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士阶层的群体意识对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东汉士人阶层的群体意识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士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东汉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经世热情使得东汉政权可以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中继续存在。士人群体意识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得士人能够制衡皇权,但也最终令二者分道扬镳,党锢之祸是二者决裂的标志。在党锢之祸中,士人受到打击,宦官进一步掌握大权,并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东汉书信研究综述

作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应用文体,书信的发展和演变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兴趣.针对书信的起源、演变、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层出不穷,对具体某一朝代或某人的书信研究也蔚为大观.然单论东汉一朝而言,对书信的研究还存在着空白.研究者们多关注东汉书信的内容、艺术特色、汉代邮驿制度等方面,而东汉书信的保存、流传及其体现的社会内涵和士人心态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后汉书》序论赞与东汉士林精神

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道自任之传统,但其作为整体力量的发抒,则是在东汉一朝。东汉士林在与外戚、宦官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显示出直面生死、抗愤奸邪的勇气,谱写了一曲士林的正气之歌。范晔《后汉书》序论赞对东汉士林精神作了历史性阐发,对后世士人精神气骨有很大的溉养之功。     

洛阳在东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在东汉文学地理空间由西向东转移的过程中,洛阳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这种转移在兖、豫、青、徐等地的文化发展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地方文化中心的繁荣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京城洛阳的文学繁荣。以班固为代表的东汉士人,在洛阳的文学活动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凸显了洛阳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是宦官与士人在国家行政中的矛盾所引起的,既反对宦官的弄权,又翦灭士人的结党;两相对峙,却使得桓灵时期的选举制崩解,其原因则源自宦官的私天下与士人的公天下之治国理念的分歧,而其本质则是桓灵时期社会人口的膨胀与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折射。这一矛盾作为古代历史的"长时段",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形成了古代中国王朝频繁更替的本质原因之所在。范晔对于党锢事件的认识,影响并拘囿了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即关注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价值。     

《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简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东汉晚期(桓灵时期至建安时期)的文学批评头绪繁多,不易梳理,较少受到学者的关注.青岛大学宋亚莉所著《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从东汉末年士人活动与皇权更替、人物品评与文学批评等入手,探讨早期文学批评的形成与特质,勾勒了魏晋美学、文论中诸多理论和范畴之源,打破了笼统的魏晋主流式的文学批评写作模式,是研究此时期文学批评的一部新作.     

刘秀的奖励名节与东汉士风

<正> 刘秀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儒生出身的开国皇帝,他之为政,往往浸润着儒家气息。建国伊始,刘秀便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表彰名节,从而直接导致了“东汉尚名节”之士风的形成,使东汉士人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风貌。本文就此作一探讨,以求教益。     

论东汉士人阶层的政治权力基础

东汉时期,士人阶层的政治权力基础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选举等四个方面：土地资源的大量占有是其经济基础,宗族势力的不断增长是其社会资源,学术文化的普遍积累是其文化基础,仕进特权的初步形成是其选举基础,由此构成了东汉士权与君权政治相颉颃的基本动力。     

东汉后期儒学之新变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东汉后期儒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官方经学的式微;二是儒学思想的精华,渗入到士人的心灵意识中去,成为批判现实的重要推动力。儒家固有的艺术精神的复苏为东汉后期文学的新变提供契机。     

东汉后期士人的两难境地——王符思想趋向探析

东汉后期的王符在中央权威衰落的情况下,把重建人间秩序的希望寄托于超越的精神力量上,却又突出人的力量;他在一个本末颠倒的世界里,注重人的道德自主和自律;在具体的救世措施上,隐藏在法家思想背后的是他对儒家仁义理想的执着。这些思想动向反映出东汉后期士人阶层的两难境地与思想趋向。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之法理探析

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近几年研究已很多,但是对其法理依据却是众说纷纭。文章试从对各种观点分析入手,从宪法基本原则角度,即人民主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基本人权原则角度,来揭示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     

论学术期刊编辑的人文精神与职业道德

人文精神是形成编辑良好职业道德的核心。在编辑活动中,人文精神具体体现在要正确地认识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主动追求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将终极关怀意识贯穿于学术期刊编辑的全过程;从历史发展和文化建构的角度看待编辑的职业认知与自身价值以及弘扬主体精神等方面。在新形势下树立良好的编辑职业道德,要以人文精神为核心,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将人文精神贯穿于编辑道德修养的全过程;要有热爱编辑事业的敬业精神;同时,要不断完善自我,加强自己的责任意识。     

