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杜甫的《垂老别》

<正> 《垂老别》是杜甫著名的组诗《三吏》和《三别》六首中的一首。它的写作背景和过程,和其它五首一样,都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三月唐王朝九节度的六十万大兵溃于邺城这一特定的危急时期,和自洛阳以西至潼关这一特定的后方地带,杜甫根据他的所闻所见所经历写成的。这六首诗,都是人民的悲剧、人民的血泪史,这是显而易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这斑斑的血泪,进一步看到人民那种忍痛负重,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因为当时进行的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具有制止异族侵略、维护国家的统一的正义性质。一转头,不觉已是二十年了。那时为了纪念杜甫,我曾应邀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过谈杜甫的《石壕吏》和《新婚别》两篇广播稿,我把那“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的老妪,和那鼓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的新娘,称为“深明大义、热爱祖国的儿女英雄”。现在,临当谈《垂老别》这首诗时,我深深地感到对诗中的这位老汉,可以     

杜甫山水诗的艺术气象

杜甫是一个创作天地非常广阔的诗人。他除写了很多表现重大社会主题的诗之外，还创制了数量颇丰的山水诗。杜甫的山水诗，或感怀、或咏物、或登临、或怀古，大都写得非常精绝，自成家数。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当然，对杜甫山水诗的研究，也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停滞，意味着凝固和走向死亡；前进，必然是迎接荆棘后的重蹈坦途。本文拟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认识杜甫的山水诗。近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山水包蕴了恰悦情感，表现出挚爱自然、生命常新杜甫的山水诗，第一类属审美观照型（此类山水诗多是杜甫入蜀后和平时期之…     

陇右山水多感发——杜甫陇右纪行诗散论

以地名作诗题,分则独立成篇,合则成为一组完整的纪行诗,记行程,写山川,抒感慨。杜甫在陇右创作的两组纪行诗,别开生面,独具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立秋后,杜甫辞华州司空参军职务,携带妻儿,西行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 十月间一个星月磊落、云雾苍茫的夜晚,杜甫一家于夜半时分从秦州起程,奔向别人向他介绍的物产富饶、气候温和的“乐土”同谷县(今甘肃成县),谋求生活的出路。在《发秦州》这首序诗中,诗人交代了赴同谷的原因:“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就是要解决全家人的温饱。从秦州出发,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这些是地名,也是诗题,是杜甫在陇右     

简论杜甫湖南诗的政治意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同志亲临成都杜甫草堂视察,在翻阅草堂收藏的杜甫诗集之后指出: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一部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矛盾,揭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理想和对人民痛苦的同情,称之为“政治诗”是十分恰当的。千百年来人们对杜甫的评价,多从历史的角度(称“诗史”)或艺术的角度(称“诗圣”)着眼,这当然未尝不可,但往往由此而忽视了它的政治意义。毛泽东同志注意到这点,并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杜诗指明了方向。为了引起同行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我想就前人研究不多的杜甫湖南诗的政治意义作一简要论述。     

生命体验的诗化形态 ——杜甫夔州诗的生存论美学意蕴

生命体验的诗化形态──杜甫夔州诗的生存论美学意蕴程地宇写于杜甫去世之前不久的夔州诗，是杜甫生命旅程最后阶段的挽歌。关注现实，心忧民生的政治诗情，仍是其创作主旨，是杜甫主体生命的社会价值的延伸。面对死亡，杜甫以特有的敏感，展示了他从生存状态上向终结存在...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康梁与鲁两生

<正> 康有为(1858—1927)这位近代维新运动的主脑,思想界的巨子,一生写了十五个诗集,共存诗1572首,数量非常可观,比起他所崇拜的唐代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不遑多让.尽管他的大弟子梁启超(1873—1929)对他的诗击节赞赏,许为“元气淋漓,卓然大家.”与金和     

