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现状探析——来自西部欠发达地区170个苗族村的调查

文章基于对云南省文山县170个苗族村的调查,探讨当前苗族农业发展现状,对苗族农业部门的主要经济指标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以提示苗族农业生产要素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水平,并对苗族的农业劳动力、农业资本以及土地资源的生产效率进行评价,探讨当前苗族农业生产效率的绩效状况,得出当前苗族农业发展现状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少;二是传统生产方式下生产效率低。最后结合当前苗族农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提出政策建议。     

苗族古歌研究百年回眸

苗族古歌研究自1896年至今已逾百年,虽然国外对于苗族研究论著颇丰,但对于苗族诗歌甚至具体到苗族古歌的研究形成专著或专论并不多,仅散见于苗族文化的系列研究之中,故粗略概述之;国内研究则以民国时苗族古歌研究的萌芽期、1949年到1979年苗族古歌研究的低潮期、1980年至2012年苗族古歌研究的繁荣期三个研究时段加以梳理.在苗族古歌研究的繁荣期里,研究者们从史学、文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苗族芦笙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发展——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为例

芦笙是苗族人民生活中重要的乐器、法器、神器.芦笙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在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历史文化及宗教信仰等领域,体现了苗族人民的生活态度、民族性格、文化面貌、心理素质及伦理道德.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是苗族芦笙文化保留得比较完整、厚重的地区之一,以之为个案进行剖析,可以探寻苗族芦笙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传承与发展的途径及方法.     

苗族服饰色彩的"颜"外意蕴

苗族服饰是苗族人民创造的审美文化,是一部穿在身上的百科全书.服饰的丰富色彩蕴含着苗族人民寻根溯源、自我认同的历史观,天人一体、仿生运用的自然观,同时也是苗族人民民族信仰的诠释、哲学思想的渗透、民族情感的流露和审美情趣的取向.解读苗族服饰色彩的"颜"外意蕴,可以加深对苗族人民悠久而又绚丽的色彩文化的认识.     

苗族服饰的生态美学意义阐释

苗族服饰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强大的生命力来自苗族服饰的生态特征.首先,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苗族服饰在制作和穿着方面具有生态美学意义;其次,作为文化载体的苗族服饰在文化传承方面具有生态美学意义;最后,从苗族服饰的社会功能看,它也具有生态美学意义.     

苗族村寨选址的生态智慧与历史情结

苗族村寨选址是苗族建筑文化的重要内容。现时态的苗族村寨,其选址活动多数发生在一两百年前。苗族村寨选址方式至少有13种。选择行为总体上具有对隐蔽性、对利用大山逃生的便利性和对凭险抵抗自然优势的强调,极富生态智慧和历史信息。苗族村寨选址的生态智慧,主要源于苗族元哲学思想和富有适应性的传统知识体系。在苗族元哲学思想逻辑下,所有的选址活动,都是富有理性的行为,不是迷信活动,不能运用现代科学理论观点进行简单否定。     

控拜村苗族银饰与苗族白银文化引发的思考

控拜村①的苗族银饰加工,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相当影响.其加工各种类型的银饰几乎都可以说是最具苗族银饰文化的典型款式.苗族的历史文化蕴藏在银饰的纹饰含义中,蝶纹、变形饕餮纹、祖神纹都是具有苗族独特民族特色的纹饰.苗族有<运金运银>古歌,从中可以看到苗族对金银的富有生活情趣和历史哲理的理解.就银饰生产持续发展和消费而言,大有文章可作,但是面对现代市场,苗族的银饰加工和销售,尚有许多工作要补充.     

贵州地区苗族物化传播手段的文化生成及影响研究

贵州地区苗族的物化传播手段以其独特的文化气息,展示着苗族人民的传播观与信息观,是苗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物化传播方式穿越了时空限制、书写了苗族浓重文明史、体现了苗族人民特有的文化生态和生存环境的传播手段和表征符码,以其特殊的表达方式隐蕴在其丧葬婚嫁、歌舞、服饰等传统民族文化中,传递了苗族人民共同的民族心理需要,以及他们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诉求。     

文化视域下的苗族姊妹节服饰

苗族姊妹节有三种代表性服饰,这些服饰具有展示苗族文化艺术、突显苗族历史印迹、识别苗族女性社会角色的三大文化功能,体现了社会的评判、认同的从众、文化与财产的传承、民族的审美四种文化心理。     

