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灾后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

福利多元主义以去中心化、决策参与等价值观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共同参与,这与我国所倡导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灾后救助理念不谋而合。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灾后残疾人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明确救助主体、救助方式及救助性质等方面,从而通过帮扶项目的定位、救助力量的凝聚、部门关系的拓展来构建完整的救助体系。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核心概念、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这一概念，是在我国反贫困发生战略转向和迈向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为了实现社会救助从“悬崖”到“缓坡”的转变而提出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是中国特色高质量社会救助的重要标志。国外社会救助体系一般由不同类型的救助项目组合而成，其面向各类贫困对象提供差异化救助，具有对象分类和救助分层的特点，可以提供综合性的救助帮扶，有值得借鉴之处。助推我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优化升级需要在充分厘定其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国际经验及其启示，从救助功能、救助对象和内容、救助主体和救助方式四方面入手，推进社会救助的高质量发展，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筑牢坚实底板。     

关于解决城市贫困群体问题的对策思考

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群体问题,要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积极参与的城市扶贫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健全的收入分配机制和科学的国民收入格局,并努力实现经济较好较快发展,为城市贫困群体解困创造条件。     

论我国政府应对风险社会的全球治理策略

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社会风险也日益全球化,并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化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并将风险放大。现代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计量性及治理局限性导致政府治理风险的失灵。风险的全球性迫使各国政府寻求新的解决方法,风险的全球治理就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我国政府的全球风险治理方略应包括三个方面: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中心全球风险治理体系、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风险治理全球协商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     

转型期老工业基地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

转型期东北老工业基地出现了下岗失业人员构成的新的弱势群体。解决这一问题有助于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正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为此,必须构筑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综合全面的社会救助体系。     

论社会救助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

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国家责任是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实施和监管责任、引导民间救助以及宣传责任等.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该确立国家责任原则,建立以政府救助为主导,民间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模式.     

生态文明语境下我国自然资源多元治理体系之优化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对自然资源的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政府、市场与社会调节机制为手段,以自然资源的综合性治理为内容,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但是该治理体系面临着一系列内生性和外源性困境,包括部门化的自然资源立法模式、碎片化的自然资源权利配置、治理主体间缺乏沟通机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约以及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影响,这些因素阻碍着生态法治进一步走向生态善治。为此,制定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综合性自然资源法,明确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责边界,以及建立对治理的监管体制是优化我国自然资源治理体系的要点。     

民生财政与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初探

民生问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民生财政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手段。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工程,财政在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财政可以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困群众医疗、住房、子女就学援助制度提供支持。     

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媒体强化了民众参与公共领域的意愿,推动社会参与平等化、信息渠道多元化、动员手段社会化、舆论监督网格化,为我国社会治理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有待开拓与完善的路径。但同时也对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体系亟待构建。凭借新媒体自身在工具意义、社会关系层面上的特征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治理趋势的多重契合,对治理主体框架、受众框架、媒体框架以及线上线下的多元协同框架等宏观治理体系的子系统进行准确定位和动态完善,真正使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实践。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前提下,选择契合社会治理本质回归的动员话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与公众的能动力量,是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科学创新的重要路径。     

地方政府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模式构建与政策建议

协同治理与社会冲突管理具有显著的契合性特征,但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导致“碎片化管理”,缺乏协同治理理念、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绩效评价考核机制,使传统社会冲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冲突的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突破传统社会冲突管理的困境,需要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一是树立协同治理理念,完善地方政府权责体系;二是建设“整体型政府”,有效整合公共资源;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四是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就业激励和援助:贫困救助制度演进和优化的基本取向

就业援助和激励是政府对弱势群体就业实行专项援助和激发鼓励的社会政策或制度安排.促进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就业历来是贫困救助的基本方案;引入和推进工作福利制是当代贫困救助制度体系改革的重点.在我国现行的贫困救助制度体系中,因就业激励和援助制度缺失,有劳动能力者依靠生活救助的现象突出.面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建立就业援助制度,建立生存保障与就业激励有效衔接机制,为其劳动就业给予必要的手段、机会和能力性援助,应是我国贫困救助制度优化的基本取向.     

