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再谈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以《春秋公羊传》为参照系

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从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与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对“希腊人”的族群共同性作了规定,以此将所有的“非希腊人”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并称之为“蛮族”。在“蛮族”面前,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有“夷夏之辨”,认为遵守中国之礼仪与道德的为诸夏或中国,反之则为夷狄。《历史》与《春秋公羊传》笔下的族群认同,都不完全依赖于血缘,更主要地是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这是它们相似的一面。但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与阐释,在后世被强化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与相处模式,从而引发了现代世界的诸多问题。而儒家《公羊》学则认为夷夏之差异与界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始终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当今世界处理由族群问题引发的有关“文明”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关于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研究——以其宗旨与目的所体现的现时代价值及普遍意义为中心

王夫之的"夷夏之辨"涉及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与阶级矛盾相比,该矛盾更应该首先被解决。王夫之夷夏之辨的宗旨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互不交流,目的在于构建充满生活气息的人类社会,其所主张的这种社会是植根于礼仪并以人文道德进行感化的社会,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此。王夫之的"夷夏之辨"蕴含着应该构建这种人类社会的主旨。当今时代,不论东西方任何社会,要保证个人的生活质量,构建基于共同体的人类社会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这一视角来看,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目的具有普遍意义,其"夷夏之辨"的宗旨和目的也体现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试论“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的逻辑联系及嬗代整合

"夷夏之辨"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夷夏观念,反映了当时的夷夏关系。服事思想以"夷夏之辨"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理想化夷夏秩序。不过,这种秩序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突破,作为两种文明撞击、融会的缓冲地带,要服群体因此得到了融入华夏的历史机遇。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提出,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礼别夷夏的更大贡献是提出了区分夷夏的新标准,从而为夷狄入夏提供了理论可能,也为"大一统"思想的兴起埋下伏笔。战国时代,随着夷夏观念的衰退,"大一统"思想的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     

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夷夏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主题之一。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辨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以及与他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体上看,夷夏之辨不仅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反而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鼓荡,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愈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     

“夷狄不足为君论”:两晋时期“夷夏”君臣观的政治宣扬及其影响

少数民族内迁及其首领在北方筹建政权,对两晋王朝造成巨大政治压力,夷夏之辨得以强化,"夷狄不足为君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宣扬少数民族首领为君自古未有,为臣则有先例,"夷狄"根本不具备称帝的资格。"夷狄不足为君论"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与两晋朝廷进行关系定位,既受到传统夷夏君臣观的影响,又具有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的鲜明时代特征,并对两晋政权和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争夺天命及宣示正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穀梁传》华夷思想初探

华夷之辨是《春秋穀梁传》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穀梁传》的作者看来,华夷之辨首先源自于双方的自然差异,这一差异的扩大化则形成了"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等级观念和"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穀梁传》巧妙地赋予"华"、"夷"概念以文化的内涵,并通过"贬夏为夷"和"进夷为夏"的双向流动,从根源上消解了华夷对立的基础,为华、夷在更广阔意义上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儒学近代化的努力——康有为《论语注》思想研究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四书学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论语注》中的三世进化论体现了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社会进化论的结合;在《论语注》对太平大同世的构想中,康有为则引介了西方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近代政治观念;《论语注》中康有为对夷夏之辨的评判标准也是颇具现代特征的公理与文明。康有为立足于儒家的公羊学说,对中西文化进行融合,对儒学近代化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同时也体现了儒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前近代中国疆域构造中的东亚宗属体制演变研究

前近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属体制是基于宗法制伦理、分封制原则而生成的。该体制与儒家思想中的"夷夏之防"、"王者无外"与"大一统"理论密切相连。"夷夏之防"主张将中华帝国周边的夷狄势力——属国排除在帝国疆域之外;"王者无外"与"大一统"思想力求将属国纳入帝国治下,加之共主制与皇帝观的作用,帝国疆域形态逐渐呈现出放射性的同心圆形状:内圈郡县、中间土司(或藩部)、外圈属国。近代以降,东亚宗属体制既维持着一些固有属性,也有向欧美式宗(主国)附(庸国)关系转变的态势。     

《中庸》“柔远人”与先秦儒家夷夏观

“柔远人”作为《中庸》治天下国家“九经”之一，所彰显的是推己及人、兼容并包的实践智慧。它最深层次的机理在于对儒家人性论的参透，对仁爱思想的践履，从而为儒家“夷夏之辨”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总体上，先秦儒家基本秉持“礼别夷夏”而非以血统、地缘为区隔的夷夏观。“柔远人”集中体现了儒家民族思想的内核，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与思想传统。     

