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基本公共服务作为社会正义的信息基础——基于可行能力视角

信息基础是理解和判断各种价值理论和实际政策的焦点.可行能力视角以一个人实现了的功能性活动作为评价的信息基础,这种个人可行能力的视角既顾及了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又考虑了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和行动自由的关切.现阶段,中国正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其恰恰涉及的是人们的功能性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可行能力方法”来理解基本公共服务,把评价性焦点聚集于人们实际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应聚集于人们在基本公共服务的组合上有没有做选择的自由,以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     

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的能力建设——基于森“可行能力”视角

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已发展到应对融入者能力本身进行关注的阶段.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透视当前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能力建设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聚焦于“可行能力”视角的意义就在于对主动融入的强调和对融入目标性的关注.为了更加明晰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的需求及其融入方向,制定一份尽量全面体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需要的可行能力清单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体能、技能与智能三者的统一,构建了包括健康能力、学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参与能力在内的可行能力清单.并从自身、社会支持、制度三方面探讨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可行能力匮乏的原因及其可行能力建设的路径.     

社会性弱势群体能力贫困及治理——基于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

运用可行能力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看待社会性弱势群体问题要相对性和绝对性相结合,其能力贫困亦需要与社会机会相结合而看待并相结合而解决。任何绝对化的、孤立的视角都是不可取的。阿玛蒂亚·森所提倡的建构性的自由和工具性的自由都是审视社会性弱势群体能力贫困的重要方面。     

可行能力视角下资产积累的社会救助政策探讨

在可行能力视角下,贫困已经扩展为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复杂概念。建构有效的社会救助政策机制,以帮助穷人提高可行能力,有助于穷人在财产积累过程中改善经济生活。这一政策体系体现了现代社会救助理念的重要转变,即由维持消费到促进发展的转变。     

社会保障新风险及公共服务治理回应:基于新社会风险的视角

新社会风险视角下,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与传统社会保障风险不同的新型风险。当前,典型的社会保障新风险包括:社会保障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失衡、养老结构变化与老年保障不足的矛盾、失业与就业结构改变对就业服务的新需求、医改成效不彰与医疗服务需求旺盛的矛盾。以公共服务为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改变社会保障供给理念与方式,发展养老服务,完善就业服务,健全医疗卫生服务,可以实现社会保障新风险的有效治理。     

后援建时代的汶川灾区农村发展研究——基于农村居民可行能力的理论分析

随着国家对汶川地震灾区投资项目和各兄弟省市对口援建工作的逐渐结束,汶川地震灾区整体上进入了后援建时代.灾区农村居民是整个汶川地震灾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基于灾区农村居民的能力视角,汶川地震灾区的农村后续发展面临着农民主体的可支付能力和农村社会资本负向发展的双重困难,加大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源投资、完善制度,提高其可行能力就成为灾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内在条件.     

社会质量视角中的社会风险应对

社会质量理论提出的动机是增进社会成员的福祉.在社会质量的视野中,福社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利,而且将抵御各种社会风险纳入其中.衡量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如何,不仅仅取决于它为其居民提供福利保障,还在于为社会成员创造安全的社会环境,为其自我实现创造条件.社会质量理论内在地包含了抵御风险、建设安全社会、提高人们福祉、为人的自我实现增能的价值诉求.     

论农民公民能力的提升:基于社会政策的视角

农民是农村社会管理和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而农民能否担当起管理农村社会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重任,关键在农民的素质.反映农民素质高低的基本因素是农民公民性的成熟程度,但公民性的成熟程度是由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所决定的,因此,要提高农民的公民性成熟程度,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提高农民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有诸多途径,其中,社会政策在提升农民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社会矛盾防控

风险社会理论为分析我国农村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视角。农村社会矛盾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我国可能步入风险社会的影响因素。经济体制变革、政治体制改革、利益结构调整、思想观念变化、社会结构变动、发展方式转变共同构成农村社会矛盾力场,在促进农村社会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驱动力,产生乃至激化农村社会矛盾。必须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政治生活、增强风险意识、优化阶层结构、创新农村制度和转变农村发展方式等途径,增强矛盾抑制力,防控农村社会矛盾风险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来自河北省G县十个乡村的调查分析

