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赏荷

夏赏绿荷池,自古就是暑天之乐事。盛夏之时,杭州西湖荷花翠盖红裳,风流丽质,为夏日的西湖添了别样风情,正如宋代杨万里所吟咏的"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西湖荷花早在唐宋就很有名,唐代诗人白居易     

眼随民间城市记忆团看城南

南京这地方是浸润着历史气氛的，一个诗人来到这里，决不愁缺乏吟咏的题材，如果把过去中国诗人有关金陵的诗篇抄撮起来，那将成为一部可惊的巨帙。     

刻苦与创造──论苦吟

“苦吟”现象大量出现在唐宋时期，与近体诗的成熟以及诗人对声律的吟咏把玩有直接关系。苦吟是一种刻苦的创作状态，苦吟者普遍具有僻、痴的性格特征，其诗歌风格也自成一体。“推敲”即选择、创造，属于“妄想揣摩”而非“即景会心”，其本质是创造了“第二自然     

论杜牧的咏史诗

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一个特殊的类别.它的最大特点是以历史题材作为直接的吟咏对象,从而表达诗人某种见解与观点,寄寓诗人某种特定的思想感情.张玉榖《古诗赏析》卷十一说:“(咏史诗)初非呆衍史事,特借史事以咏己之怀抱也.”这里所说的“怀抱”,既包括诗人寄寓于历史题材中的某种特定的思想感情,也包括诗人对历史题材中人物与事件的某种看法和评价.     

末代风骚──论晚唐诗人郑谷的诗

末代风骚──论晚唐诗人郑谷的诗钟祥“风骚如线不胜悲，国步多艰即此时”①。晚唐诗人郑谷亲身经历了赫赫大唐帝国的灭亡。他以诗吟咏情怀，吟咏身世，吟咏患难的时代，为唐代唱出了一曲凄婉动人的歌。一郑谷对当时社会生活与自己命运的凄凉哀婉的反映，与晚唐社会和他的...     

历代咏孙膑诗及其时代特征

孙膑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后世学者不断以古诗的形式吟咏其事迹和功业。文章通过梳理后代诗人对孙膑史迹、计谋、品德、历史形象等的评价,全方位展示孙膑对后世的影响,从而为分析历代的社会变迁和时代特征提供佐证。     

唐宋贬谪诗的发展嬗变与特点

唐宋两代诗家辈出,诗歌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同时受当时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贬谪诗歌勃然兴起。但是,唐宋两朝的贬谪诗歌风格迥异,前者悲凉郁愤,后者则多反映出诗人在逆境中走向超然的心态。该文试就唐宋贬谪诗人与贬谪文学创作的情形加以论述,考察唐宋诗较少为人涉及的一个方面。     

晚唐诗人笔下的雕阴

晚唐诗人李频、温庭筠、许棠、韦庄等四人笔下的雕阴,从行政设置看有郡、县之别;从吟咏节气看有春、秋之别;从历史事件看,有经略边塞与咏怀古迹之别。凡此种种皆发生于大唐帝国由衰而亡的历史进程之中。诗人们虽无回天之力,但他们用笔记录了其中的片段,值得珍视。     

《梧桐雨》赏析

《梧桐雨》是描写杨玉环、李隆基爱情生活和政治遭遇的历史剧。天宝之乱以后,杨、李故事成了文坛的热门话题。特别是白居易的《长恨歌》问世以后,唐宋两代诗人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     

从诗词见证明清时代澳门的历史文化

本文以明清时代中国诗人吟咏澳门的诗词作为基本资料，从一个侧面见证明清时代澳门的历史文化：澳门作为设在中国领土上的葡萄牙居留地，中国政府始终有效地行使主权；她不但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方贸易港口，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金朝“孔门禅”及其文学体现

"孔门禅"是唐宋以来三教融通历史潮流的结晶,是金明昌时期至蒙古统一中国北方后的数十年间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它反映了儒、佛二家的互相渗透、融契。金朝中后期是孔门禅的发轫、深化阶段。赵秉文和李纯甫是金朝"孔门禅"的中坚人物。孔门禅与文学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的互动、互融在金朝主要通过赵秉文、李纯甫的诗文创作和理论得以体现。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精神尽在诗——论宗室诗人赵师秀的诗歌创作

赵师秀是四灵之首,是江湖诗宗之一,还是宗室文人的代表作家。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使得赵师秀的诗歌创作展现出别样的风采:其诗歌创作在内容取向上体现出一种不讳贫穷的平民精神向度;在艺术追求上主要向晚唐的贾岛、姚合学习,崇尚苦吟与摹拟。他是宗室文人平民化趋势中的典型代表。     

“上饶二泉”交游简述

"上饶二泉"赵蕃与韩淲是南宋时期的两位诗人。本论文以文献史料以及"二泉"的诗歌为依据,对二人之间的交谊以及与同时代诗人的交游进行了简略考述。     

《宋大诏令集》的价值及整理

《宋大诏令集》是北宋八朝(太祖至徽宗)的诏令汇编,内容涉及了这一时期的重大史事和典章制度,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内容的多样性等特征。本文通过《宋大诏令集》对《宋史》、《宋会要》、《长编》等史籍的误载、漏书的补正,阐述了《宋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从辨伪、存佚、文献校勘三个方面阐述了它的文献价值,并对《宋大诏令集》的进一步整理,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论山水审美中士人的主体建构与人格完成

山水诗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境界。山水审美参与士人主体的内在建构和心灵完善,是对传统政治人格的极大补充。这一参与建构的过程呈现出历史阶段性：晋宋山水突出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士人打开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朝廷、政治的审美境界,为个体人格注入了非功利的审美因素,山水的审美品貌和依托形式也大致确立;唐人山水突出了情理的和谐交融和感性生命的自由舒展,创造出壮阔雄浑的山水兴象和秀逸明净的山水诗境,但中唐的文化转型造成传统人格的萎缩,也使山水境界从荒野林泉转向都市亭园,启迪着宋人的山水新路向;宋人山水突出了对宇宙人生之理的关注,将山水也纳入人文精神的范围,宋学中理学标举的天理本体与苏轼蜀学所提倡的情本体,使士人在山水中定位的理想人格朝不同方向发展,并对明清以后的山水美学与人学产生深刻影响。     

北宋几种文学批评形式中的唐诗研究

北宋诗话中的唐诗研究呈现出梯度拓展与上升的轨迹,围绕对诗人诗作的论评形成了不少集中点,透视出宋人对不同唐诗传统认识与把握的变化;北宋文人序跋书信中的唐诗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诗历史发展的观照和论评,二是对唐诗人的不同推重、批评及对其各自创作特征的剖析;北宋诗选中的唐诗研究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中。上述三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生发、同构并进,共同推动了宋代唐诗学的成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