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参与过职业培训或拥有职业技能证书、有家属随迁或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教育差异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农村教育和农民工培训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重要途径。课题组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差异对外出务工动机、途径、行业、回流和收入的影响,认为教育是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与收入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最后提出了若干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培训质量的建议。     

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512名农民工为例

本文基于中国人口学会在武汉地区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及其个人情况与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做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认为自己不幸福或很不幸福的农民工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或幸福情况一般;但相对于过去在农村来讲,认为自己“更加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原因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幸福感个人方面相关的因素主要是婚姻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工作环境状况以及目前在本城市的生活水平等情况有关。     

外出务工对民族混居农村的影响——来自内蒙古翁牛特旗农村的调查

摘要：近20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城乡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现象,上亿农民进城务工与生活不仅极大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推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农民家庭的收入。但目前学界的研究偏于宏观分析和对“迁入地”的调查,对“迁出地”的调查相对较少。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半农半牧区的26个自然村的户访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当地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结构性特征及务工活动对当地农户收入的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和理解农村的外出务工现象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中国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08年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以教育年份、技术水平和工作经验为表征的人力资本因素对劳动力市场上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这种经济社会地位是以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状况来界定的。根据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不同的社会阶层,教育收益率是有很大差异的,但这种差异主要是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而社会保障状况的差异则主要是受户籍等制度因素的影响。本文由此引申出的结论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二元分割的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分层机制。     

农民工工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英文)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N Wage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termining factors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劳工宿舍的另一种可能:作为现代文明教化空间的民国模范劳工宿舍

通过对民国时期劳工宿舍建设的制度环境和实践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追求建设现代国家和改良社会风俗的政府大力倡导劳工宿舍建设,希望借此推进国家文明化进程;同时,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企业家也积极探索在宿舍空间教化现代文明新人之路。然后进一步以天津东亚毛纺公司和重庆民生公司两家模范企业的劳工宿舍为代表,探讨了其中的劳工教育、群体团结和劳工自治等议题。本文发现,在积极的制度环境下,一些模范企业的劳工宿舍作为劳工教育的试验场,成为孕育群体团结的文化空间和培养现代公民的自治空间。民国时期的模范劳工宿舍为思考如何突破当下“宿舍劳动体制”的困境提供了帮助,为探索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劳工居住空间建设开启了另一种可能。     

论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下的弹性就业应对机制

从长时段的生命历程来看,农民工会依循年龄的层级不断变换工种,直至最后回村务农,这意味着村庄在同一时间点通过农民的年龄分层构成了并存的＂外出流＂与＂返乡流＂。在宏观经济下行时,年龄处于返乡期的农民工提前回村,而当经济回暖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又会到城市寻找工作。在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循环中,不同年龄段的村民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形成了动态的分工,乡村社会呈现出富有弹性的就业格局,从而在经济波动中具备了一定的承受能力。     

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的社会支持研究——以北京地区家政服务员社会网络构建为例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农村进城务工的女性越来越多,但城乡"二元结构"带给她们的种种现实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因此,她们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和乡土关系重新构建城市社会网络,以获得必要的社会支持。本文在关注家政服务员乡土社会网络与城市社会网络的同时,着重对其社会网络特征进行解析。     

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成为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进行就业选择。简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者比自我经营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在矫正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从培训角度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简单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此外,工资拖欠等权益保护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再流动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农民工的个人异质性和教育内生性问题时,本文还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不是一个理想工具变量。     

Who is Jobless? A Comparison of Joblessnes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China

Since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 was launched in China in the 1980s, unemployment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in joblessnes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between rural migrant workers, peasants, and urban citize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eople in rural areas frequently lose their jobs, which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percep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lower jobless rate in urban areas. In contrast to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s closer to urban citizens rather than peasants.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derly, women, and less educated citizens have a higher likelihood of joblessness, both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Minorities have a lower likelihood of joblessness in rural areas and a higher likelihood in urban area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and people without dependent children have a lower likelihood of joblessness in urban areas.     

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问卷调查

在农民工维护劳动权益的现有研究中,维权态度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同期群、务工资历、单位特征三个维度考察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发现,同期群、法律认知水平、工作职位、单位性质等变量对农民工维权意愿影响显著,而更换工作次数、维权经历评价、加入社团数量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深入分析发现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变动不仅受单位及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亦受其情感、人力资本、社会阅历等内在力量的综合作用影响。其中,基于文化程度、法律认知、工作职位等的维权能力,成为影响农民工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认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会持续上升,将对既有的劳工维权体系造成较大压力。     

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北京市海淀区三个工地的实地考察

本文旨在从主体性的视角考察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困境和出路。为此,笔者从底层建筑类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对农民工、留守家人和政策管理者三类群体的访谈,不仅指出了建筑类农民工医疗保障存在的三大问题,还从政策设计和执行的角度分析了上述问题发生的制度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政策建议。要想解决建筑类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必须完善医疗保障政策,既要健全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又要强化政策落实。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The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Welfare program participation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Xu Q, Guan X, Yao F. Welfare program participation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nt J Soc Welfare 2011: 20: 10–21 © 2010 The Author(s), Journal compilation © 2010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An estimated 225 million Chinese people have migrated to cities from China's rural area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se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have greatly challenged China's welfare system. The pre‐reform welfare system was a duel scheme with an urban–rural distinction in which rural residents were not covered by state‐run welfare programs and had to rely on their families and rural collectives. The development of employment‐based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 in 1999 made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available for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Using an anonymous survey conducted in seven cities across China in 2006, we found that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 participation rates were low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dividual factors, including lack of knowledge of welfare programs and of a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macro‐level factors, including type of employer and industry, are critical in determining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welfare programs. Implications for policies and practice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