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制度研究

重整制度在预防企业倒闭解散、实现债权人和股东的双赢、维护社会安定和正常的交易秩序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在复杂性和风险性上存在不足。我国正在修订的《破产法草案》对重整制度进行了规定,但在重整的适用范围、债权人的保护和中小股东的权益维护方面有待完善。     

公司重整中的债权人利益保护

公司重整制度在我国最新的破产法中被引入,这意味着重整制度在我国的正式建立。重整的目的是拯救面临困境的企业,也是为了避免由于大公司的破产给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当下,如何平衡社会利益、债务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各国立法者的一大挑战。本文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评析新破产法规定的重整制度中关于债权人利益的相关保护机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对如何切实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提出一些建议,以期更好地完善我国的重整立法。     

重整计划中的债权人利益保护研究

重整制度是以恢复债务人正常经营进而避免其破产为目的的制度,以阻止债权人的债权实现为前提,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包括有担保的债权人在内的所有债权人的利益,为了达到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平衡,在重整制度中有必要加强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而重整计划是重整制度的核心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就显得至关重要了。重整计划这一环节包括重整计划的制定、批准和执行,要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要从这三方面入手。     

试论重整制度之立法完善

我国新破产法创设了重整制度,成为挽救困境企业最有力的破产程序,但是由于缺乏立法与实践经验,仍有一些法律规定有待立法予以进一步完善。本文结合破产法司法解释的制定,从重整申请权、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人民法院对重整计划草案的批准以及重整计划的执行等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出发,指出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权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应当允许债权人、股东、新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参与制定重整计划草案;人民法院审查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要重视保护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组别中少数反对成员的既得清偿利益;重整计划执行主体特定情况下的调整以及重整计划必要时可以进行变更。     

对破产重整程序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思考

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我国现行的破产重整制度可从三大方面进行完善:在审查适用时,应当把限定重整的适用范围和 "有重建的希望或价值" 增加为重整申请的审查标准;在适用重整过程中,应增加债权人为重整计划的制定主体,在现有基础上细化对"债权人分组"的规定,从立法上明确重整计划的"通过标准";在监督方面,鉴于我国破产案件的一审终审制,应建立明确规定债权人与破产管理人共同作为监督主体的监督机制.     

论破产重整制度与债权人利益之对立统一

我国企业破产法中新增的重要内容——破产重整制度在发达国家已经实施多年,但在我国的实施才刚起步,效果尚需观察。传统清算等破产法律制度给人们造成的固有思维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重整制度的理解与适用。重整制度的产生和立法价值旨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重整制度与债权人利益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复杂利益格局中处理好重整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债权人的利益,需要正确、恰当地把握利益平衡关系。     

论个人重整

个人重整是一些国家继破产清算、破产和解之后关于个人破产的另一重要制度设计。破产清算制度强调对债权人公平受偿的保护;破产和解制度强调对债务人的救济;个人重整制度则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三种制度各有其存在价值。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和台湾地区关于个人重整制度的立法实践表明:清偿债务是个人重整制度的首要目标;自愿性是个人重整制度的基本特点;最低清偿水平是个人重整方案的基本要求;重整方案的强制批准是个人重整制度社会利益本位的集中体现;破产免责是债务人选择个人重整程序的重要动力。     

论企业财务重整

在阐析企业财务重整的涵义及意义的基础上,对非正式财务重整和正式财务重整两种方式作了比较完整的论述。分析了目前我国企业财务重整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导致不正之风滋生蔓延,加重债权人经济负担,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等。从加强财务重整法规制度建设,加大管理力度,开展财务重整审计,保护相关者利益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重整计划批准制度完善下的普通债权人的权利保护

在债务人严重资不抵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情况下,普通债权人的债权清偿取决于整个重整计划。重整计划批准制度作为保障普通债权人公平受偿权的重要制度之一,应发挥实质性作用。破产法修改背景下重构重整计划批准制度,应在破产重整程序启动环节建立重整企业筛选制度,准确识别重整对象,给予普通债权人基础性保护;准确定位重整计划中正常批准程序和强制批准程序的关系,调整和确立重整计划的批准规则,以给予普通债权人更具实质意义的保护。     

浅析俄罗斯破产重整中调查制度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2002年俄罗斯破产法完整地规定了"企业挽救制度",即重整制度(реорганизация)。在破产重整中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制度做了具体的规定。其中调查制度(наблюдение)设置集中体现了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理念,对债权人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委任立法片论

文章认为,委任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依据立法机关以法定程序制定的授权法创制法规的行为.委任主体、委任立法主体和授权法是委任立法的三个构成要件.我国宪法体制上的缺憾导致我国并无严格定义上的委任立法,它给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取消行政机关实际存在的固有立法权;立法法典化;建立委任立法制度;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作者对中外学者关于委任立法的种种观点提出了具体的商榷意见.     