论臧克家的散文创作

<正> 臧克家的全部创作,诗与散文始终是“双管齐下”的。在现代,自是“诗压散文”;在当代,特别是“新时期”后,却是“散文压诗”了。作为“诗人”,他受到的关注、研究较为充分;而作为“散文家”,对他的关注、研究就显得太不够了！话头自然还得从“现代”说起。从1925年到1949年,即从作者20岁到45岁这25年中,臧克家共结集、出版散文著作7部,它们依次为《津浦北线血战记》(通讯集,1938年5月)、《乱莠集》(散文集,1939年5月)、《随枣行》(散文、通讯集,1939年10月)、《我的诗生活》(回忆录,1943年1月)、《挂红》(小说集,1947年6月)、《磨不掉的影像》(散文,1947年10月)、《拥抱》(小说集,1947年12月)。除去两部“小说”集不算,也还有5部之多。臧克家的这些“现代散文”创作,在我看来独创性强,自成一格,丰富和充实了白话散文创作的实绩,具有多方面不容忽视的“文学史”意义:首先,表现在狭义的“抒情散文”自出机杼上。他擅长于“人物散文”的写作,《老哥哥》、《六机匠》、《悼》、《十六岁的游击队员》、《拾花女》、《我的先生闻一多》、《海——回忆一     

简论杜甫夔州诗的思想意义

唐代宗大历元年春(766年)至大历三年夏,杜甫在夔州住了三个年头。此间共作诗四百多首,占平生全部创作的近三分之一。无疑,这是他的又一个创作的高峰期。因此,这一阶段的诗作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格外注意。对于杜甫的夔州诗,有些学术著作在充分肯定了他的“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自觉的艺术追求后,认为他诗歌的思想意义比     

试谈《又呈吴郎》的人民性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最广泛、最深刻、最真挚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陕南有这样一首民歌:“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诗歌作了千万卷,不流千年存万古。”这便是人民对杜诗的公正评价。《又呈吴郎》便是这样一首深刻反映了劳动人民疾苦,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人民性的好诗。 这首诗写于诗人流亡川东,由襄西草堂迁居东屯之后。当时正值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而尖锐。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唐王朝的扩边政策,以及大地主     

试论杜甫诗的政治倾向

我国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文学史上是一位极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明确地指出,杜甫诗是政治诗。这就极为深刻地告诉我们,对于杜诗,应该着重将其作为政治诗来读。为此,就必须正确地分析杜甫诗的政治倾向。但是,杜诗本身却较为复杂,从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着两种极为矛盾的倾向。那就是,杜甫一方面在自己的诗中将希望封建国家兴旺发达(“实欲邦国话”)作为自己所遵奉的至高无尚的原则(“至理”)。并将自己对于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忠心比作是葵花向阳的一种不可更改的本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同时,他又以自己特有的细腻笔触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了沉重的剥削与压迫给劳动人民     

白居易中和美思想简论

在唐代诗坛上,白居易自觉地继承“诗经”、“汉乐府”、子美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在诗歌美学理论方面,他明确地倡导诗歌创作要表现人民的疾苦;强调了感情在诗歌创作和欣赏中的作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中和美”的诗歌美学理论。从白居易的美学思想来看,他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取道、释以构成其诗歌美学理论的。所谓“中和美”也正是如此。它是中庸思想在审美领域里的运用,始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后来发展成为长期统治中国文坛的原则,即“温柔敦厚”(《礼记·正义》)的诗教。中经思孟学派至董仲舒而走向玄秘化。白氏则利用了其中的合理因素,把它和老庄及荀子的辩证法结合起来;又兼取了释教中“无情有性”的自然泛神论思想;提倡有灵气、灵性(气势、生命力)的创作;从而在审美诸方面,构成其新的“中和美”的思想,用以指导自己的创作。本文拟就白氏的“中和美”作些分析,以就正于读者。     

关于李商隐诗歌的评价问题

一关于古人在思想性方面的评价从思想内容上最早肯定李商隐的要推王安石。《蔡宽夫诗话》称:“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与‘池光不受月,暮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之类,虽老杜无以过也。”他之推崇杜甫大概是因为杜甫的“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子美画象》)。而他之所以喜爱李商隐,尽管和他认为李的学习杜甫诗律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还因为李的部分诗篇中有着杜甫的具体而微的“沉郁”精神。这从他所欣赏的李诗,可以得到证明,那些诗不是什么《无题》诗,而多属有关忧乱伤时之意和苍凉浑健之音的警句。     

论杜诗之“神”

