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灾害的防治与社会变迁——青海省东部牧区的个案分析

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青海牧区频发的鼠虫灾害是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产物,是由于人类不恰当的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灾难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牧区鼠虫灾害的防治,还需要从保持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高度,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通过科技创新,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具有针对性的举措,以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唯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鼠虫等生物灾害的历史难题。     

草原牧区灾害的人类学研究——新疆阿勒泰哈萨克社会的田野调查

本文基于新疆阿勒泰地区长期的田野调查,以草原牧区灾害为主线,主要探讨了哈萨克传统生态知识在规避和应对灾害中的作用,并揭示了这些生态智慧至今依旧在牧业生产中发挥着抗灾保畜的功能.同时也发现,在诸多强大外力的影响下,哈萨克社会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其应对各种灾害的传统策略和力量日益被消解,即传统的灾前预警和抗灾策略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和作用.     

藏族游牧民定居与新牧区建设——甘南藏族自治州调查报告

通过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实地调查资料,对藏族游牧民定居与新牧区建设问题作了研究.近期政府实施的"牧民集中定居"政策,符合大部分藏族牧民的愿望.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影响着藏族游牧民的定居决策.为了推进藏族聚居地区牧民定居和新牧区建设进程,需要各级政府采取综合性对策.     

对青藏高原牧区城镇化特殊性与政策取向的研究

对青藏高原牧区城镇化特殊性研究的不足导致了政策与实践相脱节,牧区城镇化效果不明显。本文认为青藏高原牧区城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要以政府为主导进行"自上而下"的城镇化,以城镇为依托、畜牧业为主导产业,以人口聚集和产业聚集为发展目标,对畜牧业进行同心圆扩展布局,加强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区别地进行牧区城镇化建设,才能摆脱不利因素,逐步引导牧民融入牧区城镇化的进程中。     

牧区乡村的基层政权与民间制度的互动——以安多藏族牧村之实地研究为例

本文以甘肃省甘南藏区的两个牧区乡为个案调查点,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实地访谈,对安多藏族牧区基层政权结构和基层组织的变迁及执政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在牧区乡村的政治实践中,以国家正式组织系统为代表的制度权威与民间社会组织系统为代表的民间权威已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     

人类学视野中的西藏牧区亲系组织及互惠关系——以西藏那曲为实例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中,互惠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而影响这一经济行为的因素之一是文化的诠释功能。文章通过田野点的那曲牧民,展现了牧民社区中的亲系组织及其互惠关系,从而进一步论证了牧民社区在如何延续和保留着影响这一行为背后的文化功能。     

转型期西蒙古牧区社会生活变迁的实证研究——基于内蒙古与青海蒙古牧区的实地调查

本文基于对西蒙古牧区社会实地调查的材料,首先从牧民的人口和家庭模式、定居点建设、家庭收入渠道、生活设施以及牧民财富观念的转变、社会交往和信息流通等方面分析和描述了西蒙古牧区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次,对西蒙古牧区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增长的人口与有限的草场之矛盾、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草场纠纷以及传统文化面临的困境等进行了描述;最后,为如何协调好转型期越来越突出的人口、生态、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策性建议,为牧区社会转型和发展提供参考和思路.     

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牧区村落社会发展——以青海牧区塔村为个案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乡村振兴战略、扶贫开发政策实施和乡村社会建设工作的战斗堡垒。在青海牧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事关党的政策在牧区基层社会贯彻落实,事关牧区乡村社会稳定与发展,事关推进牧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章以青海牧区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塔村为个案,观察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文章认为,基层党组织在牧区社会中,不仅夯实了基层组织,建成了敢于担当、为民务实的党员干部队伍,还改变了村容村貌,激发了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牧区乡村社会发展。     

从共富到共治：牧民专业合作社有效参与牧区治理的实践路径与机制

满足牧区实际需求,兼具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牧民专业合作社是提升基层牧区治理水平的重要嵌入主体。有效促进牧区共同富裕进程的合作社载体,不仅发挥着纠纷处理、民生保障等社会治理效益,而且亦能通过“人—草—畜”的整合利用构建绿色可持续的生态治理效果。牧民专业合作社有效参与牧区社会治理的过程与效益离不开特定的路径机制。持续满足牧民发展需求是合作社有效参与牧区治理的合法性前提。发挥牧民主体性是合作社提升治理水平的基础。除此之外,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也要扎根牧区实际,不断优化组织结构,以此完善治理效能。     