孔子种族意识的双向结构

<正> 儒家重华夷之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学术界已成定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同样存在这种观念。他曾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以下只注篇名)夷狄和诸夏相对成文,他承认二者有高下之别、文野之分。诸夏是开化的、文明的,夷狄则是落后的、野蛮的,因此,开化社会即使没有君主,也要比野蛮社会的君主统治状态文明。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的君主在夹谷会盟,孔子相礼,与会期间他又提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他对华夏和裔夷的划分既是种族的、地域的,又是文明程度方面的。裔夷指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各族,还不够开化,甚至尚处于野蛮状态。华夏指中土居民,他们具有较高的文明,脱离了原始状态。孔子坚持以华夏文     

从《汉书》看王莽的历史思想

《汉书》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王莽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主要依据《汉书.王莽传》中的王莽的所作所为,结合时代背景总结出王莽具有根深蒂固的复古思想、＂十四代一循环＂的思想、大一统关照下的夷夏之辨以及天人感应的历史思想。种种迹象表明,王莽不仅仅把这些思想当作其谋权篡位的工具,更是他真心实意的信奉它们并将其作为执政的信条,而这些历史观不仅为王莽所独有,这也是其生活的西汉末期的时代背景,同时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     

纪各民族发展之源流 开民族大一统之先声──《史记》系列大辞典《民族卷》前言

古老而光辉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它是由祖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华夏族在三代及其以前，就是许多民族部落或方国的融合体。他们同源异流一各具风采，但在互相交往的过程中，通婚、联盟、渗透、融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统一的民族大家庭。春秋战国时期，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交往融合在社会巨变中迅速发展，到了秦汉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正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但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却一再宣扬“夷夏之辩”，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各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孔子修《春秋》，内请夏而外夷狄，西汉…     

王夫之夷夏观新论

王夫之在对夷、夏文明程度的理解上,引入了动态的线性历史发展观的分析方法;在对夷夏的认知上,他主张夷夏同属人类,夷狄同样有做人的尊严;在对夷狄的态度上,他反对恃强凌弱的虐杀,主张友好相处。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发展为夷夏融合。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高峰期，主要在北朝进行，代表是北魏。夷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上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地区进行，集中体现为佛像的汉化。佛教的汉化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美学的构建。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和审美文化构建两大方面。基本观念建构集中在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上。先秦儒家确定的艺术功能为教化与审美统一，此后这一认识在承传过程中发生偏移，南朝偏于审美，北朝则突出教化。在审美文化上，北朝在承传中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文化，在书法、音乐、文学、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唐代美学兼取南北而主要承传北朝美学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重新树立儒家艺术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美尽善。北朝开创的以夷夏之合为核心的中华美学在唐代得以巩固提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美学。     

《汉书·西域传》的疆土意识与民族观念

《汉书·西域传》正文部分对西域诸国政治归属作了明确区分,对西域的自然与人文信息表现出高度关注,体现了两汉王朝统治者对西域都护所管辖下的地域拥有明确的疆土意识。然而篇末"赞论"却以"夷夏之辨"民族观为理论基础,提出西域无用论和羁縻论,与正文所显示的疆土意识自相矛盾。这是两汉时期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及边疆经略形势下的产物。     

章太炎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

章太炎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陶绪（湘潭师院历史系）章太炎在２０世纪初年便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反满急先锋，他竭力从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论证反满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因此，他的民族观深深地打上了传统＂夷夏之辨＂观念和西方近代...     

超越与局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再考察

鸦片战争后,思想文化界的风气转向"经世致用"之学,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它是强国御侮的呼声,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声。突破了"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较早地认清了世界发展的新格局与趋势,并把学习西方技术与御敌图强结合起来,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水平,对后期的洋务运动及近代文化的转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一时代命题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所揭示的基本内涵尚不全面、深刻,只停留在表面器物层次,未能真正认识到学习西方的深层内核。     

抗战时期的吴佩孚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直系中的一个有个人事业的野心的军阀。他思想主流自然是儒家的道统。在利害关头,他的“义”、“利”之辨多半还是“利”为主,但在有关“青史留名”的大节上,有时“义”会占上风。儒家伦理观念,使他不敢叛曹(锟),而非常恨冯(玉祥);利害之争,又使他敢于反段(祺瑞)、敌张(作霖);到最后的民族大节上,他思想里的夷夏之辨又占了上风。他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