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研究资料目录补遗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该刊资料室收集整理的《沈从文研究资料目录之一(1924—1948年)》。这是近年来关于沈从文研究资料中较为详尽的一份目录(共计七十条)。但仍有一些遗漏,现根据笔者收集到的1926—1947年关于沈从文研究资料的目录做如下补充,供有关研究工作者参考。 《闯仔穷祸哉》(记者)——《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8月1日第2卷1号。 《闯祸以后》(亦文)——《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8月5日第2卷5号。 《代表了“骆驼”》(周作人)——《语丝》1926年10月第89期第5册合订本。 《沈从文(传略)》(沈岳萌)——《日出》1930年第1期。 《国内文坛消息(十七则)》(小萍)——《读书月刊》1930年12月1日第1卷第期。 《沈从文论结婚》(朱雯)——《申报·自由谈》1933年1月8日。 《最近之沈从文(青岛通信)》(式烨)——《老实话》1933年8月21日第1卷第3期。 《沈从文的偏见》(马儿)——《新垒》1933年10月15日第2卷第4期。     

《道藏》的形成与发展

《道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累积、散佚、变化的过程,自汉代始至明代方成今日所见的《道藏》,但它已与它的前代们有着许多不同了。与《佛经》(几次结集而成)、《圣经》(“旧约”和“新约”基本各为一次定型)和《可兰经》(基本一次定型)相比,《道藏》形成的最大特点是:一.形式并无定制,其篇目、卷数、规模、分类始终在不断变化。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称“一千二百二十八卷”,至唐尹文操《玉纬书目》“七千三百卷”;而明正统《道藏》则有五千三百五卷。二.内容杂而多端(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五:“道家之术,杂而多端”。)道经不止一家之言,并无确定教主,往往借古人以自重。许多道教经典不仅可收入《道藏》,亦可收入诸子目录之中。因“以道概万”的宗旨,故《道藏》中除宗教信仰外,包含了许多古代其他珍贵文献(包括科技),其分类奇特而繁复。三.历史考证困难。道士     

王应麟的《玉海·艺文》

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浙江鄞人,是我国著名的类书编纂家兼目录学家。他的遗著有三十一种,七百多卷。其中有目录著作两种:《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玉海》二百卷,内有《艺文》二十八卷。《玉海·艺文》在我国古代目录中不但保存了丰富的目录参考资料,更重要的是它的编纂方法和其它目录有些不同,反映着一种向主题目录过渡的新趋向。     

《朵宫甘珠尔》介绍

一、概况 从《朵宫目录》()中我们知道大臣索朗伦珠,从不丹——藏南珠巴()迎请了《甘珠尔》的一种版本,并令人手抄了一个副本,这是为拉达克(统治期1691——1729)国王尼玛囊杰作的一次功德。经部(见第167页)最后新增底页中说,在尼玛囊杰统治时期,上面提到的那位大臣从不丹取得《甘珠尔》的一种版本,并以这一版本为蓝本产生了一百零九卷新的准确的抄本。拉达克的口头传说称抄     

关于图书分类法若干问题的讨论

图书館学专家杜定友先生在1962年先后发表的《科学分类与图书分类》(《光明日报》1962年4月23日)、《图书分类法的路向》(《图书館》1962年第二期)、《图书分类主詞目录的建議》(《学术研究》1962年第三期)等三篇論文提出了图书分类采用分类主詞目录的主张。归納起来是:(1)图书分类目录与主詞目录     

署名T.C.的文章不是李大钊的著作考

国内外研究李大钊的思想、搜集李大钊的著作的专家不少,也编辑出版了许多有关李大钊著作的《年表》、《目录》、《文集》和《选集》。在国内,有刘弄潮的《李大钊著述目录试论》、文操和蔡尚思的《守常同志遗著目录》、张次溪的《李大钊先生传》附《著作年表》、张静如的《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附《著作年表》、文操的(试编李大钊(守常)遗著系年目录》《补正》《再补》、人民出版社的《李大钊选集》和《李大钊传》编写组的《李大钊传》附《著作目录》;在国外,有日本丸山松幸和斋藤道彦的《李大钊译著文献目录》。这些《目录》、《年表》和《选集》为研究李大钊同志的思想提供了方     

