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按照主体可分为个人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国家能够实现恐怖主义而不管其是不是在运用暴力 ;国家应该承担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 ;精心策划的恐怖活动经常是在政府权力机构之下实施的 ;恐怖主义不仅仅是个人自身行为的结果 ;国家或政府恐怖主义的危险性不仅在于其亲自实行恐怖主义 ,还在于他们对其他恐怖活动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即一种寻求代理人的行为 ;为保护无辜人们免受恐怖主义之害 ,国际社会尚有很多艰难的工作要做。     

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研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美军为首的盟国军队用心理战从精神层面打击日军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借助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战略计划、心理战手段、心理战的成绩及特点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日本士兵在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后有“效忠天皇”“皇军不可战胜”等信念,狂热信奉“进功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对此,美国在大战略背景下确定了对日本心理战的目标是以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性为核心,使日本士兵和民众相信,日本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注定要失败的,并相信美国的宣战和胜利将给日本带来民主自由,同时维护日本天皇的尊严,将发动战争的罪行归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并尽可能减少日本士兵和民众遭受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心理战具体的措施有正面的“白色”宣传,一是对日本军队进行广播宣传或阵前喊话,二是向日本军队占领的岛屿或前沿阵地投放传单,还有讲假话的“黑色”或“灰色”宣传,其基本手法是制造和传播假消息和假情报来扰乱日军士兵的心理,再利用日本战俘向原先部队宣传美军优待俘虏政策,向美国投降是“名誉停战”等;为了让心理战术的效果更明显,美军将心理战行为与军事行为相互配合,用空袭和投放原子弹等对日军士兵造成心理威慑,用真假情报信息迷惑日军士兵,使得日军士兵士气低落,抵抗意志逐渐减弱,“跳蛙”战术和心理战攻势节节胜利,心理战在打败日本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第四种战争”的重要作用。     

新时期城市年轻女性非正规就业问题

通过在厦门市的调研发现,新时期城市女性非正规就业表现出年轻化、白领化、社会参与意识较强且有正规化预期等新特点。现行的就业和福利政策都未能关注到这个群体的成长和变化,对年轻女性非正规就业人员存在保障失灵的问题。同时,制度性的就业保护和非制度性的"职场规范"等原因导致的正规就业"高门槛",加速了年轻女性就业的非正规化趋势,且由于女性就业非正规化会形成一个自我加强的机制,从而可能将女性固化在非正规就业轨道。基于此,提出重塑职场文化,降低女性正规就业的门槛;改变非正规就业"低下"的标签,加大对非正规就业的保护力度;规避妇女福利对女性就业的负外部性,优先发展儿童福利等政策建议。     

简论恐怖、恐怖主义与恐怖主义犯罪

简明地看,恐怖主义是为达一定目的而选择以恐怖行为为手段,其本质是以施行恐怖行为来制造部分人或全社会的恐怖,从而达到其个人、组织或国家的某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或情感的目的。战争具有恐怖性,但恐怖行为不一定是战争,以战争为恐怖手段胁迫敌对国家屈服可称为战争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战争则是由恐怖主义者发动的主要以恐怖行为为手段的战争。恐怖主义犯罪是为了实现恶意目的,采取恐怖手段,制造恐怖效果,给不特定的人造成严重的伤害,并造成普遍的恐怖感的犯罪。“9·11事件”等恐怖主义行为是典型的恐怖主义犯罪。     

“技术-劳动”的性别分工--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阐释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联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体系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分支。在她们看来,女性的“工作”被限定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家庭或私人领域,而男性则广泛地分布在“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社会公共领域,这种劳动的性别分工成为性别政治不平等的根源。技术的发展使很多公共领域的劳动越来越适宜女性,可以说,工业劳动和自动化技术为妇女走出家庭、获得解放准备了前提。对女性群体进一步“细分”,探讨与女性相关的技术问题或与技术相关的女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应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人与组织的绩优集成:从P-O双向匹配到心理距离的影响

