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与我国出版业的发展

出版业与网络有着天然的联系。现代出版业必须借助网络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出版网络化包括出版截体网络化、编辑工作网络化、发行工作网络化以及销售网络化等。目前,我国出版业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必须在思想认识、人才储备、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保护上加强和完善。     

以科学发展观促进广西出版业发展的思考

出版业有自身的特点特性,研究科学发展观对出版业的作用,因地制宜地以科学发展观审视广西出版业,分析、处理和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出版工作高效进行和出版业快速发展。     

出版队伍建设初探

我国出版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从事出版工作的人员十分庞大。出版队伍是出版业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力,在出版业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国家对在正式出版单位从事编辑、出版、校对等专业的技术人员,实行所必备的素质和能力的认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制定了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版工作者必须注重职业道德建设,建立、健全人才成长机制,多渠道开发、优化配置出版人力资源,创建学习型出版组织,作好出版工作,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近十年(2002—2013)日本出版业研究综述——基于对CSSCI的分析

近十年我国学者对日本出版业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日本出版业出现的危机尤为关注。研究主题集中于"刊高书低"现象、动漫出版、出版业娱乐化、出版业衰退成因、数字出版诸方面。其中,关于日本传统出版业持续衰退、出版结构失衡、过渡娱乐化、文化弃守以及出版未来预测等问题的研究令人深思。     

创立策划编辑制度 实施精品出版战略

策划编辑制打破出版业传统的分工界线,优化了出版资源,整合了出版格局,推进出版业朝着整体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体现了一种新型的出版生产关系,符合我国出版业调整结构,实施精品出版战略的现实要求。     

产业化转型下的日本畅销书出版业发展历程及启示

二战以后,日本出版业的产业化变革与转型,为畅销书出版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宏观的发展环境.在出版产业化的转型中,日本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畅销书出版机制,成为出版业的一种“文化工业”,具有商品化、通俗化、多元化、娱乐化、国际化的特征.这是日本出版业长期发展的经验总结,指导和维系着整个畅销书乃至整个出版业的运营,促使和保证了日本出版业长期的高度繁荣.但对产业化的过度推崇,也使得出版业的文化精神属性逐渐淡化,对畅销书、出版业、读者以及社会文化都会造成消极的影响.这也是日本“出版大崩溃”的重要导火索之一.出版产业化并不意味着对出版商业属性的一味推崇和对文化属性的忽视,二者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应该是出版业健康发展的永恒追求.     

基于扎根理论的我国出版企业员工流动影响因素识别

出版业正经历着从内容结构、传播介质到技术手段、经营模式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出版业与其他行业不断融合,出版业的工作方式、盈利模式等都会发生变化,人才需求更加多元,人才培养模式也要与时俱进。在分析出版企业员工流动现状的基础上对流动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选择有代表性的出版企业员工进行深度访谈,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识别影响出版企业员工流动的关键因素,以期对健全服务管理机制、优化出版企业员工成长环境、提升组织对核心人才的凝聚力提出对策和建议。     

网络出版研究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在出版业中的应用,打破了出版业原有的模式,一种全新的网络出版形成了全球性的、高效率的信息资源共享和传输体系新模式。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召开的年会正式宣布,国际互联网被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三大传媒之后兴起的"第四媒体",由此,网络出版兴起和发展。当今,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网络出版正在改变着以纸张为主的传统出版业,推动传统出版业走向网络出版的新时代,网络出版与传统出版、电子出版一起将构筑起新世纪多元化的出版产业。     

传统出版业的困境与发展探微

数字出版的冲击和传统出版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使传统出版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深入分析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发展趋势对整个出版业的未来发展都是有非常有利的。     

试论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冲击与对策

数字出版是世界出版业发展的潮流,虽说传统出版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会和数字出版共生共存,但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已不可逆转。只有在政策扶持、体制改造、法律法规健全、数字出版标准化体系建设、商业模式确立、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加大我们的工作力度,才能最终与时俱进、顺利完成我国传统出版企业的数字化再造与转型,才能不断推进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与壮大。     