《中国丛书综录》的成就

我国历史上著录最详尽、收集最丰富的古籍丛书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以下简称《综录》)重印了。这对科学研究工作来说是增添了检查的工具,使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近半数可     

《通鉴目录》浅探

司马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者相继不断,在众多论著中,对研究司马光另一部与《通鉴》关系密切的著作《资治通鉴目录》(以下称《目录》)很少问津。本文在点校《目录》的基础上,就《目录》是否为《通鉴》的提纲,《通鉴》在付刻前是否作过修改以及《目录》校勘《通鉴》的价值三个方面,作一番探讨。一、《目录》是《通鉴》提纲说辨误《通鉴》的编纂过程分为丛目、长编和定稿三个步骤,这在学术界已有定论。最近,宋衍申先生在《司马光传》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说是丛目之前有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在编写过程中不断修改,《通鉴》上奏前又做了一次定稿,成为今天所见的《目     

王統照在新詩上的探索

<正> 王统照属于我国新诗开拓者的行列。他从1919年开始,就一面写小说,一而写新诗。解放前他共出版过五本新诗集:《童心》(收入1919——1924年的诗作)、《这时代》(1924—1932)、《夜行集》(1933——1936)、《横吹集》(1937)、《汪南曲》(1936——1938)。严格地说,王统照的新诗创作起点并不算高;但他能够踏踏实实地攀登不懈,不仅在思想上紧随时代的脚步,而且在诗艺上苦心探索,很值得认真研究。     

法学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已于2012年9月颁布,为了便于新目录的实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辑出版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以下简称《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为本科院校教学改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研究、解读《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领会其内涵,结合法学专业发展的实际,形成法学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思路,设计科学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法学专业的发展。     

戴震天体论中的科学与哲学

一 戴震(1723—1777)学识淹博,于哲学、语言、训诂、地理沿革、名物考订、天文历算,均有造诣和成就。他以经书考据著名,因而他的天文历算不为人们注意。而在当时,他是首先以精于天算而得名的。他三十岁避仇入都,不过徽州山区一布衣而已。刑部尚书秦蕙田知其学,立即延请主修《五礼通考》之《观象授时》一门。五十五岁卒     

古书的句读及其符号

我国的古籍,一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给阅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有意识地使用各种标点符号标点古书,这是本世纪初的事。其实远在汉代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创造了句号和逗号,因为古人读书要自己断句子。正确的断句,是读懂古书的初步标志和基础。古时孩提入学读书,开头便是训练识字、朗读、断句子。《礼记·学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离经辨志。”离经,就是点断经书。古人把这一点断经书的工作叫做“句读(dou)”。“句读”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何休《公羊传解诂序》:“援引他经,失其句读”。黄季刚先生说“连言句读者,乃复语而非有异义也。(《文心雕龙札记》,下引同)最初,句和读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古代句读有时用“、”作为标志,一般说     

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

序言本目录是和陆续刊行的下列目录一起做为一系列目的而编写的。从昭和32年(1957年)以来,依据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创立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代表者铃木俊氏)就主持了这些目录的刊行工作。它们是: (1)(为引用与介绍斯坦因文献及其研究文献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I》(池田温,菊池英夫编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1964)略称: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I (2)《同上,古文书类Ⅱ》(土肥义和编 1966)略称: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Ⅱ (3)(斯坦因携来,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道教之部)略称: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Ⅲ》(吉冈义丰编 1969) 按本书原来之意图与以上三书无大差别,但是经年历月,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就产生了若干收录标准与方法上的不同。因此,须就这些不同之点加以补充。笔者从上述敦煌文献研究会开始对斯坦因文献进行影印整理和编写目录时起,即忝居末座,担任整理文学文献、集书、类书和有关的教育文献的工作。特别贯注精力于校订瞿理斯的《大英博物馆藏     

《潜夫论》引用经书问题研究

《潜夫论》对经书内容引用很多.在引用方式上主要有明引和暗引两种,也存在只引经书名称或具体篇章名称而不引文句内容的情况.《潜夫论》对不同经书内容的关注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兼顾今古文经,体现了东汉中后期今古文经融合的发展趋势.《潜夫论》对经书的引用是汉代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同王符的“明道、征圣、宗经”的儒家学术观有着直接关系,是王符对儒家经典的一种理解和诠释.对《潜夫论》引经书内容的分析既突出了王符的学术特点,也再次表明了经今古文问题的复杂性.     

