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中国文学批评史分期设想

郑振铎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划分为“批评文学的开端”“批评文学的复活”批评文学的进展”三期，较合理地描绘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演进规律，体现出科学的史学观，但也存在时代的局限性。     

先秦史学批评述论

本文认为,先秦是中国史学批评的萌芽阶段,探讨这一阶段史学批评的状貌,有助于理解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路径和特点。此期关于史学价值之认识,有鉴戒得失、惩恶劝善、可资施政、有裨修养四说;关于史书编撰要素,有“事”、“文”、“义”三方面的探讨;关于史家素质,确立了“学识渊博”和“书法不隐”两条“良史”标准;关于批评自身之审度,触及了广义论辩的目的和特征,并无意中揭示出“知人论世”之科学方法。此期史学批评还有三个特点:往往与综合性学术批评混在一起;深受儒家学说影响;极为关注史学的政治功用而未重技术方法。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范畴与标尺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开端于孔子,至章学诚而走向终结.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逐渐形成了一套反映自己特质的基本范畴、批评形式和主要标尺.把握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范畴与标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认识.     

《左传》富艳说发覆

《左传》乃经学之一种,又为史学、文学的典范。从批评史的视野来看,对《左传》的批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批评系统,一些概念、范畴、命题而有了广泛的文学批评史意义。范宁以“富艳”而论《左传》,提要勾玄,堪称允当。《左传》合经学、史学、文学为一体,因而富艳内涵丰溢,涵盖义旨之精微丰厚,义法之高妙、内容之丰富生动以及结构之整饬迭宕、叙事之深婉、语言之奇异、艺术之华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强烈艺术感染力。《左传》之富艳,乃为情而造文,其经学的本色和思想底蕴,成就了堪称伟大之文学。文章申而论之,以期有所发覆,彰显这一范畴的意蕴,有裨益于文学批评及《左传》之研究。     

刘知几对史学批评的反思

刘知几是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大师。他对于初唐以前的史书、史家、史制和史体等等,均作了系统的批评,其成就之大,世所公认。刘氏之所以对史学批评进行反思,是由于史学批评中存在的严重缺陷深深触动了他,诸如“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文饰其非”,“无其文而有其说”;①“各自弹射,递相疮痏”,“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②等等。这种批评上的谬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③所以刘氏在进行史学批评的同时,也格外关注到史学批评的自我批判。     

《左传》史学理论初探

本文批评了梁启超“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之说，探讨了《左传》对史学目的作用、史家著史态度、史书文字要求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紧随着历史著述的产生而产生的。     

史学意识与唐宋元小说批评的进程

唐宋元是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的重要阶段。伴随着创作,小说理论在唐宋元时期面临如何真正走上艺术审美批评之路的问题。从唐之“史氏流别”观到南宋之“史说分离”观,再到元之“说大于史”观,史学意识在唐宋元小说批评中的隐现及其渗透体现了这一时期小说批评走向艺术审美批评的艰难历程。     

论佛教思想对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虚实”作为核心的元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早期受到道家哲学和玄学思想的渗透与作用，唐宋时期在佛学禅宗的影响下，其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佛学之“境”、“空灵”和“妙悟”三个方面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通过诗人和批评家之“桥梁”使虚实范畴由此获得新的启迪和推进，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述论

作者认为,考察中国史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是个不容忽视的承上启下阶段.古代史学批评自先秦萌芽、两汉确立,中经魏晋南北朝长足发展,方在唐代进入高潮.本文运用较丰富的史料,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论述了此期史学批评的成就,包括批评形式的多样化和批评内容的深广化.文章着重评述了当时对诸如史学的性质和作用、史学研究的范围、著史态度、家学承继、治史特点、文质关系、编纂体例等基本论题的关注和探讨.     

孔子史学思想探析

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孔子史学思想的特征表现为：以民本主义为核心的人文史观，以“《春秋》之义”为形式的史论结合方法，以“训诲史学”为宗旨的史学目的意识。孔子的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历史学科的基本模式，并高出了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甚至在某些方面就是整个古希腊的史学思想也无可比拟。     

论先秦两汉史学观念之三变——从“微言大义”到“文胜质则史”、“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的史学观最强调“义”,目的在显示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其方法则是穿越史实而直接述“义”;对“义”过分的强调及直接述说,有时会使史实模糊而与‘‘真”有出入。孔子时的史学观为“文胜质则史”,《左传》、《战国策》、《国语》的“文”,期望以“文”记言记事,突出了以各种手段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但避免不了“浮夸”之蔽。汉代史家则更为重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以“实录”记言记事,使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新的境界。     

史学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中国史家很早就有了史学史意识,至晚在唐代,刘知几已写出了有系统的、颇具规模的史学批评和史学史著作《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即公元710年)。刘知几还提出了著名的才、学、识“史才三长”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至章学诚、梁启超而...     

《史通》理论体系的结构和逻辑

从刘知几的撰述动机和《史通》的内容结构两方面分析,《史通》存在一个相当博大严整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求鉴”,是体系的逻辑起点,由此派生出“求实录”和“扬名教”两大主干,分别去评骘史制、史家、史书、史评这样四类史学基本问题,在理论展开过程中,显示出“与夺”、“褒贬”、“鉴诫”、“讽刺”四种基本评论方式,以“理”为体系的逻辑终点。《史通》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而且也是整个古代中世纪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史通》理论体系的探索,证明某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未发展富批评性史学”的论断是错误的。本文观点原出自作者博士论文,因屡被摘抄,特此完整阐示。     

中国公众史学的本土性

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有着自己的史学资源与实践活动,有自身的探索过程.当然,受到了美国公共史学学科建设思维的影响.这个探索过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中国通俗史学、应用史学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并立,以“大众史学”替代“通俗史学”,按“公共史学”模式建设中国的“大众史学”或“公众史学”,建设名实相符的中国公众史学.中国公众史学学科的形成,是典型的立足中土、借鉴西洋.中国公众史学是中国物种,不是外来的,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学科体系.     

赫伊津哈和他的文化史研究

本文通过对现代荷兰著名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史学思想的分析，重点介绍了他以文化“均衡论”和“游戏”概念为中心的文化史观，对现代文明的批评与诊疗，及对后世心态史学的重要影响，以说明其对发展西方文化史传统的作用与贡献，从而正确认识和评价赫伊津哈在西方文化史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试论司马迁的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功不可没。司马迁把“尊疑”、“传疑”、“阙疑”作为治史原则，表明了汉代史学的趋向成熟；而“善疑”则要求史家学识、求实、严谨完美的结合；疑与信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则促使了治史的深化。可以说，膜拜正统、伏首权威的封建史学由于注入了怀疑精神才放出了异彩，《史记》就是其体现     

论古代小说批评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崇实黜虚的民族特征，表现在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接受史学“实录”意识的历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概说

从孔子到班彪，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确立时期；刘知己《史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成熟；隋唐以后，史学批评异常活跃，史学批评大家辈出，异彩纷呈。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的史学批评

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关于史书叙事的批评.裴松之就史家作史失实的原因作了简要分析,大致归纳为“假为”、“专美”、“疏谬”等原因.第二,关于史书体例的批评.主要是就纪传体史书中的类传与合传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可视为一家之言.第三,关于史文表述的批评.裴松之主要是从史文的繁与简、烦与省以及文与质等方面对一些史著提出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