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庭的“经国理身”思想初探——兼论道教的终极理想及其现代意义

道教在创立之初 ,就既关注人的长生成仙 ,又关注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的太平。唐代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的“经国理身”思想表明 ,内以修身养性与外以经国安民是道教终极理想不可分割的两翼。杜光庭的“经国理身”思想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与儒、佛有所不同的道教终极理想的内涵 ,而且为宋代以后道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经国理身”思想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情怀 ,将为道教思想在 2 1世纪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基础     

魏晋南北朝道教身体哲学建设论纲

身体哲学是一种以身体为本体的哲学观。在身体哲学的视域下审视魏晋南北朝道教,其理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根身性”特征。在神道设教的语境中,宇宙之存在、真理之体认、善恶之判别都与“身体”相缠绕,是身体“向世界敞开”的内在环节、必要条件。天道之落实、伦理之践行、仙道之体贴,都因进入“以身体道”的身体场景而获得了笃实的存在根据,并因身体展开的不同指向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身体特征。魏晋南北朝道教的这种“根身性”特征,基本上奠定了后世道教哲学思想构建的运思风格,使之沿着“身天一体”“天人感应”的整体趋向不断演变、发展。     

现代医疗技术的“身体”伦理

传统医学伦理学意图沟通为"身"的医学和为"心"的伦理,但受到身心二元论基础的局限,传统医学伦理学只片面强调"身"的机械修复而忽视"心"的情感体验,难以抓住医学伦理的意旨所在。现代医疗技术更凸显了对"身"的改造与完善,因而在传统思维模式下医学伦理困境愈发严峻。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审思有必要实现"身体"转向。在身体伦理的视域中,现代医疗技术凭借高技术的运用以实现身心的良善合一为初衷,但在实践中又往往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引发的"身"与"心"的伦理困境,以及主体间对话缺失导致的"我"与"世界"的伦理困境。因此,充分利用身体伦理的学术资源,更新伦理向导的价值基础,成为现代医疗技术发展的题中之义。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向导应当回归"身体",在医学实践中关注与体验具体的活着的身体,在医学伦理实践中打破理性的普遍价值规范的痼疾。     

中医身体观的理论建构研究

中医身体以"天-地-人"相互联系为思想背景,以"气—阴阳—五行"为思维模型,通过阴阳、五行、气使天地人之间相互感应、相互影响;身心一体和形与神俱是中医身体观的基本立场,以"形—气—心"的内外沟通完成中医内外相系,各部相连的整全的人的认识;同时,中医的身体体现为时空的身体,与经天纬地、贯古通今的宇宙之道相和,顺时而行,才能达至生命的最佳状态;中医身体观超越于生理性身体的认识,通过身国互喻,成为身国同构的身体。中医的身体观以自然身体的生命表现为基础,在全息融通的大生命中,展现为身心和、形神和,个人与社会、天地与自我相合的生命境界。     

孔子的身体观及其当代效应——以《论语》为例

孔子《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但"身"也是其重要思想之一。孔子的身体观包括在三个方面:以血亲为基础的家庭村社文化,以仁爱为基础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以修身为基础的家国天下思想。孔子的身体观强调的是社会伦理道德价值,对当代物欲横飞的消费时代起着警醒和启示作用。     

庄子的“身体”内涵探究

庄子非常重视"身"的观念,在《庄子》中"身"共出现了115次。庄子之"身"既有形躯之义,更是形与心的交感相合。庄子以身体道,其身体不仅是个体生命的表征,且是介入世界的实践主体,其价值态度、理想境界等都在身体上开显出意义。     

“身不自身:”罗近溪身体论发微

身体并不是独立自存的个体身体,而是关涉到"天"、"人"、"心"之关系身体。就其"天"的一面,吾人此身与天地万物之身一道是天地"和气"之凝聚,此"一气贯通"之存在论使得吾人此身为一万有敞开之场所;就其"人"一面,吾人此身乃有"三条大根",根于父母、连着兄弟、带着妻子,并进而"联属"国家天下,"统会"上下古今,此纵向的世代生成性与横向的绵延扩展性构成了吾人此身之人间生存谱系;就吾人此身与"心"之关系,则身心互摄,而赤子之身心浑然一如,正体现了天人合一之身体的"原型:""人体"即是"天体;"身体实是天地万物之间一"感应器",它在与天地万物同感共应之中,万物遂"责备"于我。故罗近溪之"身不自身"的观念挺立的是万物一体的责任意识,而与道家之"身不自身"、纵身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忘形观形成鲜明对照。     

论严复的身体观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主张,将中国的富强之路明确定格在国民的素质提高上,将宏大的启蒙明确落实在微观的个人上,体现出历史的进步;其中的"鼓民力"主张,是对中国千年文化传统的一个反拨;严复把"身体"与启蒙、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通过由国到人、由人及身、由身返国的思考逻辑,将身体纳入救亡强国体系,开启了晚清以后身体政治化、国家化的思想路径。作为一种积极的身体政治,它成为一种新的理念阐发而闪光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并得到同时代及后人的广泛响应,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以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论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体系——以《老子》、《管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