盛唐的诗,是中国文化史的骄傲。李白、杜甫,是诗歌中盛唐气象的伟大代表。杜甫与李白的身世、经历有很大的不同。李白生于富商之家,腰缠万贯、良骏轻裘入长安。富裕的经济条件和满腔傲岸的才气,是他不肯“低眉折腰事权贵”的凭藉。杜甫虽然多次在诗中声明自己是名门之后,但家道中落,很早就陷入困顿。他有才气,有胸襟,却没有幸运。从早年“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生活并不好过。中年以后,官微俸薄,日子竭蹶。安史之乱,他被俘、逃亡、流浪,历尽艰辛,一直到去世,也没有过上太平而富裕的日子。生活困顿、命运坎坷与希望国家富强的雄心壮志的矛盾,现实的社会变化与诗人景仰的全盛日的矛盾,使杜甫走上与李白不同的创作道路,更多地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杜诗看杜甫诗学理论与创作观念的丰厚辨证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的这两句诗,既道出了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又显示出他对文学创作的成败得失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杜甫虽然没有写过文学理论的专著,但杜诗中这类谈文论艺的长歌短章、名篇佳句却很多,阅读这些诗作,我们能够比较直接、比较真实地窥见杜甫的许多诗学理论与创作观念;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杜甫思想的辩证丰厚与博大精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杜甫不仅在诗歌创作     

诗到元和体变新——论韩诗对杜诗艺术的继承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为文章者有所发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姚鼐《惜抱轩集》卷八《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周书昌语)。新生于旧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就是这样。杜甫之所以能成为时代的巨人,被称为“诗圣”,他的诗为后世公认为“集大成”者,就是因为他不仅总结、发扬了他以前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切遗产,在中国古典诗史的黄金时代——盛唐,创造了登峰造极的诗歌艺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开拓了诗的新世界,影响千百年的诗歌史。他之后一千二百多年的诗史上,凡卓然成家的诗人,大都能找到杜甫的影子。正如宋祁说的“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再后人多矣。”(《新唐书·杜甫传赞》)     

杜甫对劳动人民感情发展历程谫论*

作为人民诗人,杜甫对待劳动人民感情之深厚是世所公认的,但他的感情有一个逐步发展、加深的历程。这其中,天宝末期至乾元时期、成都草堂居住时期、夔州时期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中,他创作出了《兵车行》、《北径》、“三吏”、“三别”等杰作;第二阶段中,他创作出了《为农》、《春日江村五首》、《寒食》、《草堂》等佳什;第三阶段,他又创作出《峡中览物》、《最能行》、《负薪行》等名篇。三个阶段中,当以成都草堂时期为最高潮,它奠定了杜甫与劳动人民感情的基础。     

中州——哺育诗圣成长的摇篮

唐朝伟大的诗人杜甫,是河南巩县人。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三十四岁以前)除短期的外出游历外,都是在河南度过的。他生于河南,学习成长于河南,死后又归葬于河南。他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代表作《三吏》、《三别》也是在故乡河南的土地上酝酿创作的,河南可以说是诗圣杜甫成长的摇篮。 青少年时代的杜甫,在故乡读书习作,受到家教的严格训练和社会风气的浓厚熏陶。“奉儒守官”的世族观念、“诗是吾家事”的传统家学,给了他以深刻的影响。对杜甫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在功名事业方面,是他的远祖西晋鸿儒名将当阳侯杜预,在诗歌方面是他的祖父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和天宝三载(744)在东都一见倾心的大诗人李白。此三人的影     

“空灵之现代派”的活标本——评《孔孚山水》

<正> 孔孚写山水诗是1979年以后的事,他从东部沿海的崂山写起,一直往西走,写泰山,写黄山,写庐山,写峨眉,写到帕米尔高原,到了顶,就不写了,那已到了1992年。这十来年的时间,他爬的山,海拔越来越高;他写的诗也越来越凌空蹈虚、超拔尘世。济南出版社出版的《孔孚山水》正是他艰步奋上、临近极顶时写的,留下了一行简隐空灵的足迹,“香到顶”。     

废名的诗与禅

废名的诗与禅有难解的因缘,不从禅理、禅趣、禅思来解读他的诗,是难以深入其堂奥的。废名小说创作的质与量远在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之上,然而渗透在他小说中的却是诗的精魂。他“写小说却象蒸溜诗意,一清如水”。废名曾自道写小说是“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探究诗人的废名,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作为文学家全人的废名,更深一步透视废名的诗化小说,也可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寻得某些启示。上篇:精神的“逍遥游”废名的诗歌主要创作于三十年代。在新诗史上,他被认为是一位具有现代主义诗风的诗人。废名的诗不象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表现的多是雨巷中寻梦的寂寞惆怅与彳亍于街头的凄惋迷惘,他不焦不躁,内心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