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诗"与"像诗":新诗艺术发展的"钟摆现象"

1943年,闻一多在他的那篇热情而又严谨的学术散文《文学的历史动向》中,不无忧虑地指出:"但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你说,旧诗的生命诚然早已结束,但新诗--这几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诗,也没有生命吗?对了,除非它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但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     

新诗的"亲"与"疏"

中国新诗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其命运之曲折坎坷在所有新文学样式中大概可算最为突出.她从开始时的态度最决绝、变化最彻底但成绩并不理想的初期阶段,发展到后来,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汇集和重演了西方诗歌几百年的演变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时至90年代,诗歌似乎又失去了曾有的辉煌和风采,成为了"在文学的诸样式中",环境"最为困难"的一个,"诗的地位日见窄狭和窘迫"[11].     

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和滥觞

唐诗和宋诗两种诗歌范型的优劣高下是南宋以来诗歌领域争论的热点话题,以至酿成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长达八百多年的唐宋诗之争.唐宋诗之争滥觞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张戒,南宋末严羽全面宗唐黜宋,唐宋诗之争的旗帜正式树起,经由元明不断发展深化,最后由清代进行总结和融合,到清末唐宋诗之争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算是暂告一段落.但在南宋张戒之前,唐宋诗之争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阶段.伴随着宋诗的成熟,诗坛主导者(苏、黄、江西诗派)表现出来的对唐诗范型的认识、取舍,对自己所创造的新的诗歌范型的张扬,以及北宋末南宋初对宋诗弊端的某些批评,可以视为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南宋初对宋调的不满和批评、张戒对"苏黄习气"的批评、中兴诗人对江西诗派的反思、朱熹对唐音宋调的态度,可视为唐宋诗之争的滥觞.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就估评

以前我们看待中国新诗的成就,只定位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上,对它们的评价,也多从思想内容上加以肯定,而对于新诗的重要一翼--现代主义诗歌,大都持否定态度.而80年代的新诗研究,对现代主义的认识则有了一些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是不全面的,存在很多误解.一些人对现代主义并不真正了解,甚至不少是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评价尺度去看待现代主义,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一半肯定、一半否定,即艺术性是可取的,思想情感内容是没落反动的.90年代以来,对现代主义的认识则较全面深入了,基本上是以肯定为主,而且能够从它与时代、与文学的现代性相联系的角度来看待它的价值和意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随着对现代主义认识的深化,我们一下发现新诗的成就了不起,它是那样缤彩纷纭,多姿多采,世界上有的,我们几乎有了.例如对穆旦的认识,几乎是一个发现--他忽然被推到所有新诗人的最前面,决非偶然.即使对像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卞之琳、闻一多、徐志摩、艾青等现代主义诗人或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的认识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了.     

近百年新诗:几分成就,几分遗憾

回眸近百年来的新诗,如果让我以十分计的话,大概可以以"六分成就,四分遗憾"回答.自然,不同的评判者,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着眼点,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完全求同,实无可能,也无必要.还应看到,在新世纪之初考察刚刚过去的上一世纪的事,准确性往往因时间距离太近而受影响.莎士比亚、杜甫都是在他们逝世多年后才获得应有的评价.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我看中国新诗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成败得失自然与其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中国新诗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革命对新诗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新诗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物,新诗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我认为,要全面评价中国新诗,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视角.     

译诗与中国诗歌转型

中国诗歌在"五四"前后完成了由传统文言格律诗向现代白话自由诗的转型.这个转型并非静态的瞬间现象,而是一个在19世纪后期业已启动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它的发生、走向与形态特征等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间外国诗歌翻译同中国诗歌转型的关系相当密切,译诗也许是促使中国诗歌转型发生、完成最为重要的力量.     

五四前后关于诗的用典之争及其诗学意义

胡适文学改良"八事"所提出的"不用典",揆诸新旧诗的创作实践,可谓失诸片面.而五四前后以同光体、学衡派为代表的旧体诗人则对"用典"有过一番缜密而深入的思考.他们特别借鉴了宋代诗人善于学古的特点,既对近世旧诗的"用典"积习有严厉的批评,又指出诗中"用典"的意义,持论理性而平正.鉴于同期的西方诗论中,"用典"已成为诗的一个重要元素,重新梳理五四前后这番关于诗之"用典"的论争,应别有一番诗学上的启发.     

闻一多新诗学困境的语言学分析

闻一多的新诗学是中国新诗历史上第一次文体意识的自觉.他在诗学理论上提出格律论,在创作实践上引入十四行诗,他引领的新月派也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诗歌流派.闻一多的新诗学因为其内在的矛盾性,并没有实现其理想预期,这导致了他很快就离开新诗转向了古典文学研究.尽管其中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新诗学忽视了现代汉语的语言特性,从而对新诗做出古典诗歌样式的拯救.有意味的是,闻一多还有借新诗"炒作"自己的嫌疑,这种非本体的选择,也决定了他的新诗学很难成功.     

何时成为一匹有野性而又聪慧的狼呢?--新诗流派与诗学批评发展断想

五四新文学运动,接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之一,即结束了印象或感悟式的批评方法,而以西方关于思潮和流派的眼光,观察与透视古典与现代诗歌发展现象.思潮流派的分析性思维,进入诗歌和整个文学研究界域,结果是:新诗纷繁复杂的现象,得以梳理廓清.人们的接受视野,开辟出新的天地.作为对象的诗人群体和脉系里,一些艺术因素被突现的同时,另外一些艺术因素被淡漠或隐蔽了.不同民族差异很大的诗歌现象,在相似与对应的呼唤中,传达方法与思维运行的深层联系的寻找,使得这种理论借鉴和"移植",显示出现代性的品格与新鲜的生命活力.     

