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版《世界通史》的中国

苏版《世界通史》对我国历史学、尤其是中国的世界史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追溯苏版《世界通史》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东传历程,剖析这部以内容宏富与体大思精、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编纂理念、以五种社会形态为历史分期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而著称的多卷本通史,评说它对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阐发它在现当代国际史学潮流中的地位,从而展现中国史学界对苏版《世界通史》的回应、勾勒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进程。     

苏版《世界通史》的中国回应

苏版《世界通史》对我国历史学、尤其是中国的世界史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追溯苏版《世界通史》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东传历程,剖析这部以内容宏富与体大思精、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编纂理念、以五种社会形态为历史分期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而著称的多卷本通史,评说它对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阐发它在现当代国际史学潮流中的地位,从而展现中国史学界对苏版《世界通史》的回应、勾勒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进程.     

《续资治通鉴长编》注引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考述

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在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吐蕃文献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焘不仅在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时大量取材于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而且在注文中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正文予以补充，同时李焘还充分利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官修史书予以校勘，从而确保《续资治通鉴长编》史实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论王圻《稗史汇编》之编纂及其“史稗一体”观

《续文献通考》和《稗史汇编》是王圻纂著中最为重要的两部巨制,成书时间相距仅五年。从成书过程讲,两书存在共生关系;自撰述体例言,两书多有相通之处。但《稗史汇编》还是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学术个性。在该书编纂过程中,王圻借用典制通史和综合性类书之体例,尝试构建稗编通史之体制,以与正史系统同备大观,实践其史、稗一体的思想。《稗史汇编》有意张扬小说资料的审美特性,明确肯定通俗小说的文学价值,客观上有助于促进时人小说观念的转变,提高小说的文化地位。     

从《通志·总序》看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

郑樵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一生勤于著述,涉猎诸多领域,《通志》是其代表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郑樵的学术思想。其中,《通志·总序》是一篇比较有名的学术思想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通志》的"总序"着眼,可探讨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论其得失优劣,成一己之见。     

试论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

本文旨在较全面地分析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孔子以来的“会通”的学术传统,特别是《通史》、《通典》和《资治通鉴》对郑樵编纂《通志》有重大的影响;宋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积累为郑樵治学和著书上说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宋代福建繁多的科学成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福建莆田丰富的藏书,以及福建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郑樵编纂《通志》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郑樵一生潜心治学的志向,以及对治学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实践,即较正确地把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注重核实之法,富有学术批判和创新精神,是促使郑樵著成《通志》的主观条件。这些主客观条件对《通志》一书的学术质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中华文学通史》评价曹操所引事实与原作相悖二三例

《中华文学通史》评价曹操所引用的两个实例 ,即“曹后骂汉献帝”、“曹操屠戮徐州无辜平民”与作品原意相悖 ,曹操“向仓官王　借头示众”的分析也失之偏颇。《中华文学通史》的如此评价会影响其自身的价值。     

白寿彝通史编纂实践及其理论体系初探

白寿彝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带领国内众多著名史学家,经历20个年头,编写成体裁新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通史编纂理论体系的内容由历史观、国史分期、民族观、中国的疆域、历史文献、历史文学、编纂体例、体裁、中国史与世界史等构成。研究大通史的编纂理论体系对深刻领会白寿彝的学术思想、认识白寿彝的学术贡献都是非常必要的。白寿彝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奠定了新世纪通史编纂与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     

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编纂中的历史分期研究

历史分期是历史编纂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西方学者如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在通史类全球史编纂实践中尝试以全球各文明发展的总形势为依据来划分历史阶段。从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分期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以来,与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相比,上述学者对人类历史整体及阶段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更加科学,对世界史编纂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传统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但仍未能完全摆脱其束缚。目前,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对各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的考察特别是发展动力的研究暴露出明显的不足,这已经成为西方通史类全球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史体、史例考辨

