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本解读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环境下的传播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播及其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色。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中国首次在唯物史观视域中阐发“阶级竞争”说、“法律”的上层建筑地位及“物心两面改造”等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开创意义的经典文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研究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本,有助于探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起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带有的传播、创新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特点。     

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李大钊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先驱者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 ;不仅如此 ,他作为一位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还在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上写下万古不朽的篇章。一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辛亥革命爆发后 ,李大钊运用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中所学的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慷慨思投笔” ,撰写了《隐忧篇》、《大哀篇》 (《言治》 1913年第 3期 ) ,针对当时“农失其田 ,工失其业 ,商失其源”的社会经济状况 ,提出了“振农、通商、惠工”的经济…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先驱李大钊

李大钊同志是“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和思想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遗著不仅是“革命史上的丰碑”,而且,在中国伦理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李大钊同志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前驱和奠基人。李大钊同志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著作中,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纪念李大钊同志牺牲73周年

本文试就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是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第一人。十月革命后不久,他接连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完成了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当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时,他明确指出：“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①。在此前后写成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则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     

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即将成为历史,在世纪之交之时认真回顾与审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无疑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一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传播到确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初步传播阶段,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传播的重点是唯物史观,主要介绍的是阶段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指出:“社会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经济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随着经济构造变化而变化。”1李大钊则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人…     

当前经济理论界关注的几个热点问题

《求是》杂志发表署名“秋石”的重要理论文章《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章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八十年斗争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引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和指路明灯，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起点——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汉民唯物史观研究异同之启示

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和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均已具备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但二者在研究角度、阶级立场、宣传方法上都存在着重大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态度：胡汉民只是在单纯学理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则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阔道路。这种差异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在“化什么”、“谁来化”、“如何化”的问题上做出明确的回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途径。     

李大钊文艺思想初探

在中国文艺美学史上,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文艺美学研究,李大钊为先驱者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李大钊即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南,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什么是新文学》、《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对王国维、梁启超等的唯心,主义的文艺美学思想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指出:文学艺术,当然属于“精神的构造”范畴之内,必然随着“经济的构造”的变动而变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是中国最早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在全国人民深入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今天,进一步探讨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进行的开拓性工作,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的.一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实践中,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     

从过程描述向内在逻辑转换的力作——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接踵出现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像一朵朵常开不败的艳丽之花。但是,综观国内目前众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仅就题目而言,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诸如“历史进程”、“理论轨迹”、“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等这样的字眼,很少看到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逻辑的著述问世。最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魏胤亭、杨东二人合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一书,则是从过程描述转向内在逻辑研究的一部视角独特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重读“两论”的体会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重读“两论”的体会杨以谦《实践论》、《矛盾论》（简称“两论”），是毛泽东同志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成就的两篇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力作，无论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还是...     

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青春”人生观

“‘青春’之气,万古长青。”这是吴玉章同志,一九五九年为《李大钊选集》出版时的题词。它正确地概括与评价了李大钊同志的伟大革命精神与崇高思想品格,真诚地表达了我们后人学习与继承革命先烈光辉思想的意愿与决心。历史证明,李大钊的革命思想与行动,确实是永葆青春的。还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的新文化运动初期,李大钊就提出了他的著名的“青春”思想,阐明了他的“青春”人生观,并在实际行动中充分发挥了他的青春的光和热。李大钊同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贡献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大钊著译目录编年校补(三)

一九二○年《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新青年》第7卷第2号 1920年1月1日按:诸家目录著录皆同。《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李大钊《星期评论》第31期 1920年1月4日按:《张传》未著录年代日期,另又著录一题为“《美州的新村运动》《人道月刊》第2期1920年”。《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是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谁去化”和“谁化谁”的重大问题,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体”问题的不当理解 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有的是采用“体用关系”思维模式去理解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以中国哲学为“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用”,即持“中体—马用”的观点;或者相反,认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国哲学为“用”,即持“马体—中用”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体”问题的一种不当理解.     

论李大钊建党思想的“理”“义”观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革命者的光辉典范。从儒家思想的“理”“义”萌芽,到与马克思主义的“理”“义”合一,再到“理”“义”创生出的当代价值,李大钊建党思想处处彰显“理”“义”之意,也正是对“理”“义”概念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得李大钊建党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石。     

从文化与政治角度解读“五四”前后的李大钊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迎接马克思主义之前,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李大钊的影响不可小觑。李大钊于1916年发表的《青春》一文,可以说是对托尔斯泰"复活"微旨的诠释,其意无非要让垂死的中国复活,问如何以理性自觉创造新文明?破旧立新的方案何在?他终于在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找到答案。李大钊因十月革命的成功而重视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庶民胜利"的秘方。他自迎接十月革命后,一直在中国领导以俄为师的革命运动,成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促成国共合作的要角、华北工运的主导者。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其对学理的创发,而在于其革命行动,最终他虽然牺牲,却为下一阶段的革命活动开启了契机。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思想轨迹

从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思想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到内在的中国化的历程.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无不透射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以寻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为出发点,李大钊坚持"求真"的方法论原则,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的辩证思维、民本思想、义利观和革故鼎新精神,立足工农群众的实际,以发展生产力和走共同富裕道路为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了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的思索轨迹.     

李大钊与民粹主义

五四时期，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受到民粹主义的一些影响，体现在他号召中国青年效仿俄罗斯民粹主义者“到民间去”，以及他对待农民和资本主义的态度上。李大钊之所以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根源于中国具备了民粹主义赖以生存和传播的社会环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思想意识，以及他本人早年的乡村生活经历。可贵的是，李大钊并未被民粹主义所左右，而是有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