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称谓考

东汉班昭在我国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一生获得的称谓较多,诸如正史称她为“曹世叔妻”,汉和帝及其后妃和当时人尊她为“曹大家”,后世人称她为“女圣人”、“曹昭”。此外她还有“一名姬”之说和字“惠班”、“惠姬”两说。这些名称的得来均有着特定的原因,并反映着一定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内涵。     

汉代“小儿”称谓

汉代社会的"小儿"称谓,原本指未成年儿童,亦有社会称谓取其转义,即以"小儿"称成年人者,语义复杂。其中有取亲昵义者,有取轻蔑义者。关注以"小儿"指称成年人所暗含贬损之义,有益于认识在当时通常社会意识中未成年人的地位。     

客家山歌“情誓”与“情咒”考

“情誓”与“情咒”是民间歌谣中表达爱情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考察中外民歌和客家山歌的一些个案 ,分别探析了“情誓”与“情咒”的不同表现形态、潜在心理、文化内涵、相互影响以及历史传承。     

对于“通俗小说”称谓的质疑

"通俗"二字最初的应用和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联系在一起,最先把"通俗"和小说联系起来,提出"通俗小说"一词的是明末的冯梦龙,最先运用"通俗小说"这一名称作为书名的著作是<京本通俗小说>.中国传统文学中确有"通俗小说"的名称,主要指其形式的通俗.中国现代文学中"通俗小说"一词直接应用的较少并且所指不尽相同,新文学家所指的"通俗文学"即新文学的大众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范伯群等人大量使用"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这一名称,但是从界定到作品的归类都有诸多欠规范、欠科学的方面.     

说秦汉“婴儿”称谓

秦汉时期文献所见"婴儿"称谓,涵义有所不同。或指"初生"儿,与今义接近。或指幼儿,与"大人"对应,义近今人所谓少年儿童。或说"女曰婴,男曰儿",自有性别区分。当时"婴儿"称谓指代对象的复杂,体现秦汉时期是汉语社会称谓形成和使用逐步确定化的历史阶段。其情形,或亦与"由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过渡"有关。而未成年人的生活情境与社会地位,也可以通过相关现象得以反映。     

客家南迁的“节点”与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打造

结合客家历史文化在迁徙中的“节点”，谈千里客家文化长廊设置之魂，古邑龙川、摇篮赣州、祖地石壁、客都梅州、客埠惠州等，正是不同的节点，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与各具风采的文化意蕴。在“移民史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节点”一词，显然在概括历史与今天、中心与边缘、城市与政局、经济形态、乃至权力与个性之间的特质，在支撑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上，有着难以替代的意义。     

小议“菠萝”称谓的统一

菠萝,又被称作凤梨.一种作物、一种水果(树)最好只有一个正式的通用的名称(不排斥它有别称俗称等).菠萝一名的形成虽晚于凤梨,但它的历史渊源更深远,蕴涵的文化因子更丰富,具有的生活积淀更厚重.菠萝称谓更被广大消费者喜欢和接受.今天由于交通运输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菠萝的消费已普及于全国南北各地.为该水果统一规范名称正其时也.     

说汉代“孺子”称谓

"孺子"称谓的早期使用见于先秦典籍。钱大昕以为"孺子"为"贵者之称","天子以下,嫡长为后者,乃得称‘孺子’"。然而实际情形是比较复杂的。考察汉代社会称谓使用的具体实例,可以看到"孺子"多用以指代一般未成年幼童。在有的情况下,"孺子"指称成年人,则有鄙视之义。由此理解汉代社会未成年人的地位,也是有益的。后来民众对官员的崇敬爱戴被称作"孺慕",则是下层社会以"贱子"自卑的奴性心理的表现。     

“古文运动”之称谓辩疑

北宋古文走向复兴的过程能否称之为"古文运动",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事实上,古文复兴的倡导者不仅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形成了组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因而是可以称之为"古文运动"的。学界之所以对此提出疑问,不外乎对"运动"一词的理解存在着先验性错误。     