史体包括史书的外部形式——体裁,也包括史书的内部结构,如纪、传、表、志等;史例是笔法运用、文辞修饰、行文风格等约定俗成的历史编纂规范,包括断限、编次、称谓、曲笔、避讳、注释等。史体是编纂形式必须遵循的宪纲体式,史例是表现史体性质和旨趣的法度条例。"体"决定史书的"方以智",是史书之经,是史书编纂必须遵守的准绳;"例"提供了"圆而神"依据,供后世因革损益。体例具有极强的规定性和否定性,随着经典史著的诞生而诞生,是史家主体在编纂实践中理性抉择的产物。     

《马氏文通》诸书述评

《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100多年来,研究《马氏文通》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论文、著作出版了很多。本文对目前所能知道的、书名中有“马氏文通”四字的18种图书作简要叙述和评价。     

甘肃历代《诗》《书》类古籍文献题录

根据有关文献著录,古代甘肃学者、作家有两千多人,著述典籍三千余种.由于科举取士,甘肃学者普遍研习经学,在《诗经》《尚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除大量论札之外,有文献记述的《诗经》类著作14种、《尚书》类著作8种,大体反映了甘肃地区在《诗》《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     

20世纪以来中国善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善书(或称劝善书)是一种劝善戒恶的书籍,在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广为流传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与此相关,对中国善书的研究较早得以展开,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而言,20世纪以来的中国善书研究在中国大陆、港台地区、日本学界及欧美学界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并逐渐形成了三种主要研究路径:宗教史、思想史和社会史。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善书研究的学术史脉络,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善书研究,亦即可以看到中国善书研究的三种可能走向,包括书志学的继续推进,横向的社会史视野和纵向的思想史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善书研究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从《论衡校释》的一处“理校”看专书语法研究的重要性

不明语法是“理校”中造成失误的原因之一。通过对《论衡校释》中一处校改的分析,可以看出专书语法研究对于古代文献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史通》书名辨证

书名是认识该书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产生于唐代的《史通》 ,自宋代起 ,学者们对其书名内涵的解释仁智相参 ,颇不一致。分歧的关键即在一“通”字。有的认为《史通》之“通”是笺注的意思 ;有的认为与语言通顺有关 ;还有的辨析此“通”没有“通识”的意思 ,也不具备“贯通”之意。异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影响到了对《史通》主题思想或作者主体意识的认识的一致性。其实 ,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深明书名体现和规范该书性质的道理 ,对其书名的涵义是有明确界定的。所谓“史”即指历史学 ;所谓“通”即通义的省称 ,属古代理论文体专有名称。     

刘知几史书方法论的批判性

刘知几的史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史通》一书中。刘氏对他之前的中国历代史书,无论是正史还是杂史,都做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其中关于史书写著的方法问题,在文风、体制、语言、叙事、书法等各方面均有精辟的论述,且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     

从装帧到书籍整体设计——浅谈书籍装帧设计

本文通过分析书籍装帧到书籍设计概念的发展，强调书籍设计是一个书籍整体形、态的设计，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当今书籍设计应更新观念，开拓书籍形态再生的现实意义。     

《呼兰府志》的撰修特点

《呼兰府志》成书概况，内容，编辑特点及其在东北地方志书中的地位。     

西夏赐姓李氏考

西夏赐姓李氏一事在《宋史》、《辽史》和《金史》中记载不同,《宋史》载两次:唐贞观年间和唐末僖宗年间;而《辽史》、《金史》仅载一次,即唐末僖宗年间。史书对此记载有所出入与史书作者生存年代、王朝修史方式、史官态度以及西夏王朝自身的因素等不无关系。因此,对此加以考证,读史者在阅读史书时讲求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十分必要。     

书籍设计中节奏美感的表达

书籍各个功能部分在其特定的位置与功效的要求下,呈现出有节奏的重复、对比、停顿以及由强至弱、由弱至强的渐变。无论是形式造就的协调与柔媚之美,亦或是激烈动荡的对比之美,节奏形式美几乎渗透到对书籍设计恩考的一切空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