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评析

冷战结束后 ,日本推行的是一条没有“普通国家”的“普通国家”路线。相对于军事大国化仅仅是这一政治理念的具体表象而言 ,自主性和大国化构成了“普通国家”的真实内涵。日本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多种实践 ,说明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日本的“普通国家化” ,才能避免战略应对上的被动     

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从人的本性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摒弃了以往研究中在理解国家与社会及其关系问题上缺乏人性分析的不足 ,把人性论作为研究的方法论 ,运用马克思关于人性及人的三形态理论来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文章从人的双重本性出发 ,集中地讨论了“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的历史性转换 ,认为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必经的两个阶段 ,“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都内在地根植于人的本性。文章分析了社会国家化的实质、特征 ,阐述了国家社会化的内容、途径和形式 ,提出了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日常化是国家社会化的基本内容 ,市场经济是国家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解读 ,逻辑地展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论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

“无赖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坛上一个重要而富有特性的派别。这一派别的作家是以自谑的态度来表现二战后日本战败社会的混乱与凄凉景象的。他们的文学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日本社会传统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及其它社会“正统”观念给予了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某些本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Ｂ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不正义战争所造成的恶果的严重性。同时，“无赖派”对战后日本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对日本战后文学中的主体性回归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科学的国家化：20世纪50年代国家与科学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集中、有效地利用和控制学术资源,以服务于国家建设,科学活动被完全纳入了国家的计划体制。科学研究与教育机构、组织的全面“国有化”,对科学家进行思想改造并确定其作为国家干部的政治身份,强调科学活动的计划性并从国家层面制订科技发展规划,在科学活动中实行并逐渐强化党的领导,以这些为特征的“国家化”科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政策制订者强调科学与国家发展需要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为此建立了庞大的科学管理体系,由此实现了国家对科学资源与人力的集中控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国家对科学的利用。这种科学国家化的进程,即科学的国家化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一元化共生,体现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与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化矛盾运动探讨

全球化和民族 国家化既对立又统一 :全球化和民族 国家化互相依存 ,在互相促进中得到发展 ;全球化和民族 国家化互相贯通 ,规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由民族 国家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 ;全球化和民族 国家化互相排斥 ,使世界格局趋向多极化。     

“日本文学特殊论”之我见

现代日本文学研究界普遍流行一种“日本文学特殊论”的观点 ,认为现代日本文学只注重描述美学意识或者所谓人类共同的情感而极少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等政治问题。然而 ,细考明治期政治小说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小说、无产阶级文学 ,尤其是 193 1年至 1945年“十五年间”的文学和“战后派”的文学 ,可知“日本文学特殊论”并不符合现代日本文学的史实。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对日本侵华“人口过剩说”的驳斥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以“人口过剩”为借口,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华实施殖民移民侵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推行武装移民,不断扩大侵略战争,企图征服整个中国,导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日本又挑起太平洋战争.在实施移民侵略和军事征服过程中,日本十分重视舆论宣传,不断抛出“人口过剩说”、“民族生存权说”、“特殊权益说”等,为其侵略行为辩护,对内欺骗民众进行舆论动员,对外混淆国际视听.日本的舆论宣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英、美、德等一些西方国家的自由知识分子,针对日本的“人口过剩说”予以了揭露和驳斥.     

古代中国人移居朝鲜半岛与日本“汉人”的形成

自公元前3世纪或从更早的时期,东亚大陆居民数次从朝鲜半岛集体移居日本列岛。关于这些移民的民族成份,目前,日本、韩国学界有很多研究者认为他们属于朝鲜系民族。然而,经过仔细考证可以认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在日本出现的社会群体“汉人”,其主体部分是两汉魏晋时期移居朝鲜半岛的中国人的后裔。“汉人”对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和文明进程的飞跃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日本推进“政治大国”战略中“软权力”运用论析

成为“政治大国”是日本所确定的国家战略目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灵活运用“软权力”,以推进“政治大国”战略。通过增进共同价值观,扩大文化吸引力,打造“地球贡献国家”等外交手段,日本拓展了国际政治空间,提升了国际地位,扩大了国际事务发言权,改善了国际形象,为走向政治大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国家化社会主义到社会化社会主义──兼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从“社会主义”一词的始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阐释,社会主义无不以社会化为其本质特征。社会主义通过社会化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进行历史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以国家化社会主义否定社会化社会主义,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使社会主义以更加健康的形象走向２１世纪,必须抛弃传统的国家化社会主义模式,回归社会化,走社会化社会主义之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面社会化,是社会主义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