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上)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下)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魏晋“言意之辩”新析

言与意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言能否完全确切地表达意。这是语言哲学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但真正形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并展开激烈论争则是在魏晋时期，史称“言意之辩”。“言”在古汉语中有多个义项，在“言意之辩”中其义指的是“语言”。“意”的含义指的是“意图”或“思想”，而“意图”或“思想”是思维的结果，所以，言与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主要表现为“言不尽意”和“言尽意”这样对立的两派。持“言不尽意”论者认为：“言”和“意”两者具有相对独立性，语…     

诗歌语言的指称与非指称——中国诗学语言向度的理论评述之一

1 古典诗学对语言的关注起源于魏晋时期盛极一时的“言意之辨”。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言意之辨”的实质远远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宽泛地说,“言意之辨’不仅蕴含了语言表达能力论辨,更是一种具有变革意义的哲学方法。由于后者不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我们讨论的重点将不得不缩小到前一问题的范围。关于言意的关系.魏晋时期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和言尽意论。言尽意论是针对言不尽意论而提出的,其代表是西晋的欧阳建。《艺文类聚》一九《人部》三《言语》保留     

言意之辨与《文心雕龙》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领域展开了一场关于“言”与“意”关系的讨论,是为“言意之辨“。随着辩论的深入发展,并伴随着当时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这场本自玄学领域的讨论逐渐渗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借助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的观点,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例,分析其得益于“言意之辨”的地方。     

得意忘言与言意之辩──兼论中国文化的符号学特征

对意抬关系的探讨是符号学研究的实质和核心。语言是由“能指（声音、文字）”／所指（意义）”双面构成的符号体系。魏晋时期,王粥力主“得意忘言”,欧阳建首倡“言尽意”,对语言符号意指关系的见解都有其内在合理性。这场言意之辩,将先秦时期关于名实关系和言意关系的讨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文学、艺术乃至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言意之辨：贯穿金代的美学理论

言意之辨是贯穿整个金代的美学理论。周昂、赵秉文较早提出以意为主之论,反对求奇、求巧,拘于形式。王若虚对前人加以发挥,高扬“真”、“自然”和“自得”,倡导“求是”,打破了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的局限。元好问以“诚”为核心概念,强调“知本”、崇尚“情性”,倡导“得唐人为指归”。金代的言意之辨,对元明清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言、象、意关系新论——从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解读

言、象、意三者关系的探讨肇始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端,经魏晋“言意之辨”更直接导致了中国哲学新方法和流派的出现。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和语言学转向,意义问题更贯穿了从现象学、解释学到分析哲学和科学理论的各种哲学思潮,从根本上带来了知识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全新革命。借助分属于“欧陆人文哲学”与“英关分析哲学”两大传统中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语言观与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的语言哲学之思,就人与世界、语言与人、文学与世界等诸多关系上的揭橥,使得在言、象、意问题上取得了全新的审视与启悟。     

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言意关系

魏晋时期，“言意关系”受到极大重视，发展为“言意之辩”。随着三玄之学的兴起，庄子的“言不尽意”说甚为流行。《庄子·秋水》篇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一天道》中说：“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者，意也。”庄子认为语言文字只不过是人们领会“意”的一种工具罢了。因此《庄子·外物》篇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论"言意之辨"对六朝文论的影响

“言意之辨”对六朝文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具体表现在它触发了文论家对“言”和“意”的重视 ,以及对言意关系的探究。刘勰将“言不尽意”与“言尽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肯定了以“言”尽“言外之意”的艺术可能性 ,将“言有尽而意无穷”作为最高的艺术境界。这一言意关系的突破对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物·意·文：陆机文学命题的现代思考

陆机的“意称物”、“文逮意”,超越了一般的“言意之辨”命题,形成了“物、意、文统一”的逻辑系统,作为反映论的文学观,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和普适性。不过从现代文艺观及语言哲学观着眼,“物、意、文”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复杂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及文学类别,“物、意、文”之间的关联迥然不同。从遵循“物、意、文”统一,到崇奉精神创造和语言表达的自由空间,关涉到文学疆界的拓展与文学观念的扩版。无论从纵向历史演进还是从横向关联上看,任何文艺观念都有它的不完备性,这正是文学艺术的复杂性、创造性和生命力所在。     

