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帝王情结探析

帝王情结是屈原文化个性的重要体现。忠君、尊君、骥君、思君、罪君、惜君、哀君、伤君、痛君等复杂微妙的心理情感构成了屈原帝王情结的深邃内涵,这份凝重的帝王情结缘于屈原心中对楚国深沉的挚爱。先秦帝、王观念是屈原帝王情结生成的重要心理渊源,儒家先王崇拜思想是屈原帝王情节生成的文化渊源,而宗法观念最终促进了屈原帝王情结的形成。     

论战国说辞与屈原赋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屈原既是辞赋文体的奠基者,又是诗歌新形式的开创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     

关于屈原西域昆仑情结的对话

本文从总体上探讨昆仑方物在屈赋中的地位作用,并提出屈原思想中蕴涵着一种炽热而深沉的西域(昆仑)情结,认识这一情结,在屈学发展中具有积极作用,且是西域文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司马相如赋作对屈原楚辞的承传

司马相如作为西汉文坛重要赋家，对屈原的继承既有题材内容，又有艺术形式．更有在此基础上对辞赋创作的发展，因而也成就了其在辞赋史上不朽的价值。     

司马相如赋作对屈原楚辞的承传

司马相如作为西汉文坛重要赋家,对屈原的继承既有题材内容,又有艺术形式,更有在此基础上对辞赋创作的发展,因而也成就了其在辞赋史上不朽的价值.     

中国士人的屈原情结与人生困惑

后代士人把屈原作为士人的典范及命运舛错的知己来讴歌、赞美,造成了中国士文化心理的显著特色--屈原情结.解读屈原情结,便能揭示中国士文化的深层内蕴正是依附与独立的双重心态、功名与诗名的价值选择以及执迷而不知解脱的情感特征,造成了中国士人的人生困惑与人生痛苦.     

屈原赋中的舜帝意识

屈原赋中屡次出现的对舜帝的叙述,实际上是屈子举贤授能政治理想的光辉写照,是诗人对历史传说人物的行事升华为自我认同之理念、意识的一次心灵洗礼,这种洗礼进一步化成了与自我情感相融合的根深蒂固的情结。     

屈原贾谊伤心地,通人志士世相望--论湖湘经世学风源头

两宋之际,士人"多寻空言,不究实用"①,胡宏,张枝"为无经济学,万里筑幽栖"②,为救危亡入湘讲经世之学,确立湖湘经世学风,"卒开湖湘之学统"③.湖湘经世学风的确立,尽管是湖湘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标志性阶段,但它是流而不是源.笔者以为,湖湘经世学风的源头是屈原、贾谊的经世精神及其对湘人的深刻影响.     

论戴震《屈原赋注》的文学观点

学术界一般认为,考据学家与文学家治学异途,各有长短,无人能够兼而善之.,事实上,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主张"义理、考核、文章"的统一.体现出对文学艺术方面的重视.其<屈原赋注>极力推崇屈原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表现了考据学者的文学评论现点.     

从赋序看赋家赋文的题材意识

赋家在赋序里叙述作赋缘起时,喜欢言及前人是否写过同类题材的作品.赋家对题材的关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模仿与新创、继承与超越的问题上.赋家对于题材的格外关注,从根本上说与赋体体物的特征有关.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主旨及存在的问题——兼论汪春泓《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确存在着一些可疑之处,但在全文中是次要的,远不足以怀疑此传的作者。屈原的行事不见于传世的先秦典籍,司马迁所能得到的材料较少,还有传说的材料,本身即有矛盾和可疑的地方,司马迁秉持"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史记·三代世表》)的史学态度。此传采录了刘安的《离骚传》,但都经过了司马迁的批判,这充分表现出他的理性精神。司马迁在此传中多发议论和感慨,这是在屈原材料缺乏且与屈原相互同情的情况下,符合《史记》的基本体例。汪春泓认为,司马迁未为屈原与贾谊作合传,只是写成《屈原列传》,可此传遭到了刘德、刘向的有意窜改,而成为今本《屈原贾生列传》,主要表现忠君守节的主旨。笔者不能同意此种观点。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试析船山的屈原情结