“毛泽东思想”称谓演变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本文从史实出发,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称谓的演变过程。笔者认为：“毛泽东思想”这一称谓与其内容一样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历史的选择     

“僮”在唐朝就是民族称谓

僮(今作壮)到底什么时候成为民族称谓,学界争论颇多。一般认为,南宋时作为族称的僮已经出现。其实,根据文献记载,僮族之称谓,在北宋已屡屡出现,更早可追溯到唐朝。     

“主公”称谓考

“主公”称谓始见于东汉末年历史记录,以《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引史籍最为集中。就现有资料看,早期“主公”称谓又仅见于《蜀书》及裴注。而《三国志》所见“主公”称谓似乎仅用以指代刘备一人。刘备部属相互言谈称刘备为“主公”,与刘备对话时也往往当面直称“主公”。通过这一现象,有助于理解刘备集团中君臣“相契”的情形。“主公”与“公”之称谓,其意义其实是十分接近的。后世“主公”称谓的使用渐次增多。《三国演义》中“主公”称谓使用频率甚高,指代对象先后凡25人。被尊称为“主公”者,在刘备集团中竟有关羽。《三国演义》中可见“主公”和“主人”对应的例证,而刘备夫人被赵云称作“主母”,也是反映社会称谓体现复杂社会关系的现象。     

“炎黄子孙”称谓的来龙去脉

“炎黄子孙”是国内外华人引以为荣的自我称谓。这个词的真正出现与广泛使用是在清朝末年，但其雏形“黄炎之后”、“黄帝子孙”等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有了，这些都是“炎黄子孙”称谓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表现形态。     

“辛派词人”称谓溯源

"辛派词人"是词史上一个重要流派,此流派称谓从最早的稼轩词风格指称"稼轩体"、"辛体"、"稼轩风",到之后的"苏辛派"、"辛派"、"辛派词人",呈现出循序渐进的趋势.从指称的变化过程看.它一方面反映出由辛弃疾所开创的这一独特词风渐被同时代人及后人认可,并在创作上体现出有意的推崇和仿效,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这一领域已愈来愈多地得到词学家的关注并在研究上取得成效.     

关于“秀句”的称谓

晚唐诗人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列举己诗“二十四联”，对这些联语，唐宋以来的众多诗人作家皆称之为“佳句妙语”，或“秀句”、“诗句图”、“句图”、“警句”，独不以“韵”见称。     

“知行客家”理念的产生及其应用

“知行客家”的理念是时代的产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和思想基础,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深远的影响。“知行客家”为客家文化研究、客家的社会活动及客家人的精神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准则。     

民国时期四川客家“发现”始末

四川是国内最大的客家聚居地之一.四川客家从何时起、如何被外界所发现、所认识的?文章依据知名学者罗香林、董同和的论述,并结合四川本地学者钟禄元的观察报道,以及新发现的一大学生的毕业论文习作,系统追溯了四川客家的发现始末.四川客家被外界发现并认识是与民国时期的客家热潮分不开的.     

中日两国人名、称谓文化考

姓名是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纽带,是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一种证明。称谓是以本人为轴心确定亲属以及非亲属与本人关系的标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姓名和称谓对于人们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了两国人民在对姓名及称谓的认知不尽相同。中国古代在名字的使用上有避讳的制度。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父长上的名字一律要回避。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字中有的或同音的字。这一习俗在亲属称谓以及社会称谓习俗上也留有烙印。从文化对比的角度,以人名的避讳为切入口,分析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的特征和差异以及所产生的原因。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有一个更加系统的认识,对中日两国的社会、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客家民谚与“祖宗言”

客家方言在世界不少语言机构中是热门课题，在客家学中，亦为重中之重。客家民谚包含众多的信息，尚须进一步破解，它承载着整个的客家文化，也揭示着客家的历史，保持有客家的记忆，那永难磨灭的颠沛流离、艰难苦恨的历史记忆。因此，它也成了塑造一个民系的精神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