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优化论析

完善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的传统路径侧重单个制度的修补,而忽视制度体系的整体调整和效能考量。福利国家的制度经验表明,就业导向的制度重构、工作福利的政策设计、信息系统的完备和专业化家计调查的强化是有效治理"福利依赖"或"过度救助"的制度选择与政策趋势。基于体系优化的完整性、层次性和协调性维度与模型的分析,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存在理念滞后、管理分散、体系结构不平衡、贫困分层制度设计缺乏、救助依赖和社会支持渠道缺乏等系统障碍。本文认为,应从构建四个系统入手来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即以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理念系统为前提,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管理系统为关键,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制度安排系统为基础和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社会支持子系统为保障,实现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的体系完整、管理协调和制度分层,提升体系效能,实现有效减贫和保障残疾人群的应有权益。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挑战、原则和内容

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引发诸多弊端,故而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势在必行。其中包括组织层面的创新和规则层面的创新,可概括为以社区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全面参与。本文对这一新型社会管理体制作了论述,分析了新体制中的主体,并阐明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前提。     

第三次分配：一个日益凸显的课题

改革开放后 ,由市场主导的第一次分配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第二次分配 ,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在此社会背景下 ,社会呼唤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以慈善公益组织为主导 ,按照“道德原则”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目前它在西方国家已发展得比较成熟。第三次分配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科学发展观在目标上是一致的 ,即达到“共同富裕”。此外 ,文章还探讨了在我国如何发展第三次分配的问题。     

从“善政”到“善治”：我国城市治理的现代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会转型的加速,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问题,传统“善政”管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局限,“善治”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善治”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治理结构。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公民主体意识日益明晰化、国家政治生活日益法治化,为“善治”提供了现实性基础。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完善法治体系、创新治理手段,是我国城市实现“善政”向“善治”转型的实践理路与方法论选择。     

西部地区社会救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宁夏为例

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救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是呵护贫困群体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为贫困群体提供最起码生存需求和最基本生活保障的最基础的救助制度。目前,宁夏已基本建立起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援助等单项救助为配套,以优惠政策和社会互助措施为补充,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框架。     

公共治理视野下的城市低收入弱势群体救助体系设计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时期,如何构建一个卓有成效的包括城市低收入弱势群体救助在内的社会救助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文章以公共治理的视角来审视城市低收入弱势群体的救助体系构建,力求打破固有的单纯依靠政府组织救助弱势群 体模式的局限性思维,构建一个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在内多元主体参与的城市低收入弱势群体救助网络体系.     

中国式区域治理体系、机制与模式

中国式区域治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治理、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治理什么和怎样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发展是区域内、区域间竞合共赢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国式区域治理呈现出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共生演化逻辑,更加注重通过系统架构、创新驱动、优势再造、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来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突破区域发展的各种约束,寻找新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基于此,提出“体系-机制-模式”(SMP)的中国式区域治理分析框架,建议完善以政府网络为核心、市场网络和社会网络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体系,拓展网络化、生态化等多样化区域治理,提升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确区域治理的核心机制,构建以科层、契约和合作“三位一体”为主的多元化治理机制;通过有效的区域治理,在政府层面形成价值共同体,在市场主体层面形成经济共同体,在社会民众层面形成命运共同体,最终为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三重共同体”模式这一新思路。     

风险社会中的社会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系统组织理论的视角

在风险社会的多变环境和多重挑战下,不确定性因素和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幅度也在不断累加,形成了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新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垂直控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政情和民意交错层叠状态下的社会治理需求。为了达到多元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解决各类问题时都优先使用行政手段的过度治理倾向,需要借助系统组织的理论视角,以复杂系统中的信息对称为抓手,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和公民建立治理共同体。本文通过分析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立足于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了强调价值和意义体系、落脚于过程而非结构的动态治理模式,并从制度结构、治理能力、基层服务和社会心理四个方面探索了社会治理优化路径,为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路径创新论析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治理,是我国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实践模式。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引导、孵化与培育。当前我国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合作治理体系还处于脆弱时期,依然存在着治理结构不对等、治理制度不健全、运行机制不顺畅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实践一度停滞不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加快培育社会内生秩序、重塑合作治理结构、建设对等合作的治理平台、加强制度建设、创新合作治理机制,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理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