合法性视角下的立法程序及其完善

人们之所以服从和信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具有合法性。合法性理论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路径,即理性建构主义路径、经验主义路径以及“重建性的”路径。在这三种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之上,法律的合法性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要求：（1）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规范;（2）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支持;（3）其制定符合既定的程序。立法程序是唯一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程序,也是合法性进入法律文本的管道,应当按照法律合法性的三个要求重新审视立法程序。同时,我国的立法程序也应当从加强法律合法性的角度予以完善。     

论我国空白票据制度的立法完善

空白票据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的发达而产生的一种新事物,尽管它不具备票据文义性、要式性的基本特点,但在经济实践中却大量存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立法上的规制。本文在分析目前我国空白票据立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对如何完善我国的空白票据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诚实信用应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原则——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论证

诚实信用应当而且能够成为民事诉讼法律原则。诚实信用作为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律中的确立有利于发现案件真相、解决纠纷,实现诉讼公正和民事诉讼经济与效益的要求,保证民事法律体系的统一,也为理解法律规定准则和解释法律提供了依据。传统道德与目前的诚信建设、学者的理论研究以及现行法律对诚实信用的制度表达,为诚实信用作为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律中确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隐性立法者：中国立法工作者的作用及其正当性难题

在以建构主义为特征的大立法时代,中国人大的立法工作者基于其专业技能,借助法制工作委员会这个特殊组织,在立法规划(计划)、法案起草、协助法案审议和立法适用解释四大场域悄然发挥了立法者所不及的关键性作用,成为“显性立法者”之外的“隐性立法者”。显然,这些“隐性立法者”对中国立法的实际作用需要正视和重估。但立法工作者以辅助者的身份对立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又存在深层的正当性难题。从专业主义角度看,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此舍弃立法工作者,而在于构建立法者与立法工作者之间的信息均衡,达到两者技术意义上“对立的契合”。     

规范行政权力的基本法--行政程序法

行政程序法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立法热点,规定了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各自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程序权利义务.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宗旨在于构建公正、公开、高效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中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关于行政程序的规定散见在单行法中.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欠缺,严重阻碍了我国行政程序的现代化,应当早日启动立法程序.     

比较法视野下行为保全制度之检讨

大陆法系行为保全制度由来已久,程序设置较为完备。而中国当下的行为保全制度尚在探索阶段,无论是立法体例还是审查程序,大陆法系的学理研究与立法实践均可资借鉴。新近颁行的《民事诉讼法》中行为保全程序的立法体例虽是当下较优的选择,但在程序启动、保全对象确定、行为保全方式的选取乃至保全竞合等方面都仍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同时,立足诉讼环境的现实需要,中国应当确立行为保全非讼化的审理模式。     

美国的"三振出局法"及其对我国累犯制度的启示

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介绍了美国的“三振出局法”的立法过程和主要内容,并对美国国内和中国学者对该法案的相关评价进行了理性评析。认为我国对美国的“三振出局法”不能一味地批判,应采取“有限借鉴”的态度,理性地借鉴此法案的合理成分和立法精神来对我国累犯制度进行重构,即在现行累犯分类的基础之上,增设危险累犯,并对其实施加重处罚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终身监禁。     

论不动产登记

由于不动产登记立法模式的不完善,我国现行不动产登记立法中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建议在物权立法中应当统一登记机关、统一登记的效力、登记前引入公证程序及设立预告登记制度.     

论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兼论我国商法的立法模式

民商分立的商事立法模式是世界各国的立法发展趋势。民商分立体制下存在着两种商法立法模式:独立的商法典和单行的商事法律。这两种立法模式各具利弊。对于我国来说,妥当的选择是舍弃商法典模式,在单行法的基础上以一部商法通则予以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