论杜甫的痛苦内容和解脱方式

杜甫的诗篇记下了诗人深重的痛苦内容,如壮志难酬、报国无门之愤;国政失策、危机四伏之忧等,他对这些痛苦的解脱方式主要包括:干谒进取;诗酒遣愁;宴游交欢;游仙逃佛等;他的伟大,在于他有以国家之痛为痛,以生民之病为病的崇高情怀;他的痛苦内容,正是典型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痛苦,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最高境界的人文关怀。而其中闪耀的仁爱、人性、人道光辉,又使其超越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局限而展现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力。     

论中国年画的文化价值和教化功能

年画的历史虽然悠久,但研究年画的历史却不到百年。目前研究者大多限于研究各地木版年画的起源沿革、兴衰经历、艺术特色、刻版技法等等,对年画的文化价值和对黎民百姓的教化功能却鲜有触摸。其实,年画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在于它纪史载道的文化功能和培养民族精神与个人优秀品德的教化功能。在纪史载道承传优良传统的过程中,在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铸就中华民族灵魂的过程中,年画功不可没。     

“俗化”视野中的宋代文人及其词的创作

宋代文人以风流名世。这里的“风流”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们才华横溢,往往兼擅诗文书画;二是指他们对感情的过度流连以及与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前者体现了宋人清雅的一面,后者则相反,反映了他们趋俗的一面。两者结合,使宋代文人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并对宋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白鹿洞学规》精神与台湾书院的具体实践

台湾书院的儒学精神承继自鳌峰书院，也与来台担任地方官的朱子学者密切相关，通过对台湾书院学规文献及各府县通志、人物传记的综合归纳探讨，可追溯儒学从闽地到台湾的重要轨迹。来台地方官宣扬朱子《白鹿洞学规》笃行精神，诠释读书人之应守与应为，期待学子提高道德标准，注重实践，期以改变此移民岛屿民风；而台湾书院士人在获取功名后，身体力行地将朱子学精神发挥于内忧外患的社会，在经世致用中表达了对《白鹿洞学规》精神的诠释。     

论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强化和科学精神的培育

良好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对形成大学生优良的综合素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人文素质不仅是大学生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理念对大学生知识结构的基本诉求。科学精神的基本涵意是求真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公平与宽容精神,科学精神是大学生不可或缺的。论述了在大学生中强化人文素质与培育科学精神的策略和方法。     

“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察

“士至于道”是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所在。为了坚守道统,并与政统相抗衡,人格独立客观上成为士之为士的第一要义。对于与道相违的“无道”社会,士人必然要对之进行无情批判,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道的“人间性”客观上要求士必须“经世”,这突出表现为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关注与参与热情。为了保证道的尊严,士人又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的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批判精神、经世传统、注重修身,这些文化价值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成为传统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型。这种独特的“知识人”文化传统于今天仍然彰显出不可忽视的强大精神能量。     

论浙东乡土作家的文化意识和特点

作为一个作家群体，二十年代浙东乡土作家的文化意识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他们都先后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受过外来的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进化论的影响，并最终都以信奉马克思主义为归宿。在文学上，他们则呈现了一种开放的多维取向。在主要信奉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同时，也不排斥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而他们作品所表现的浙东人顽强抗争的思想则承传了浙东先贤刚强气节、爱国为怀的品德及越文化反传统的批判精神。他们文化意识的特点是激进性、多元复合性和相对的浮浅性。     

重庆市科技期刊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在调查重庆市科技期刊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重庆市科技期刊的基本特点,指出了重庆市科技期刊存在的问题与差距,并对此提出促进重庆市科技期刊发展的合理化建议和对策:(1)管理体制应当适应不同的科技期刊各自发展的需要,不搞一种模式。(2)学术期刊组织有创新精神的专家、学者,撰写论文反映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突出本校、本单位的重点学科;科普类和技术类期刊直接在生产第一线,选择有创新意识、有突出成绩、有写作能力和热情的人,组成一支较稳定的写作队伍,突出专业特色。(3)科技期刊事实上面对的是生产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与热爱科学技术的民众和具有相当水准、富有研究成果的专家、学者及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科技工作者,科技期刊工作者处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应当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4)努力稳定现有编辑队伍,提倡和弘扬团队精神,抓好编辑人才的继续教育,扩大刊物的影响、编辑人员的社会影响力;广泛引进人才,开展全方位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