古代文论中的言意关系与意境论之形成

“言”、“意”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美学不断探讨的重要问题。“言不尽意”作为哲学命题起源于老庄哲学思想,借助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被直接引到文学理论中,开始得到深入地阐述,延伸为中国古代文论中“言外之意”的言意理论。借助于“兴”对“言外之意”表现的拓展而最终成为意境理论的美学特征。     

“言意之辨”·“清谈”·“隐秀”──论“清谈”在中古诗歌语言转型中的作用和意义

“清谈”上承“言意之辨”，下启“隐秀”论，是“中古诗歌谣言转型”中关键的、必不可少的一环。“清谈”不仅为语言论及诗歌谣言论提供适宜的生长、发展空间，而且它在日常话语实践中提出的许多观点，推进了诗论家对诗歌语言特性的认识。     

“大美不言”:中国美学言意范畴略议

"大美不言"是中国哲学言意范畴延伸出的重要美学观念。中国三大思潮儒道释对其都十分重视,并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释和论述。从先秦时期言意之辩的提出到魏晋时期言意之辨的形成,再到儒道释对言意之辩的延异和通辨,它们皆玩味于"非默非言"之间,似有所述,而非常所述,缥缈幽茫,不粘不住。不拘泥于物象之表面,不落于经文著作之窠臼。为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创构指出了独特的曲径,在中国美学中建构了融通无碍的审美经验论。     

言意之辨:贯穿金代的美学理论

言意之辨是贯穿整个金代的美学理论。周昂、赵秉文较早提出以意为主之论,反对求奇、求巧,拘于形式。王若虚对前人加以发挥,高扬"真"、"自然"和"自得",倡导"求是",打破了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的局限。元好问以"诚"为核心概念,强调"知本"、崇尚"情性",倡导"得唐人为指归"。金代的言意之辨,对元明清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言意之辩的核心问题的体认和教育问题的对应性

言意之辩是源于中国先秦而盛于魏晋的热门话题.言意之辩有三个核心问题:"言尽意"、"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尽意"的体认和教育的可行性,"言不尽意"的体认和教育的局限性,"得意忘言"的体认和教育的创造性,是饶有意味的对应关系,认识这些对应关系有助于对当今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作出一些有益的思考.     

论庄子言意之辩

关于“言意之辩”，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分为两种观点：“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庄子主张“言不尽意”。认为“言”只是会“意”的工具；他通过“得意忘言”的方式解决了“言”与“意”之间存在的矛盾。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对中国传统美学影响颇为深远，开启了传统美学对意境美的审美追求。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

本文通过描述言意之辨从先素至明清的基本线索,试图说明言意之辨的认识根源是语言对于思想的非同一性,由此产生了“言不尽意”与“言尽意”的不同解答;“言不尽意”论在思想史上既有打破经典束缚的方法论意义与文人学士的审美、修身意义,又是通向神秘主义本体论的必经环节;儒、道、佛的言意观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语言与思想的某些复杂关系,但缺乏概念的清晰性和论证的科学性,未能全面、正确地解答这一认识之谜。     

“言意之辨”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系统性

魏晋以前的汉代,文学理论还不具有系统性和思辨性。在研究方法上,深受汉儒“章句文学”的影响,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仍局限于篇章字句上,未能上升为理性形态。魏晋玄学的兴起,形成了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维模式和“章句之学”的治学方法,学术风气也为之一变。 言意关系,是魏晋之际讨论得最热烈的重要问题之一。当时,关于言意关系有三种     

庄子言意之辩及其符号美学分析

庄子的言意之辩,深刻地触及到了文艺审美活动的基本特征。文章认为庄子“言”、“意”关系与“虚静”说结合可以与“言”、“象”、“意”贯通,并从符号美学的角度分析庄子“言”与“意”的关系及特点,阐释了庄子言意之辩深刻触及到文学语言根本特性的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