公共资源灾难理论与内蒙古牧区的体制变迁

本项研究以公共资源灾难理论为分析框架，以内蒙古牧区社会变迁史资料、社区研究成果和作者在翁旗所做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牧区的体制变迁作了系统的回顾，并对牧区所持续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了实证的检验。应用一个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着重强调指出体制变迁对公共资源管理带来的挑战和困境，既是本文的特色，也是本研究的主旨。     

疾疫的救治、防控与乡村社会的变迁——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牧区个案研究

历史上,现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牧区存在鼠疫、性病、伤寒、天花等疾疫流行的情况,那里的藏族和蒙古族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其中包括民间藏医、寺院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方面的行为规范和约束)对疾疫进行救治,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当地疾疫的防控干预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疾疫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调查研究表明,近几十年黄南牧区疾疫救治与防控的进步,不仅表现为由民间自发防控向国家政府行为的转化,还表现为由治疗向预防的发展以及疾疫防控的法制化。它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民众对传统社会组织与宗教的依赖程度,反映出国家力量对边远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管理在不断深入和强化。     

牧区蒙古族家庭教育策略的调查研究——以扎鲁特旗B村为例

通过对扎鲁特旗牧民村落的田野调查发现,牧区蒙古族的家庭教育策略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多样性等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牧区蒙古族对学校教育的认可度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家庭文化资本匮乏仍然阻碍着民族教育的发展.     

为了草原的未来——“内蒙古牧区重建合作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正式结项

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立项、胡敬萍女士主持的“内蒙古草原牧区重建合作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于1月18日正式结项，并在国家民委召开了结项汇报会。     

西藏牧区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以西藏那曲地区聂荣县为例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牧区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性在婚姻、生育、家庭、所受教育、所从事的职业等方面,均享有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展现出新的政治面貌,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在希望的草原上——内蒙古自治区牧区的变迁与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多种农业物产,却素以其广袤的草原、非凡的自然畜牧业,及其淳厚的蒙古族游牧文化而闻名于世。内蒙古草原牧区居我国五大牧区之首,东起大兴安岭山地,西至居延海,东西绵延2000多公里,总面积达8666．7万公顷，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6818．0万公顷，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海牧区藏族养老问题探析——以青海省刚察县的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青海牧区藏族老龄事业发展,对做好牧区民族工作、维护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以刚察县牧区藏民养老为例,通过养老现状调查,针对各种原因分析,最后总结出解决民族地区藏族养老问题的现实路径,为青海及周边牧区的少数民族养老提供借鉴。     

牧民专业合作社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的基础要素与逻辑链路

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蓄的牧民专业合作社是边境牧区治理的重要嵌入主体之一。边境牧区场域内存在着本土经济精英创设型、本土政治精英领衔型和非本土社会力量引入型三类组织建构模式,代表着牧民专业合作社的不同实践形态。边境牧区的制度规范、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基础要素对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塑造是内在而深刻的,这赋予合作社嵌入边境牧区治理以合法性资源,并有助于滋养治理思维、优化治理效度。就嵌入的逻辑链路而言,牧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增进共同富裕和民主参与意识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理念,通过推动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结构,通过巩固牧区发展、安全与稳定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过程。要进一步引导牧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在真正发挥其嵌入作用中助力边境牧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     

藏族牧区稳定与发展中的权威分析——以基层政府权威和宗教权威为例

本文从马克斯@韦伯的权威分类法出发,结合对康定县塔公乡的实地调查,以求助模式为具体指标,比较了藏族牧区主要的传统权威"藏传佛教权威"和法理型权威"基层政府权威"的现状;指出政府权威在维护社区秩序和稳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宗教权威作为传统权威主要体现于生活方面,在秩序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功能,而加强基层政府权威和继续发挥宗教权威的传统功能是促进地区发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