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理论逻辑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统一于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促进农民增收是二者衔接的基点。在实践逻辑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可分成“巩固”和“拓展”两个阶段,应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五位一体”机制：在乡村产业发展维度,做好产业扶贫政策同“产业兴旺”目标衔接;在乡村生态文明维度,做好易地搬迁生态修复、生态扶贫政策同“生态宜居”目标衔接;在乡村精神文明维度,做好扶智扶志政策同“乡风文明”目标衔接;在乡村社会治理维度,做好驻村帮扶政策同“治理有效”目标衔接;在乡村民生保障维度,做好“两不愁三保障”政策同“生活富裕”目标衔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维度与框架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需要.在政策衔接过程中,由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发展目标与定位的不同,二者的衔接呈现出多重差异,既有制度衔接本身的差异,亦有因为定位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同时当前衔接过程缺乏对"有效性"的指标量化,致使难以准确度量和表达有效衔接的程度.为此,本文通过凝练抽象出"住差"与"效度"概念以应用性解构"有效衔接","位差"即发展进程的时间位差、区域发展的空间位差、发展力量的角色位差;"效度"指时间维度上政策衔接及时不脱节,经济维度上资源配置科学不浪费,需求维度上举措公平不遗漏,即实现效率角度的及时性、效益角度的节约性、效果角度的公平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弥合位差、提升效度构建出包括宏观制定包容性公共政策、中观提升产业与劳动力市场益贫性和微观建设主体的能力的三维框架,着力细化面向社会大众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优化面向脆弱群体特惠性的兜底性保护政策、深化以效率为导向兼顾公平的社会市场政策,以期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优化路径与有益镜鉴.     

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对策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可靠保障。实施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衔接,建立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规划衔接,从机制转变上推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为脱贫地区通过政策、制度的支撑,实现“三农”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基础。发挥乡村人才发展优势,创新乡村人才的发展渠道,拓宽乡村管理人才的用武之地,助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人才衔接,这为缩小乡村之间发展差距、实现城乡居民融合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点,注重地域特色、关注人文因素、推进产业集聚是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加快脱贫地区转型发展,提升乡村产业、产品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期。在此背景下,科学、合理地评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意义重大。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我国的贫困治理现状及党中央的战略规划和决策部署,从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文化建设、乡村治理和民生改善五个维度构建了“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内容包括“十四五”时期脱贫攻坚成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拓展以及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三个方面,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前瞻性和适用性。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理论框架与制度优化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发展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以便使国家与家庭在民生保障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国家与家庭关系是各国制定与实施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基础性问题。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当前,我国在此方面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厘清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主导责任关系,如何在国家与家庭之间达成合理且有效的责任分工,以及如何优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动态功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既不应该是“去家庭化”,也不是简单的“再家庭化”模式,而是应该走向国家主导下的“家国衔接与合作”模式。为此,应该本着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在民生建设领域积极强化国家责任,发挥好家庭在民生保障和服务中的作用,针对具体情况确定国家与家庭在具体民生项目中的责任关系并通过制度协调实现国家与家庭的功能互补与衔接。     

障碍与突破：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衔接的若干思考

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衔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目标的现实需要。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衔接面临着理论研究之政治偏好、公共产品供给的非均衡、制度设计的缺陷性及管理的各方割据性等诸多障碍。克服其障碍,应在研究的导向性、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制度的科学设计及城乡居民医疗保障管理的法制化等方面寻找突破,着力推进城乡医疗保障的有效衔接。     

论城乡社会结构的转换

要实现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的转换 ,就必须选择适宜的社会政策。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化转换的重要前提 ;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化转换的重要条件 ;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的消解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转换的现实基础 ;而城乡统筹就业体制的建立则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转换的重要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转型

乡村治理始终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主体建构、制度革新、体系建设的过程,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新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创新转型的理念指引,乡村治理有效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二者并联演进、相辅相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既面临要素、动力和条件深刻变化带来的转型机遇,又要应对现代技术、制度和机制融入乡村的适应性、衔接性与匹配性挑战。新征程乡村治理转型必须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框架,要在目标上强调全面均衡发展,在内容上突出人的现代化,在主体上倡导多元合作,在方式上注重内生式发展;要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走经济共促、社会共商、文化共建、城乡共治的创新之路。     

湖南科学跨越发展的理性解读

近年来,湖南省树立了在科学发展基础谋求跨越前进的新理念,着力实施在化危为机中“弯道超车”、构建“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与“三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机制,营造干事创业社会氛围等新措施,积极推进“一化三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实现“两个转变”（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的转变,加快由农业大省向工业大省的转变）、建设“三个强省”（经济强省、教育强省、文化强省）、守住“四条底线”（守住粮食生产、生态环境、节能减排、改善民生四条底线不突破）,努力积累经济、制度竞争新优势,实现后发赶超、富民强省目标。     

法治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之路

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的“礼”治、当代的“管”治及现代的“法”治三种治理模式.转型期的农村正处在由“管”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中间地带,非法治化治理方式的惯性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必须以二元权力的有效衔接为基础、以村民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路径,以村民制度化利益表达为保障,以公共服务产品的优质供给为目标,逐步实现乡村法治化治理之路.     