在人与组织匹配的研究中,可以使用人与组织集成内力学的数学表达式,在这个表达式中,“心理距离”对“集成内力”的影响非常重要,但以往对“心理距离”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少涉及“人与组织的匹配度”。事实上,“人与组织的双向匹配”这个因素可以直接影响到“心理距离”,从而影响组织的“集成内力”。也就是说,“人与组织的双向匹配”作为自变量,因变量是组织的“集成内力”,但“人与组织的双向匹配”不直接对组织的“集成内力”造成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心理距离”这个中介变量来实现的。因此,如果提高“人与组织的双向匹配”,则可以缩短人与组织的“心理距离”,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组织认同、组织忠诚度,进而提高组织的“集成内力”,从而实现人与组织的绩优集成,也就是要发挥人与组织(P-O)的双向匹配、心理距离、组织环境的综合效用。     

从“红楼三钗”到现代女性形象之塑立

“红楼三钗”(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是一组既有异同但又富有艺术生命力的古典悲剧才女,以中华传统文化与女性观的视角来解读,可领略人生另一层面的生命味道。在崇尚女性主义的“她时代”,在“野蛮”“性自由”被少数人当作新女性标签的时下,“红楼三钗”身上所具备的淑女气质和风范,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现代女性当学习借鉴“红楼三钗”以解析这个时代所流行与负载的东西;新生代“红楼三钗”当用心灵来化解情感困扰以建构生命坐标;时代呼唤新新“红楼三钗”——现代淑女,有独立人格且能不断反省,在事业和家庭中领悟多元化的人生价值。     

日常·性别·欲望:民国时期烫发问题的再审视

烫发是民国社会风尚变迁的表征之一,是一种日常生活现象,也是女性身体美化史上的一环。借助日常生活史、性别史以及欲望心理研究的相关理念重新审视该问题,能够从史料中发现人的感受、人的欲望,以及权力在人欲面前的失效,由此呈现历史的最基本内核——“人”的存在。烫发本质上是女性在美欲诉求驱使下自然发展而成的一种现象,国家在国际国内的地位转换(国际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与国内社会中的“男性地位”)使民国政府禁止女性烫发成为必然,而女性美欲与商家利欲的合力又是政府烫发禁令一再失效的重要致因。     

“女性”的在场“女人”的缺席--？白鹿原？女性形象解读

父权制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可以被区分为屈从、反抗及疯狂等三类。但由于其心理及人格结构的差异,“女性”和“女人”的概念也不完全等同。？白鹿原？虽然涉及到了45位女性形象,却因陈忠实不能超越其文化背景、男性视角,最终造成作品在场的大都沦为屈从、依附于父权制而丧失由自然人属性决定的人格结构中的反叛和独立精神的“女性”形象,而缺席的恰是与以心理及人格结构独立而完整为标志的“女人”的这个概念相称的人物形象。     

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宗教接力”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宗教的社会性及其功能愈来愈发展,逐渐成为独立于政治和市场之外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当下中国,多元宗教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性特征。首先,宗教组织正在成长为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主体,这使“政府放权、宗教接力”成为一种可能;其次,当代中国宗教组织在实际运行中逐渐发展出服务社会的强大功能,这为它本身成为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这就要求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新阶段,进一步发挥宗教的社会作用,使“政府放权,宗教接力”成为一种现实。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勇士》

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角度解读了汤亭亭的《女勇士》,认为书中多个女性形象——“无名女人”、“疯女人”、母亲勇兰和“我”——体现了女性与自然在符号上、地位上、象征上和经验上的联系,而花木兰这一形象则体现了汤亭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自然与人类,男性与女性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平等共存的统一体。     

追寻与逃离：多丽丝·莱辛与艾丽丝·门罗的女性书写

多丽丝·莱辛与艾丽丝·门罗是当代两位著名的女作家,她们均以突出的文学成就闻名于世。莱辛的主要作品《暴力的孩子》五部曲以“追寻”为线索揭示出女性对自由生存空间的探寻;门罗的短篇小说以“逃离”为主要情节,刻画了女主人公逃离社会、家庭桎梏以及对自由与自我的追求。尽管两位作家的研究主题与写作手法不相同,但无论是莱辛的“追寻”还是门罗的“逃离”,都形象地反映了女性的生存状态,显示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思考。     

美国军队大量雇佣女兵的原因分析——兼谈美国女兵的被虐与虐俘

伊拉克战场上美国女英雄的形象正在幻灭,这一奇怪的现象导致人们重新观察美国军队中女兵多的事实,两种现象的同样一种原因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美国政府急于把妇女推向战场,并不是真正出于对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视,而是为了满足其称霸世界的政治利益需要,为此而参战的美国女兵,不仅不能成为英雄,而且必将成为"另类的炮灰".     