屈原(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是中国先秦最伟大的爱国诗人和人民诗人.其所创立的"楚辞"这一文学样式,及其所著<离骚>等"楚辞"篇章,对后世文学特别是辞赋的发展影响甚巨."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语).尤其是他那坚贞的忠君爱国之情和崇高的人格追求,经过屈原作品的代代传颂而泽被千古,成为后世众多智士仁人为民族、正义、真理而抗争、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道德力量.王船山便是其中最倾情者之一.在读船山有关著作时,常感其中有某种或显或隐的对屈原的情结.     

“彭咸”旧说之批判－屈原赋“彭咸”考辨之一

王逸、洪兴祖解释屈原赋中的“彭咸”为“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殷大夫水死的身份不符;二、定死志的时间不符;三、《悲回风》中语言成为反证;四、死年作品未提及“彭咸”;五、屈原赋表达学研究表明,“彭咸”与投水而死毫无关系;六、屈原投水并非效法“彭咸”。另外,关于“彭咸”的其他假说,或因假设不当或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     

从先秦赋看赋的渊源及民间文艺性质

关于赋的渊源问题,古今都有一定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尚不能圆满地解答这一问题。根据先秦时期赋的实际创作情况与相关出土文献,我们认为赋的渊源比较复杂。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民间文艺形态,以言辞娱乐为主要目的,主要包括隐语、成相说唱、嘲谐、大小言艺、说物等方式。就其本源性质而言,赋具有相当强的民间文艺性质。     

从《天问》看屈原的怀疑精神

屈原的《天问》对"天帝"本身的存在与否的系统诘问显现出鲜明的"天命怀疑论"思想,表现出屈原不囿于传统观念、敢于怀疑权威、勇于探索的精神。《天问》堪称先秦破除旧文化思想束缚的战斗诗篇,具有超越历史性的价值,对其正确品评有助于总结中国古代进步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鼓舞现代人大胆破除旧文化禁锢,挣脱各种精神桎梏,放手从事改革。怀疑无论作为一种认识方法还是作为一种思维方法,都是极其有价值的。     

从《九歌》看屈原的人生需要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诗篇,屈原借祭神来表达自己心灵深处的种种见解和需要,其中最突出的是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三大人生需要。     

论贾谊《鵩鸟赋》对道家思想的接受

西汉初期道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接受,政治上实行无为而治,学术方面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现象.贾谊作为这一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生活在道家思想方兴未艾的时代,思想上难免不受其影响.《鹏鸟赋》集中体现了他对道家思想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宇宙观、人生观、辨证思想等方面,借道家思想抒发自己不得志的情怀.     

从《思美人》看屈原的创作心态

思君、爱君是《思美人》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思君是爱君的一种情感表现方式。爱君、思君之中又带有怨君、待君之意,其目的是希望楚王及早醒悟。从整体上看,描写诗人的矛盾心情和心理活动过程贯穿在全诗中,中间虽有曲折、低潮,但总的趋向则是朝着“独怀此异路”的目标前进的,“不改初志”的信念终于战胜了“变节从俗”的念头。诗中通过“思美人”──思君这一情感上的“链条”,把诗中的意象穿在一起,使思君之情、委屈难达之苦衷,显得真切动人、合情合理。     

屈原“美政”思想溯源——兼论屈原的自沉

屈原"美政"思想源于先秦帝王观念中对于帝王的强烈希望和期待心理。先秦帝王观念中的先王崇拜思想则是屈原"美政"理想产生的重要文化因子。屈原"美政"理想的构建缘于先秦帝王观念中尤其是儒家、法家的法先王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屈原心中凝重的帝王情结是导致他最终走向自沉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