《诗》亡隐志——孔门诗教背景下《诗》的文化功能

"诗"与"志"的关系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先秦诸子对"诗"、"志"关系多有论述,但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曾整理、研究过<诗>,对<诗>多有论述的孔子,除"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外,对这个诗学命题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因而,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中出现的"<诗>亡隐志"就显得意义非常."<诗>亡隐志"是孔子在春秋时代用诗背景下,对<诗>的文化功能的总结,同时也是在诗、乐分离之后对<诗>的文化功能的再次规定.它在湮没千年之后的重现,既是对孔子<诗>学思想的完善,也是对以"诗言志"为中心的传统诗学体系的重要补遗.     

“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

传统诗学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文体上,由于清代词学尊体和通俗文学繁荣,文体地位较低者多被比附于"诗","穷而后工"说由诗而统摄到词、戏曲、小说甚至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涵盖众多文体具有普遍意义的文论命题;在性别视角上,由于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基于女性创作特点而提炼出的"诗福"说问世,这是与"诗穷而后工"相对立的一个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实现了理论的越界与拓展。     

现代“纯诗”批评审美意蕴论

20世纪30年代,面对新诗在诗歌观念、审美态度、诗思方式、诗歌意象等方面的"现代"变革,一些诗评家注重新诗内在的艺术价值和规律,寻求新诗的自律性和独立的艺术地位,以"纯诗"现念来评价现代派诗人的创作,以批评主体意识的强化积极适应着新诗审美变革的现代探求,在审美探寻动向、审美内质、审美价值尺度、审美对话模式等方面构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纯诗"批评体系,其丰富的审美意蕴对现代诗学的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诗的历史机遇

不言而喻,现代都市是伴随现代文明一起发展的.由于中国曾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并且这种社会形态培养了与其相适应的文学情趣,所以鲁迅说:"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当新文学运动勃兴之时,虽然中国社会已经转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且真正具有现代都市形态特征的城市也已经出现:但是,现代城市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弱势,而且大部分新诗人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这一事实,使他们在观念、视角、知识、经验和文学情趣等方面,都没有做好接受都市文化的足够准备.这就形成了如文学评论家李长之所说的那种情状:现代文学"大部分是写实的,写实中又大半是写农村的,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已开其端".     

初唐诗坛的一代宗师——沈佺期新论

本文认为以往研究中对沈佺期的评价有失公允,实际上沈佺期的诗内容丰富多彩,有沈郁的自述诗,有深情的别离诗,有矛盾的战争诗,还有雄奇的山水诗,并不仅仅是宫廷应制诗,而且,应制诗也并非全都很糟。本文对沈佺期地位的评价是:他是初唐诗坛的一代宗师,对唐诗的发展尤其是律诗的定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高于“四杰”,而与陈子昂比肩。     

孱弱而奇绝的生命水--简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潮

那种认为中国的土壤无法生长出现代主义文学,即便生长了也只能走向伪现代主义的观点,是悖离历史主义批评原则的估衡误差,是文学观念错位铸成的意识迷津.无论怎么说,中国新文学尤其诗歌中存在一股不小的现代主义潮流,是难以否认的客观态势.在70余年的历史跋涉中,它以不绝如缕的顽韧姿态左冲右突,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运动轨迹--20年代的象征诗派、30年代的现代诗派、40年代的九叶诗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派、80年代中期后的后朦胧诗派,构成了现代诗潮中意义特殊的一脉.     

翻译的现代性与历史的可译性——论胡适白话译诗的社会文化功能

胡适的白话译诗为中国白话新诗注入了现代性的血液,中国白话新诗的现代性是翻译的现代性。不仅如此,胡适将白话新诗看成是文艺复兴和再造文明的利器,其白话译诗,作为引进、借鉴和模仿西方精神文化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暗含了胡适为寻求现代政治经济文明而模仿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动机,所谓历史的可译性是也。     

三十年代的"现代"诗派与中国现代都市诗的发生

三十年代围绕<现代>杂志而形成的,以戴望舒为领袖和代表的"现代"诗派的诗歌创作,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以划分为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风;以施蛰存为代表的"意象诗"派诗风;以徐迟、路易士、陈江帆等为代表的以现代都市生活为题材,趋于"知性化"的,在一定程度上与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等诗派有关的诗风三大块.其中的第三种诗风素为理论界所有意无意忽视.它表征了中国现代都市诗的发生.中国现代都市诗拓展了中国新诗一个新颖广阔的题材表现领域,弥补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没有都会诗人"的缺憾,它与"新感觉派"小说一道,加快了"城市文学"追赶"乡土文学"的脚步,并对后来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思无邪"本义辨正

"思无邪"是孔子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对"思无邪"的解释,自古至今多有歧义。"思无邪"是孔子对《诗》具有广泛社会文化功能的总结,是其"诗教"思想的具体体现。《诗·鲁颂·?》中的"思无邪",其意为赞美马匹之多。孔子引来评价《诗》,用的是其文字义。孔子所说的"思无邪",既不是对《诗>思想内容的概括,也不是强调学《诗》、读《诗》之法,而是指称《诗》全面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实质是强调学《诗》的重要意义。     

中与西的神遇:简论中国现代的旧体译诗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新文化运动为界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打成两截,在翻译领域也把继承了苏曼殊等人的清末译诗范式的旧体译诗归为近代的产物而予以轻忽。故而它们不单在现代外诗汉译史中鲜见讨论,在文献整理时罕有罗列,甚至在后出选本译序中也很少得到回顾。本文尝试在新旧诗体论争的语境中,考察旧体译诗在"五四"以后的存在空间、形态及原因,探讨它们在传达西方诗"义旨"与"风格"上取得的效果,并重新认识它们在现代西诗汉译史中的价值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