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发展能力:理解农民家庭转型的一个视角

在家庭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区域农民的家庭发展能力具有显著差异。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策略的产物,家庭、村庄和市场三者共同定义了农民家庭策略的基本结构。"半工半耕"的强度、代际合力的强度以及家庭目标的调控共同塑造了农民家庭策略的实践形态,导致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分化。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强弱,可以将农民家庭划分为生活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发展型家庭三种理想形态。基于此,农村家庭政策需着眼于农民家庭形态差异,采取富有针对性的"分类治理"策略,这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回应农民家庭生活需要、实现家庭政策有效落地的重要基础。     

代际合力：农村代际关系演变的新趋势

现代性是理解当前农村代际关系演变的重要变量。通过对华北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遭遇现代性的农民家庭面临着新一轮经济危机,表现为家庭再生产成本的提高和家庭发展目标的增添;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并顺利推进家庭再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代际合力为主要形式的人力动员模式成为农民家庭的优先选择;虽然代际合力有助于推进农民家庭再生产,但其建立于两代人“自我开发”的基础之上,传统的家庭和村社伦理为这种“自我开发”提供支撑。代际合力的提出不仅把家庭研究纳入到“微观—宏观”互动的视野中,而且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代际交换模式”,为理解当前农民家庭再生产和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     

职业代际流动、社会融合与共同富裕

在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下,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已进入新阶段。有效提升职业代际流动性,是开发与积累人力资本、解放并发展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实现途径。通过引入演化博弈思想,构建来自不同群体的子代职业选择博弈模型,利用不同社会规范来协调参与人行为选择,能够根据演化稳定策略揭示职业代际流动全过程。从社会关系网络出发,会发现不同家庭子代对资源的搜索、组织和使用存在群体差异,缺乏代际流动性的社会容易导致阶层分割,资源难以整合,阻碍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进一步深化社会融合与职业代际流动协同作用的研究,可以在代际间的动态循环过程中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措施,让被排斥但具备条件的劣势群体获得必要的职业发展机会和资源,从而避免贫富分化和社会区隔,建立流动性高且融合度高的社会,更高质量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过度劳动的代际冲击：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经验证据

过度劳动日益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目前学界较多关注过劳行为的短期影响而相对忽略了过度劳动的长期冲击效应。基于新人力资本的能力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代际视角评估父代过度劳动对子代新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揭示过度劳动代际的影响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过度劳动对子代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会导致子代非认知能力的恶化。在家庭角色分工下,父亲过度劳动会显著促进子代认知发展,而母亲过度劳动对子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非认知层面。相较于男孩,女孩的非认知能力受到父代过度劳动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中父代过度劳动的代际冲击表现更为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父代过度劳动能够通过收入效应、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康传导效应作用于子代的新人力资本积累。未来应当更加关注代际视角下过度劳动带来的长期影响,有效促进子代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优化。     

代际交换下家庭权力关系重构——基于苏南农村并家婚姻模式的田野调查

代际交换不仅是代与代之间的日常互动,而且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苏南并家婚姻是一种“并而不合”的双系婚姻模式,在此婚姻模式下形成多种互动关系。父代在单系家庭内部通过代际交换的方式将资源让渡给单系子代,以获得子代家庭的参与权。双系父代家庭之间围绕子代家庭展开竞争与合作,在互动中建构出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在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作用下,形成子代夫妻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新型家庭权力关系虽然能够相互制衡产生稳定性,但是代际交换一旦过于频繁,代际关系过于紧密,便会对子代核心家庭关系产生影响。     

婚配、婚配消费与代际生活

我国农村婚配消费行为受到男性婚姻挤压的冲击与城市消费文化和传统乡土文化的双重影响,婚配高消费在农村逐渐形成并愈演愈烈.婚配消费多不是纯消费,更多是财富的重新配置.通过婚配消费,农村完成了财富由父母向子女的转移,父母因子婚配消费致贫或返贫现象累见不鲜,子女却因婚配而获得大量父母的财富馈赠,生活条件改善,甚至提前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进而导致代际关系的失衡.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趋向

文章着重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家庭代际关系及其维系、变动、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向,旨在对当代代际关系状态有更全面的认识.作者认为,就当代而言,家庭代际关系的传统维系力量已被削弱,新的维系手段表现出由多元到单元之变.代际关系变动中既有值得称道的进步,也存在诸多问题.社会组织应注意引导代际关系的发展方向: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提高老年人自身经济能力,降低亲代对子代的赡养依赖;继续推动子代义务、责任和权利南儿子单系承担和享有向儿女双系发展;加强道德力量在代际亲情关系维系中的作用;注意化解代际财产传承多元化所出现的家庭和社会问题.     

