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子“公案”论

出自孔子评价颜子"三月不违仁",牵连出儒家对于颜子是至"熟"论或未"熟"论的"公案"。这一"公案"的实质,是儒家"熟仁"思想的检讨。梳理和评判诸儒在此的态度,是研究儒家"熟仁"思想的重要环节。同时也能准确把握颜子作为"复圣"的理由和在儒家系列里的应有地位。     

梁漱溟“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及其现代价值

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梁漱溟提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包含东西文化观、中国社会结构理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个密切相关的部分,其中,东西文化观是基础;中国社会结构理论既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分析,同时也蕴涵着梁漱溟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乡村建设理论则是这一构想的体现。梁漱溟以伦理的手段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对中国社会所作的独特分析拓宽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认知视野,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从文化角度入手改良社会的新方法。     

古代“公案小说”辨异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 ,一些专业的辞书、论著 ,一致认定公案小说是在宋人的勾栏瓦舍中“说”出来的。其实不然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始终伴随着中国古代小说走完了产生、发展、衰微的全过程。作为一种文体概念 ,公案小说是在大量的作品产生之后 ,经宋人的“说话”而定名的     

梁漱溟的“尚情”说

在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中的情感要素的张扬和对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积极回应中,梁漱溟提出了"尚情"的理想人格."尚情"即崇尚真情、情理,讲究真情实感,坚持"主观的情感"而不是"客观的道理".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在物质生活上的知足常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尚情无我";在精神生活中的行"仁"求"安".梁漱溟的"尚情"说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时国人在人生要义等问题上的困扰,帮助他们树立了自主独立、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同时它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宪政之“势”与“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宪政之"势"与"理"思想是梁漱溟从"势"与"理"的视角探索解决宪政问题而形成的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势"与"理"思想是宪政之"势"与"理"思想的渊源。宪政之"势"是指国家与其组成分子基于特定原因而"相互要约"的情形与态势;宪政之"理"是指国家与其组成分子对"要约"形式与内容的"共同了解"并"信守奉行"及其体现出来的精神。宪政之"势"与"理"的关系是:"势"与"理"统一、"势"成"理"、"理"成"势"。梁漱溟以"势"与"理"思想分析中国宪政,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宪政不能走西方之路,而必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宪政之"势"与"理"思想对当今中国宪政发展、宪政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启示。     

梁漱溟、杜维明知识分子人格观的异同及其现实意义

知识分子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人格,现代新儒家的两位代表梁漱溟、杜维明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格观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士”的观念,又体现出了时代特色,对当今知识分子人格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     

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梁漱溟以“意欲”这一概念入手,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预测了世界文化未来的趋势,对儒学的前途做了乐观的估价,将西方的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对东西文化加以比较,极富开创性和启发性。     

小说“公案”与“侦探”——兼谈“侦探小说”的界定

从调查者与调查行为两要素来看,"公案"与"侦探"两种小说是有很大区别的。公案小说彰显调查者的忠孝伦理,侦探小说凸显调查者的科学智慧;公案小说注重断案的结果,侦探小说关注破案的过程;公案小说主观臆断、人神兼判的成分多,侦探小说则全凭客观审慎、科学实证之手段。侦探小说是以案件的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领域的小说,强调的是破案人侦破推理犯罪事实的过程,破案人崇尚的是科学精神、法律意识及逻辑推理、实证主义等侦探方法和手段。     

论明代公案小说与律治之关系

明代公案小说勃兴的社会原因之一是上层统治者注重律令在民间的传播。明代初年,统治者即规定律令须"小民周知",因此社会中律令讲读、学习、刊刻之风都十分兴盛。影响到公案小说,首先决定了它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内容上紧扣国家律令和百姓的司法实践,形式上"三词"俱全。其次,也决定了公案小说的兴衰走向:当小说与律令传播结合紧密时,其传播相对兴盛;当小说与现实法律需求疏远时,则传播低靡。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梁漱溟与现代中日儒学知识共同体