论萨拉·沃特斯《轻舔丝绒》中的女性亚文化风格

《轻舔丝绒》是英国当代小说家萨拉·沃特斯“维多利亚三部曲”的开篇之作,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生活方式和父权制主宰下的女性边缘化地位等都在这部小说中得以呈现。女性亚文化风格在服饰、场景、语言三个维度上表现了与当时主流文化有所背离的“抵制”与“反抗”因子。女性亚文化风格的形成得益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变革、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外来新观念新文明的冲击,长期受制于父权社会审查和监视的维多利亚女性终于能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彰显了自我。     

The False Islamization of Female Suicide Bombe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adicalization of Islamic thought from Ibn Taymiyyah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o the emergence of Wahhabis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followed by twentieth century radical ideologues such as Mawdudi, Qutb, and Azzam, to explain how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like Al Qaeda, Hamas, and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 have rejected mainstream Islamic jurisprudence and crafted a complete re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us doctrine in an attempt to legitimate female suicide bombings. This examination of women suicide bombers provides a clear example of how what is often called Islamic radicalism or political Islam has far less connection with religion than it does with utilitarian and pragmatic concerns such as strategic and military tactics.     

女性·身体·大地——《天堂内外》中的“地母”情结

＂地母＂概念意指女性慈悲而宽厚地承受着外力的侵犯,由天生的弱者变为具有天然魅力和身体本能的大地女神。邓宏顺长篇小说《天堂内外》中的女主人公四阿婆,在生殖力、抗争力以及身体美等方面的特征,显示了女性在生命延续、家庭牺牲和社会投入诸多方面的价值,令人生发出一种对生命本源与女性本体的敬畏,散发出夺目的＂地母＂之光。     

Toward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choice”: Challenges by women at the margin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feminist literature o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choice” within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ocusing particularly on the critiques of “choice” by women of color and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The article then zeroes in on the debate surrounding female foeticide in India, and draws out the implications for both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choice” and of a reproductive politics based on “choice,” in light of the critiques presented by women at the margins, and in light of the struggles taking place in the arena of reproductive politics.     

孙舞阳：一种在革命洪流中奋力搏击的女性姿态--兼论茅盾对革命知识女性的认知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研究茅盾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高峰。其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继续讨论人物形象与政治的关系;二是站在性别的视角笼统地认为男性作家在描写女性时大多犯了"男性臆想"的毛病,尤其是《蚀》中那些引人关注的身体描写更是如此,且不说这种论调中肯与否,至少这种不加区别的评价会抹煞那些真正为女性代言的男性写作。笔者认为要解读茅盾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至少应该理清三个问题:一是作者塑造以孙舞阳为代表的革命女性的原因,二是作者怎样看待革命女性的身体,三是她们的文学意义在哪里。     

建党百年视域下“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源?流?魂研究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红色娘子军”成立90周年。“红色娘子军”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率先成立的女性革命队伍，开创了觉醒后的农村青年妇女集体投身革命的先河。作为在党的启蒙下女性集体参加革命的典型，“红色娘子军”的革命事迹被后人改编为各类文艺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深入研究“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源、流、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这里，“源”特指“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历史渊源，“流”特指“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艺术演进，“魂”特指“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精神内涵。      

欧美反智主义的兴起：一个社会阶层结构嬗变的视角

近期欧美国家反智主义的兴起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意识形态现象，与西方社会阶层结构嬗变高度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社会政策失衡所引发的社会阶层分化、固化和极化，导致一些国家从较为稳定的“橄榄型”阶层结构蜕化为分裂的“双钻石型”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嬗变和社会关系紧张引发的排外、仇怨等社会心理影响了人们的理性思维，中下阶层获得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阶层分化的格局，同时造成了智识水平下降的趋势，使民众更易于被精英和政客煽动与误导。反智主义是西方治理危机和制度危机的精神伴生物，在目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制度体系和统治方式之下，将始终存在蔓延和膨胀的空间，随着西方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和社会矛盾的演化激化，这种精神异化可能会以更加剧烈的社会运动形态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