“搭伴养老”：家庭转型与农村老人的自我牺牲

在农村,“搭伴养老”现象呈现普遍化趋势。在搭伴过程中,通过形式保障、隐性契约、资源交换、策略表达等方式,双方老人突破了原有的子代赡养模式,实现了自养。习惯上一般将“搭伴养老”视为老年男女自主选择的表现,但事实上,农村“搭伴养老”是在家庭转型背景下,老人为了实现家庭扩大化的生产目标进行的养老牺牲。家庭形态的改变、家庭积累的极化、家庭伦理的偏移共同挤压了老人接受子代赡养的空间,在反哺失效的情况下,老人只能被迫开展自养实践。“搭伴养老”的内核是家庭伦理的弱化,一旦形成惯例,农村老人将遭受更为残酷的剥削及挤压。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湖北宜昌城乡老年人口状况问卷抽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代与父代间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发现代际支持在父代与子代之间产生了“选择效应”,认为在现代养老模式的选择上,应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的基础养老功能,积极发展以子女代际支持为核心的家庭支持体系,进而构建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     

家庭策略视角下的非常态婚姻——以豫北Y村为例

基于豫北农村的经验发现,在家庭婚姻偿付能力普遍偏弱的情况下,农民长期面临较重的结婚负担。由于家庭再生产任务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共同作用,农民家庭往往采用变通方法克服压力以实现婚姻缔结,从而形成了早婚和入赘婚两种稳定的非常态婚姻实践形式。前者通过婚后补偿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时间分散,后者通过男性“屈尊”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空间转移。婚后补偿与男性“屈尊”的婚姻策略都试图突破家庭能力、条件不足对男方家庭造成的婚姻缔结压力,是有明确目标指向的家庭整体性婚姻实践;但两者都存在婚姻基础薄弱的共性,仍面临婚姻不稳定与婚姻离散的风险。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以北方农村为基础

当代农村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深刻影响着家庭代际关系.家庭代际关系主要指上下代之间所形成的抚育、赡养、继承、交换和交往关系.代际关系不仅限于"家内".而且存在于"家际"之间,它有性别和生命周期之分,有抚育-交换-赡养之差异.还因制度变迁而有时期和强势代与弱势代之不同.当代农村代际关系研究应做到三个结合:将制度变迁、社会转型与家庭代际关系结合起来,将代际关系与家庭功能变动结合起来,将家庭代际关系与家庭结构和分家行为结合起来.当代农村代际关系既有代际之间束缚减少、日常冲突降低等表现,也有亲子代支配资源能力逆向变动、养老方式单一等问题.推进多元养老体系建设,倡导子、女两系财产继承方式和赡养方式,改变亲代对子代婚姻花费的包办,建立新的家庭规范,对现代代际关系的建立将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CHARLS 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当前中国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现状、动机与规模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主要结论有:1)中国家庭代际财富呈现向上转移的特征,同时年轻一代存在明显的"啃老"现象;2)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主要由父代特征变量决定;3)子代对父代的财富转移由子代与父代的特征变量共同决定;4)收入是影响子代与父代之间财富转移的重要因素;5)农村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偏向儿子,但女儿却更有可能给予父母财富转移;6)父母给予独生子女的财富转移规模更大;7)帮忙照顾孙子女会促进父母对子女家庭财富转移的可能性与规模;8)离家较远的子女给予父母更多的财富转移。     

家庭再生产中的男孩偏好、代内剥削与代际责任转移——对“扶弟魔”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扶弟魔”现象是家庭再生产中男孩偏好造成的代际关系不平等的结果。家庭层面,伦理角色的“协助责任”、家庭资源的男孩偏向以及道德力量的“规范约束”使女性被迫让步资源,形成了代内剥削。个体层面,强化激励的愚孝心理、沉没成本的情感裹挟以及双重角色的“以宗补姻”成为强化代内剥削的个体认知机制。这种长期代内剥削实际是代际责任的转移,家庭再生产中出现角色越位现象。社会需要重视性别不平等在家庭结构中的体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会形成剥削的代际传递与横向辐射。同时,更需要关注“扶弟魔”一词背后潜藏的女性困境,包括自我生活被挤压、父权制仍然存在、现代文化身份冲突、社会性别污名化,正确认识、解决困境是推动性别平等与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     