梁漱溟的思想和著作是现代中日儒学知识共同体中的一个亮点 ,梁漱溟研究已经成为日本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这不仅由于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人格 ,更因为他的思想与日本当代儒学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合性。在现代中日关系的具体历史环境中 ,日本人对梁漱溟著作和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 ,旨在为建构一个健康的关于现代中日儒学的知识平台而努力 ,这对思考儒学的地域性和国际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等问题也具有启发意义     

量词"两"考辨

"两"一词出现很早.做量词的"两",在先秦典籍文献、铭文中使用较多,可指称车、长度、衣物、重量.从现有材料看,"两"的字本义是一系列量词义项衍生的源头,而词本义是"两"后世意义引申的中轴.研究量词"两"各个义项的发展脉络为我们呈现出这个词的整体面貌,并对"辆"()"等后起字和"乘""双"等相关词的产生、发展有了大致的概括.     

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五四观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其时,知识界对于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之评价,见仁见智.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五四"观,代表了民初思想界之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对于五四运动,陈的民主与民族之思,胡的个人与国家之分,梁的公义与法律之辩,分别以民主、自由、法治来规约爱国主义,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对爱国主义的理性思考.三氏思想之歧异,表征着民族危机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和激荡.     

“许霆案”、“梁丽案”的启示:物的归属状态论

物的归属状态是认定侵犯财产罪成立的前提,依据物与所有人或占有人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将物的归属状态划分为五种形态.物的归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侵犯财产罪类型的不同与刑罚的轻重,在认识了物的归属状态的分别之后,我们可以尝试对侵占罪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构.     

论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及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

“五四”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争论 ,主要围绕在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以及该如何整合的问题上。梁漱溟和胡适曾就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体现了异质文化在交流、冲突、选择、调适、融合中的阵痛。再次审视上述思想冲突的历史 ,不难看出二者在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发展前景上 ,在中国文化该向何处去、该如何整合中西文化等问题上存在着难已掩饰的缺陷。同时 ,我们必须认识到二者对文化整合过程中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及其内部文化机理给予了细腻、详尽的论述。因而 ,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文化正是借鉴、吸收了二者的合理成份 ;克服、超越了二者的自身局限 ,突破了文化重建中的思维定势 ,使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出“保守”和“西化”的两极徘徊 ,为中国新文化的确立和发展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梁漱溟与马克斯·韦伯文化理论中的方法比较

粱漱溟是中国现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之一，也是我国现当代历史上较早开始用比较学方法研究中西文化的学者。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一生致力于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各主要宗教所代表的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旨在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两本书入手，研究二人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     

对梁代文学分期问题的思考

梁代文学之分期,学界意见不尽相同,"三期分"的意见实与梁代文坛三派主张(复古、通变、新变)相为表里.本文对此问题再加思考,以为梁代文学可分前后两期,"渐变"、"激变"两派先后占据文坛主流.裴子野等为代表的复古派并未取得与上述两派三足鼎立的地位,只是梁代中期出现的一种文学主张而已.     

梁武帝的骄盈心理与“梁武帝之治”的衰败

梁武帝的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促使他内心深处潜意识地滋生自负心理。面对太平繁盛的局面,他的自负心理日益加重,晚年形成严重的骄盈心理。这一心理导致他统治后期沉溺佛教、荒废朝政,在进而导致的"侯景之乱"与宗室内讧中,"梁武帝之治"宣告终结。     

作家梁晓声研究综述

特殊的时代造就了特殊的一代。身为知青文学典型代表之一的梁晓声自上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用小说、随笔、杂文等多体裁、多手法的文学作品,创作了一系列张扬理想主义、抗拒世俗为主题的艺术作品,为新时期文学的辉煌乃至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做出了独有的贡献。作者对近10年来关于梁晓声的评论进行粗线条的梳理,从中看出其鲜明特色及由此带来的局限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