老泉非苏洵考

自南宋以来,很多人都误以为老泉系苏洵之号,故径称苏洵为苏老泉。如旧题王十朋(1112—1171)《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一(《荆州十首》引(林)子仁曰:“庚子正月,先生(苏轼)与子由侍老泉自荆州游大梁。”这可能是最早称苏洵为老泉的记载。其后周必大(1126—1204)《跋老泉所作杨少卿墓文》,有“老泉苏公明允”语(《益公题跋》卷二);陈傅良(1137—1203)有《跋姚次韩所藏苏老泉修礼书堂帖后》(《止斋题跋》卷二)。郎晔于宋光宗绍熙年间所作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东坡先生言行》里也说:“公名轼,字子瞻,一字和仲,老泉仲子也。”影响所及,苏洵的集子除名《嘉祐集》外,也有以老泉题名者,如宋刊《东莱标志老泉先生文集》、“疑为宋时坊刻本”的《苏老泉集》等。(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十五集部三)     

谈《胡适全集》误收的一篇文章

《胡适全集》第12卷收录的《宿命论者的屠格涅夫》一文的作者应为胡遹。首先,根据全集注释的出处,此文的原发刊物为《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卷第7期。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册期刊上,在目录页与正文署名的地方都印着“胡遹”,刊物的前后均无任何按语说明其出自胡适。学术界也没有发现胡适曾用过胡遹这一笔名;其次,文章表现出的观念与胡适素来的文学观念与翻译理念都不吻合,也不符合1930年前后胡适的政治思想理念。     

《江苏地区图书馆建国前中文报纸联合目录》已编成

《江苏地区图书馆建国前中文报纸联合目录》已由南京图书馆负责编成。这个目录是在去年四月份,由省科委、高教局和文化局共同决定编辑的,参加联合目录的有我省的科研部门、大专学校、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共二十九个单位。联合目录收入的中文报纸,自1852年至1949年,共约一千八百余件,为研究近代、现代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南京图书馆收藏的我党创办的报纸有一百九十余件,大多数是苏皖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是极为珍贵的革命文物。其中《盐阜大众》(1943—1950)等报比较完整,     

论《诗经》与中国古代诗学尚古传统

《诗》在成为儒家经书之前先经过了史化.《诗》作为历史典籍,其权威性早在孔子出生之前便已普遍深入人心.孔子的《诗》说,是从前人和时人用《诗》现象总结出来的.孟子也把《诗》作为史,他的用《诗》、解《诗》大多是把《诗》作为古训的,即要以古为训而不是要以经书为训.虽然孟子已有将《诗》经化的倾向,但《诗》之由史转经则是由荀子来实现的.以《诗》为史和以《诗》为经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前者引《诗》是以故(史)为训而后者引《诗》是以书(理)为训,前者所体现和强调的是历史的权威性,后者所体现和强调的是思想的权威性.汉儒在忠实继承荀子《诗》说的基础上完成了《诗》的经化,史化的《诗》一经经化,其"史"的价值和地位在诗学领域随之至高无上,作为经的《诗》使中国诗歌史上的传统意识的核心具有了崇古和宗经双重内容.     

从《女神》中两首诗的修改谈《女神》的研究

郭沫若同志的《女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它开一代诗风,为我国新诗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新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显著的地位。《女神》中部分诗篇,曾于一九一九——一九二○年刊登于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副刊《学灯》上。作者编集成书时,取名《女神》,并写了《序诗》。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列为创造社丛书之第一种。初版本《女神》,分三辑:第一辑收《女神之再生》等三部诗剧;第二辑下分“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各收诗十篇;第三辑下分“爱神之什”(收诗十篇)、“春蚕之什”(收诗八篇)、“归国吟”(收诗五篇) ;连同《序诗》,全书共五十七篇。     

《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

《书目答问》(以下简称《答问》)是近百年来流传很广的一部指引治学门径的目录。研究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和流传过程,对于研究中国古籍的目录版本,以及将来另编一部适合我们社会主义时代所需要的古籍举要目录,都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