制造边界：家庭代际关系的情感分流与现代调适

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转型改变了情感伦理化的依附性表达路径,赋予情感以自主的实践空间。情感实践兼有理性面向和伦理底色。结合鄂西的田野调查经验,文章建构了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分流路径,揭示了以制造边界为核心的情感调适逻辑。情感分流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伦理轨道中代际互动过程的分化,基于“父子之别”构造了生活本位的情感实践路径;二是在伦理轨道之外激活情感轨道,基于“嫁娶之别”构造了以资源流动为媒介的情感实践路径;三是面对代际互动的双轨格局,子代家庭基于“夫妻之别”构造了灵活的场景转换机制,维系了双轨格局的均衡稳定。“制造边界”的目标不是伦理的封存,而是理顺理性、情感和伦理的关系,进而在底线伦理之基础上拓展代际互动空间,塑造灵活、自由且富有弹性的代际关系。伦理、理性在融入情感实践的过程中赋予转型期家庭制度以开放性和包容性,展现了农民家庭秩序重建的可能路径。     

家庭背景与学业成就——义务教育中的阶层差异研究

推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这一制度设置的目标之一.从制度设置层面来看,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及其经费主要由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共同负担,降低了不同阶层学龄儿童和少年在入学机会和入学意愿上的差异.在假定入学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经验资料分析结果表明,阶层差异体现在学生的学业成就当中.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家庭文化资本有着非常强的代际继承性,它会直接影响子代学业成就的获得,而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则通过影响子代对教育资源的选择而影响子代的学业成就.义务教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阶层差异提醒我们对这一制度设置,及其在实施过程中遭到的现实干预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困境:婚房进城与压力传递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困境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调研发现,城中有房的婚姻需求推动脱农进城成为村庄的流行理念。在经由购买婚房竞相进城的村庄场域中,村落结构与传统习俗不断扭曲变形,老年人在此过程中面临心理层面的相对剥夺体验。同时,进城压力与家庭结构、代际伦理互构重塑,实现了竞争压力的代际转移。出于传宗接代的超验性文化追求与村庄去伦理化的"道德新建构",老年人自觉进入压力分配体制,在行动层面通过奉献贴补、隐忍体谅、自我牺牲的方式主动承担竞争压力,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资源困境。在援助子代进城买房以实现婚姻的过程中,农村老年人身心俱疲。     

祛魅化与市场转型——1949年后中国大陆理性化过程的历时性分析

本研究沿韦伯西方理性化过程研究的线索,利用CGSS2003的经验资料,分析了市场转型发生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在"文革"中后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父代与子代之间的资源转换由"文革"前"间接"转变为"直接"。而在市场转型中,职业地位正成为代际资源传递的重要途径,同时,与男性相比,女性不仅获得父代资源支持力度较低,获得优势职业也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要求。笔者认为,以上发现意味着,尽管1949年后的体制形态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个人与家庭或家族的传统联系,但在"文革"中后期父辈力求资源代际流动的努力,不仅实现了对政治领袖个人权威的"祛魅",同时也通过市场转型实现了体制创新。但市场转型中,对于重视家庭或家族男性传承传统伦理的复归,不仅折射出家庭本位伦理与彰显个性的理性化逻辑间的矛盾,也提示人们未来仍存在着将个人与国家关系绝对化的潜在风险。     

弱势家庭如何多出贤才?——基于“社会资本—家庭教育期望—代际流动”的实证分析与思考

教育是弱势家庭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但弱势家庭对教育作用的怀疑导致其教育期望偏低,这无疑将抑制其子代的代际流动。通过2020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家庭社会资本越多,家庭教育期望越高,也越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对子代寄予更高的教育期望;并且,弱势群体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更显著。对此,可从提高资源可触及性、增强资源可信任性、鼓励个人和家庭用开放包容的思维积极主动向外界寻求帮助三个方面提高弱势家庭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进而推动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     

家庭策略视角下的农民教育观念及其地区差异——基于江浙地区与西南地区的比较

农民家庭的教育观念是在家庭策略的实践中形塑而成。家庭策略既取决于家庭资源禀赋的强弱,也取决于家庭目标的定位。文章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从家庭资源禀赋和家庭目标两个维度分析农民家庭教育观的形塑机制。家庭资源禀赋奠定了农民家庭教育投入的经济基础,而家庭目标定位则塑造了农民家庭教育投入的动力。总体而言,江浙地区农村由于其本地市场的区位优势,农民家庭资源禀赋较强,而发展导向的家庭目标进一步强化了教育投入的动力。西南地区农民家庭的资源禀赋有限,家庭目标的维持型导向弱化了农民教育投入的动力,农民家庭普遍不够重视子代教育,倾向于采取选择性投入的教育策略。教育是实现农民家庭发展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要引导农民家庭树立正确和理性的教育观,合理配置家庭资源,将家庭资源更多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从而提升家庭的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