许多学者论述道家思想,往往把道家治国治身思想相提并论,认为道家治国治身思想是身国同治,治国治身是一体两翼的思想体系。但是,此种观点并没有深入到道家隐而不显的思想内核——治心思想。笔者认为道家实际上早就系统地提出了心治则身治、身治则国治的思想。依据道经首次揭示了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是心身国同治的思想,论述了"道"是贯穿于心身国的主线,阐述了三者是互相贯通三体合一的思想体系。     

“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身体叙述”

"十七年"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体观念运作的结果是充满各种生理欲望的身体被简化为"为人民服务"的物质性工具,文学作品对社会成员身体遭遇的表现和处理,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外部规训和社会成员的自我规训,拯救身体就此成为一种精神拯救的手段。身体拯救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信仰抵抗型、党群关怀型、民间治疗型和揭露惩罚型。     

试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

在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影响下,近代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他们一方面继承并发挥士大夫与政治密切结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角色认同;另一方面又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实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     

武士道与《武士道》——近代日本武士道文化心理解析

近代日本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角色转换,与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性变迁密切相关。文章从文化心理的层面,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剖析明治时期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撰写的《武士道》一书,以解析近代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演变过程,发掘日本近代发展的文化心理动力。提出:明治武士道是日本从古代意性文化向近代理性文化转换的分水岭。明治武士道以理性的审视,将武士道提升为一种民族精神,使其成为国民在理性文化状态下的一种普遍的自我意识。正是这种镶嵌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意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穷兵黩武的极端方式,引领近代日本走上了强盛之路,亦形成了阻碍日本近代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心理根源。     

论中国共产党文化外交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

当今世界,文化外交不仅是争取良好国际舆论,树立国家积极形象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自觉地把握文化建设的精神力量和开展文化外交已成为时代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不仅集中反映在对文化建设的内容、目标和文化外交战略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理论认识方面,更是体现在多元化、全方位的文化外交的实践活动中。灵活、多样的文化外交为优化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内直外方与人性旷达：唐代关中士人的精神特质1

唐代关中士人普遍具有的内直外方的性格特征,不仅是唐代关中士人的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而且与忠奉社稷的爱国情怀密不可分;关中士人在时局险恶、仕途蹭蹬的际遇下,则移情临泉山野,隐匿寺观庭院,在归隐之中彰显生命的个性,张扬生命的旷达,以曲折的方式显现了唐代关中士人的内直外方的精神风貌。     

中德俄联盟泄密后的各方反应

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经陈炯明向外报泄露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列强诬称为“过激主义”和“亲布尔什维克”。英法新闻界指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北京政府表示“密切关注此事”。政界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也立即声明“与孙中山没有任何关联”。社会上也不乏为陈炯明的叛逆行为辩护者。孙中山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上海《民国日报》为中德俄联盟辩护。中共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宣传与辩护。共产国际和苏俄也支持中德俄联盟的宣传。从对中德俄联盟的态度和反应可以管窥国共两党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复杂关系。     

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三维视野

执政合法性问题是关系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尊严性的重大问题,直接决定政权的获得和巩固,是执政党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为此必须确立顺应民意的科学的绩效观,维护人民的利益和促进大多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塑造法理型权威,建设法治型政府、参与型政治、责任政治和程序政治,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同时要保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性,强调主导意识形态的优势,不断开拓现代意识形态资源并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完善和优化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以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价值基础。     

浅谈孝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孝文化是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发展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几千年来为维护社会政治安定、社会结构稳定、人民生活和谐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继承和发扬孝文化的核心内涵与优秀的、积极的成分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民族振兴仍具有积极意义.     

“一带一路”的区域发展协同——宁波及宁波帮的功能使命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新时期国家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协同发展,共同打造一个互信互利、合作共融的命运共同体。宁波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源地,宁波帮作为活跃在中国商界的最大商帮之一,两者的关系是始终相辅相成的,两者在新世纪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都占据着重要作用。当前应以历史的眼光深入探索研究宁波及宁波帮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地位、当下功能、未来使命,使其在21世纪“一带一路”建设中争做桥头堡。     

身体权概念的再界定

目前,民法学界对身体权概念界定不明确,使身体权与健康权等其他人格权相混淆,进而导致在具体应用上的分歧。身体权是独立于健康权的一项具体人格权。身体权所保护的＂身体完整性＂仅指身体的物理完整性,不包括所谓的＂身体的形式性完整＂。在法律上确认独立于健康权的身体权,并明晰＂身体完整性＂的含义,对于全面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顺应现代科技和医学发展的需要以及在司法实践中解决非法搜身、性骚扰等侵权行为的归类具有重大意义。     

试析梁启超的身体政治观

19世纪中晚期,中国正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梁启超以巨椽之笔,鼓吹身体改造对中国救亡的重要,形成了一系列身体政治思想。他认为国土犹如身体,国家和身体一样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国民身体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大。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的身体样式,即新民,为此,首先,摆脱奴隶身体树立国民身体;其次,摆脱个人身体,树立群体身体。他还主张晚婚、胎教与反缠足,主张身体的生产性。梁启超的身体思想植根于中国古代的"修身养性"和近代的"身体救亡"理论。对梁启超身体思想进行系统论述与认真总结,对当前身体研究和身体开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