在经济体制加速转型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农村的地位急剧衰弱,农村蕴积着贫富差距、治安恶化、养老风险、公共空间缺失、人际关系淡薄等带来的高风险．农村基层政权的软弱化、异化．农民信任危机的加重,公共民间组织的缺失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农村成为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潜在根源。只有创新农村治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等在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协商能力,加强对权力的约柬．完善风险应对体系建设．方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来自河北省G县十个乡村的调查分析

在经济体制加速转型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农村的地位急剧衰弱,农村蕴积着贫富差距、治安恶化、养老风险、公共空间缺失、人际关系淡薄等带来的高风险.农村基层政权的软弱化、异化,农民信任危机的加重,公共民间组织的缺失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农村成为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潜在根源.只有创新农村治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等在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协商能力,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完善风险应时体系建设,方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国转型期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的理论思考——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

风险社会理论表明科学理性的无限扩张必然引发全球社会风险,必须对现代性进行更多的自省与反思.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结构源于内源性的感性秩序,转型期社会风险的总体表现和特征说明我国已经步入了风险社会,各种社会风险对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对风险的制度选择必须注意协调理性化设计与基层民众的深层感性意识的融合.     

论现代化发展的社会风险与代价——基于风险社会视角的分析

风险社会概念是分析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描述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两个不同时期,即前现代与现代所遭遇的种种风险,即风险来源、风险特征以及风险存在形式。现代化发展的社会风险虽然主要来自"外部风险",但"人造风险"的问题严重存在。本文指出了现代化发展与代价支付之间的关联性,说明风险代价支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可以采用现代的社会管理手段去规避风险,监测预警风险,将支付风险代价的成本降到最低,这是现代化追求的"效率",同时也是我们走出现代化发展风险困境的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可行能力、内生动力与伦理支持

贫困主体具有多样化,致贫原因具有多因性,贫困程度具有多层次性的差异。可行能力是人们获得各种资源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可行能力不足是贫困群体致贫的主要因素;内生动力是贫困主体摆脱贫困的思想条件,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是脱贫攻坚的力量源泉。贫困治理必须关注个体因素的差异,要给予不同贫困群体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差别对待必然涉及到公平正义问题,治理贫困有技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伦理问题,不能获得伦理支持,技术就会陷入具体情况复杂性带来的公正拷问。伦理支持是一种分析思路,同样也是一种治理路径,农村贫困治理要以公平公正的伦理关怀精神,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采取扶贫措施。     

风险社会治理与科技伦理应对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未来农村扶贫需以提升可行发展能力为方向

中国以"两不愁三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农村扶贫开发将取得全面胜利,扶贫工作将进入到以解决相对贫困为重点的新阶段。新阶段农村扶贫的对象,除了过去扶贫工作中没有照顾到的边缘群体外,初步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多数人群仍然是重点。当前,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条件已经得到了全面改善,可行生存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其贫困具有典型的可行发展能力贫困特征,尤其是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导致的抗风险能力和较弱的高质量产业发展能力。要使贫困人口摆脱能力贫困剥夺,需要在持续改善贫困人口的基础发展条件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可行发展能力,关键是要把做好扶贫资源的有效利用同增强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有效结合,把体制机制创新与方法创新有效结合。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的不均衡——基于可行能力的考察

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内核,文化产品则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化产品的供给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内在价值基础.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自主供给是当前我国农村文化产品的主要供给方式.但这三种供给方式都难以完全满足农村地区旺盛的文化需求,城乡文化产品的供给存在差距,造成城乡文化产品供给的不均衡状况.被称为经济学良心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的阿马蒂亚·森构建了以可行能力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全面论述发展问题.文章尝试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为视角分析文化产品的供给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状况不利于农民可行能力的增长和农村的发展,也没有实现对农民的平等对待.因此,文化产品供给的不均衡状况应该得到重视和改善,政府、市场与社会形成政府主导、市场配置和社会参与的多元协作供给模式,强化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供给体系,切实保障城乡居民享有获取文化产品的机会公平;增强多元化文化产品的供给,扩展农民文化产品的选择自由;实现资源下沉,提升农民自身的主体性能力.     

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村妇女的反贫困政策调适

妇女是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构成人群,也是反贫困的重要力量。从可行能力视角来看,农村妇女贫困的根源是可行能力的不足与缺失,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反贫困政策需要以提升妇女可行能力为目标,构建社会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在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方面更有效地瞄准贫困妇女,改变妇女的贫困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