苗族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与贡献述略

70多年前,苗族主动参加抗日战争并牺牲7万人以上的将士.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述和调查.苗族参与抗战的情况可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整体梳理和描述:苗族将士为主的国民革命军部队——82师、85师、暂编5师、暂编6师等对日作战;苗族人(如万式炯、吴绍周等)为主要领导人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同日军作战;苗兵较多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如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在国民政府、军队任职的苗人在苗区组织开展支持抗战活动;苗族民间组织、参加和支持抗日活动.激发和坚定苗族抗日决心的主要因素是:苗族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届时的抗战形势,促使苗族作出以中华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前提的抉择;苗族知识分子群体的引导作用;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解决苗区历史遗留问题,取信苗人的作用;届时的军政要人对苗族将士的信任和重用,激发苗族将士和广大民众一心为国的巨大热情和勇气;苗族固有的民族精神和传统动员机制的作用.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具有积极、创新和求实的性质,本质上是实践主义、多元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并非主张“有用即真理,强权即公道”,而是强调实践、经验、效果三位一体;它重行动反空谈,重效用反虚夸,主张不断探索和实验,反对普遍真理和绝对真理;它重视理论结合实际,以挫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求将玄学拉回现实,创立实践哲学,贴近人类生活,完善真善美统一的真理观,建立创造性方法论和审美主义人生观。新实用主义则立足协同性、相对性、后现代主义和文化自由论,给狭隘理性以重击。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先秦儒道哲学中的智、水关系之比较

本文探讨了儒道伦理学中水与道的关系、道与智的关系以及智与身的关系。道家由水而得道 ,贵柔处下 ,谦退自保 ,离人而慕天 ;儒家则乐兼山水 ,道兼刚柔 ,秉仁义而处世 ,自强不息 ,进取有为。两家虽然都因水而知道 ,而处世 ,而修身 ,但所得之道不同 ,所尚之智不同 ,所持的处世修身取向亦不同 ,因此而形成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地位和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思想的唯物辩证观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对婚姻家庭历史的唯物主义阐发,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思想。主要表现为：婚姻家庭道德观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文明时代婚姻家庭的历史性与必然性,资产阶级婚姻家庭的政治化与利益化,资产阶级金钱婚姻与现代性爱的对立性、历史性等。然而,目前学界存在着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婚姻家庭思想简单化、形而上学化的倾向。故此,唯物辩证地研究和阐发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观,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理论研究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当代婚姻家庭建设实践的需要。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邓小平关于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思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国际形势下,邓小平始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超越二元对立——论“纯”与“不纯”的辩证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正确认识和处理“纯”与“不纯”的关系,是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哲学问题、实践问题和思想方法问题,因而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都是“纯”与“不纯”的统一体,“纯”与“不纯”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正确认识“纯”与“不纯”的辩证关系,对于指导和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张岱的艺术范畴论

张岱是明清之际学术文化史上一位在史学、文学、艺术诸方面都卓有建树的杰出人物 ,特别是在文艺 -美学方面 ,其见解深刻而条贯 ,贡献尤为突出。本文从第一手资料入手 ,对张岱的艺术范畴理论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考察 ,认为张氏是一位充分理解了艺术中各对立范畴相生相济、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并将之自觉应用于艺术实践过程的理论家和作家。他对诸如实在与空灵、生与熟、雅与俗等基本范畴的分析 ,都有相当深度 ,充满了辩证精神 ,有相当高的理论价值 ,是中国文艺—美学思想史不可忽视的宝贵遗产 ,对今天的文学 -艺术创作与研究仍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中的时空问题

科学知识中的时间和空间是客观的物质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其时间具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的一维性,而其空间具有三维性或与时间相结合的四维性。而哲学知识中的时间和空间具有主、客观统一的异质性、可逆性。其时间具有以现在为基础和中心的向心性,以及以未来为中心的预设目标的超越性;其空间具有以人自身和人的创造物为中心和尺度的向心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科学活动中以尽量排除人的心理和人的活动的因素的干扰而保持科学成果的纯粹客观性,而哲学活动作为一种对整体性的追求和对前提条件的不断追问,把人的活动,特别是产生创造物的物质和精神活动及其结果看作是主客观统一的过程和结果,正是人的精神的以人为中心的向心性和可逆性、无限的个体性赋予了哲学(还有艺术、宗教等反思性知识)知识具有主、客观统一的异质性、可逆性、向心性等。由于人的生活、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具有人的意识的对象化、客观化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对人的内化和理性化统一的特点,所以,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中,科学知识的时间和空间以及哲学知识的时间和空间互为前提和基础,相互促进和转化。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