福利统筹理念下的农民工“工作贫困”治理

在加速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工作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结合我国现实实际,借鉴国外理论与政策经验,我国应在公共福利统筹的政策理念下进行农民工“工作贫困”治理制度的构建和创新。具体包括：通过福利统筹保障农民工收入安全与持续增长,实现就业稳定,使他们获得有效的社会保险。     

论改善民生与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民生优先是当前中国政府工作面临的新命题。为实现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政府需要有效提升执行力。但当前政府执行力中存在的原动力、协调力和监控力缺失直接制约着民生改善的步伐。以改善民生为导向,培养执行主体的忠诚意识,实现行政环节的无缝隙,建立科学的执行监控机制是提升政府执行力的有效路径。     

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之社会改革的三重意蕴

共同富裕的伟大战略以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导向,宣告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全面开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将在社会政策、社会结构、制度架构三个层面表征其必然展开的三重意蕴：在社会政策层面表现为以分配结构的矫正推进内需型社会的建设,以民生事业的发展解决经济主义带来的问题,培育维护稳定的社会力量,实现主流核心价值的重塑;在社会结构层面表现为推进现代性的构建,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的合理边界和良善格局;在制度架构层面表现为保障人民平等的民生权利和人格尊严,以平等权利塑造人民的主体地位,从而为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内在积极性何以被激发：一个案例研究

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成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力量,其发展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和现实发生条件。随着我国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和农村产业基础的日益夯实,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在部分地区逐渐完成从“退回来”(被迫式返乡创业)到“跑回来”(主动式返乡创业)的转换。近年来,处于珠三角经济辐射带的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通过减少和消除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信息、成本和能力障碍,激发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内在积极性,为提炼政府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逻辑提供了重要的案例研究素材。     

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五老会”参与乡村建设案例研究

乡村建设应该关注村民自治所依托的村庄基础。村民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有赖于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东姜村“五老会”在乡村文化建设和民主建设方面的实践,代表了一种乡村建设思路和角度的转换,即从单纯增加收入之外的角度,考虑乡村建设的方向,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从乡村社会人文和文化方面增加农民的整体福利,推动乡村民主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关注什么样的“民生”——基于唯物史观的实践理性省察

十七届五中全会凸显了“民生”关怀,“民生”是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科学发展语境中的“民生”,谋的是最广大民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幸福生活.民生幸福是个不断实现的过程,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走共同富裕之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导,扩大就业,搞好收入分配调控,完善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实践中民生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基于1949—2020年党的重要会议文本的分析

厚植共同富裕的民生底色,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布局,也是民生之治的成功典范,为解决国际民生的共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作为实践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抓手,民生政策具有“兜底织网”的双重效应,为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共同富裕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话语谱系。既有研究囿于宏观视野而易忽略政策表述的延续性与“靶向性”,因此,将政策文本和政策工具理论相组合,有助于在“变”与“不变”中把握以民生促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理清民生福祉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聚焦民生政策动态变迁的规律,夯实民生之治阶段性发展的效能,为推进人类社会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实践方向。     

论民生保障的法理基础

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与社会保障不同,民生保障是国家和社会对全体公民提供的、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基础上不断追求的更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保障。民生保障有其正当性、必然性,人的尊严、社会正义、国家责任、人权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为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最低工资与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最低工资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两项兜底性的民生保障制度安排,有着一致的价值理念和民生保障目标。然而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两项制度未能得到统筹考虑,存在诸多不协调的问题。这既影响了两项制度各自功能的发挥,也无法形成政策合力,不利于提高民生保障的整体水平和保障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建立最低工资与社会保障的协调发展机制,对于更好发挥两项制度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应从目标协同机制、待遇同步调整机制、责任的均衡机制、监管协作机制几个方面构建最低工资与社会保障的协调发展机制。     

医保制度整合与全民医保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必须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社会保障作为保障人民生活的一项基本制度,当前需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学术研究》本期特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专题,刊发3篇理论研究成果,以推动此类问题深入研究,推动十八大精神的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