郑振铎出版活动探析

20世纪中国出版处于新旧文化转换的交汇点上。作为一位学者型出版人,郑振铎的社会改革理想促进了出版与学术、教育目标的实现。其重要性和可贵处在于执著于学术、教育与出版的并举,确保了出版追求与学术、教育演进方向的一致。郑振铎强调各文化要素、领域相互关联,致力于出版的整体性和系列化。他揭示知识共享与交换的现代意义,也注重从遗产中辨明精华,推动了中国书籍传统的内在赓续。郑振铎的文化生涯中,出版与读书、藏书活动关联密切。跨越多个领域的学识拓宽其学术视野,构成其思想资源,使之得以活跃于多个媒介领域,也制约其作为出版人的策略。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期刊出版情况对比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中国出版业挂一漏万断发展壮大,中国的出版传播业者需要了解国外相关行业的有关情况,以便把握我国的出版传播业在世界中的地位,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作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本文主要从基本数据出发,对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期刊出版业作初步的比较和研究,论述了中国期刊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目前我国的期刊出版存在的不足。     

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成长的社会生态分析

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起步于文化启蒙与民族诉求的时空大背景中，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的崛起为代表。有别于当时清政府主导的公营出版和教会主办的教会出版，近代民营出版业通过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工具与设备，翻译国外出版物、整理传统文化、出版大型工具书和新课程教材而得到快速成长，成为民族工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固然与出版企业制度、内部管理、经营者出版理念等内生条件有密切关系，但同样不可忽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变化、近代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商业氛围的浓郁、启蒙和新文化运动、新教育改革以及出版法规、同业公会等外在社会生态环境的支撑效应。     

后危机时代中国出版业的战略调整与对策研究

全球出版业经历了金融危机时期的急剧衰退后,迎来了复苏发展的后危机时代.我国适时推出的振兴文化产业的国家政策、新一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以及全球出版业格局的调整为后危机时代我国出版业的战略调整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因此,政府应积极发挥推动作用,完善相关扶持政策;进一步调整出版产业结构,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数字出版能力,塑造数字出版品牌;强化国际市场意识,走创意出版之路.     

编辑是做学者,还是做出版家?——对编辑出版人才发展方向问题的思考

随着现代出版业和信息产业的进一步融合 ,今后对编辑出版人才的素质要求将更高、更全面。从我国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趋向以及现实情况看 ,多年来一直倡导的“编辑学者化”口号有着明显的缺失。努力成为“熟悉党和国家出版方针、精通出版业务、社会责任感强的出版家”是未来编辑出版人才的发展方向。     

数字技术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基于“钻石模型”的应用

数字技术对出版产业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带来了全新的出版产品制作方式,有利于和读者进行直接沟通,同时培育了全新的出版产业发展模式。在数字环境下,我国的出版产业应该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可以很好地给出这一答案。其理论显示,一个产业要获取持久的产业竞争力需要四个关键的发展要素,即产业生产要素、市场对于产业的需求、相关和支持性的产业以及产业中企业的因素。我国出版产业目前处于一个产业过渡的发展阶段,在四个关键的产业发展要素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要将数字技术融入产业发展内,还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激励。     

正确理解出版发行客户关系管理

出版业面临“入世”挑战 ,出版发行呼吁科学管理。本文结合书业实际情况 ,将“客户关系管理”引入发行领域 ,势必在发行销售、客户服务、整合营销等方面带来诸多机遇。构建出版发行客户关系管理体系非一日之功 ,也难免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从全球出版结构审视中国出版文化软实力

我国出版业在世界格局中的竞争实力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效果发挥有着重要影响。从2006年至2008年全球出版销售排名50强格局看,我国出版走向世界的路途尚远,因此需要从世界出版巨头的发展路线及动态中汲取经验,改变出版格局、提高产业集中度、拓展国际市场,这样才能提高销售收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     

当代中国出版业体制改革动力分析

本文试图从出版业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入手,分析中国当前出版业的动力构成以及动力运作特征,考察中国出版业改革的运行特征以及存在问题。出版业改革的动力源有:国家、社会、出版社、民营出版商、技术、国外竞争者六种力量。这六种力量共同推动中国出版业改革实践,但没有形成稳定的动力机制,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出版业体制改革"闯关"尚有难度。     

出版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出版安全观

中国出版安全问题产生的外因是中国文化的不安全,内因是中国出版体制改革产生的不安全因素.出版安全问题的实质是文化安全问题,进而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其具体表现为出版体制安全、出版机制安全、出版内容安全、出版媒介安全、出版贸易安全.出版安全问题的战略就是要从战略高度制定出版安全目标、从体制高度审视出版安全机制、从观念高度增强出版安全意识、从民族文化角度营造出版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