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空间”视域下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完善——基于W市调研的调查

通过访问调查、个别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深入地分析W市关于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运用"第三空间"理论分析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得出结论: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有其独特性———既不是农民身份,也不是市民身份,而是独特的农民工身份,为此,应有的放矢地规划与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发现:由于行政操作偏差,政府意识不到农民工身份的独特性,使得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出现偏差,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工的差异性文化需求,客观上使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成了一句空话;此外,市民的无形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封闭"使得这一现状更为严峻。基于此,提出了政策调整的建议:明确常住地政府的主体责任意识、遵循服务逻辑、重视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机制化运作;创建需求、宣传、可触、互动等"四型"公共文化服务。     

广州公益性文化设施面向社区开放的现状研究

广州公益性文化设施已基本实现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全覆盖布局,并实现免费开放目标,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不断创新,公共文化产品能力不断加强,较好地保障和市民的文化权益,激发了市民的文化参与热情。本文根据调查统计数据分析了公益性文化设施存在的问题,提出要继续加强公益性文化场馆建设和管理的政策配套、以创新服务方式提升品牌化水平增强吸引力,加大投入提升开放的经费保障水平,以及建立基层文化人才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城市融入视角下的北京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状况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文化融入逐渐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测度指标之一。利用北京市"城中村"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首都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贫乏、满意度不高。闲暇时间少、收入低、社交网络窄是影响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加强宣传,扩大农民工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度,经常开展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充分发挥社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面的作用等建议。     

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研究的主导观念 ———兼说民族性建设

文章就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指标体系构建问题,着重分析市民公共文明的层级性及其理论依据;一年后的跟踪调查结果数据表明,这个指标体系构成有利于了解市民公共行为的薄弱环节和社会态度,有利于社会动员。文章的写作意图在于对民族性建设的思考。文中提出了两个主导观念:公共空间的表层与底层预设,公共文明的层级性预设。这种主导观念下的问卷结果经分析较好地揭示出,中国民族性变迁在实际地发生着;这个变迁经常是从“身边”开始;“身边文明”与“身边不文明”同时存在着;“身边不文明”更值得重视;公共文明的层级性构成隐含了民族性变迁的部分内容、有利于这种变迁的文化质素与不利质素都存在。在一个人口众多、社会资源配置不太合理的大国里,要求人人事事都没有“身边不文明”表现,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条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不同国度生活规则的“尊严线”是必须恪守的;公共参与是公共文明水平提高的综合性要素,是应当着力倡导的人性呼唤。     

上海市外企管理技术人员政治需求调查研究

采取网上电子问卷方式,对上海市外企管理人员政治需求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外企管理人员年纪轻、学历高,多数有过出国留学经历,收入相对较高、流动性大、职业和身份不稳定,主要由非党人士组成,政治需求较弱,大多数成员没有宗教信仰,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双重影响.因此,他们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参与程度不高,是因为他们在利益上与资者更加接近,并且很少参与企业外部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进一步团结的基础和趋势是强势的,其代表资方影响政府决策能力的机会和能力也呈上升趋势.因此,外企管理人员作为潜在的政治主体,政府如何规范他们的利益表达,引导他们的政治意识,就成为外企管理人员融入公共社会的紧迫议题.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家庭生活与文化消费的研究——对上海市郊区208户农民家庭的调查分析及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上海市郊区208户农民家庭生活与文化消费的调查,了解农民家庭近三年的经济收入,包括文化消费在内的家庭生活消费现状、消费理念、消费结构、影响生活消费的主要因素,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对农村文化活动内容、设施、服务的评价和文化参与对农民的影响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扩大和促进农民家庭生活与文化消费,提出若干政策和具体措施建议.     

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基于北京市的调查实验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日渐深化,建立、健全兼顾保障国家利益与民众支持的国际事务参与制度成为当务之急。以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为例,调查实验显示出国际气候谈判中民众对于社会组织参与谈判的影响和评价。北京市民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正面作用,但是更倾向由政府组织成员组成谈判代表团;同时,市民认为社会组织的介入有助于提高谈判的透明度、代表性,以及代表团的谈判技能和专业知识;但不纳入社会组织也不损及他们对于谈判过程及结果的评价。总之,政府应当适当吸纳特定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并积极引导民众了解社会组织参与国际谈判,更好地建立民众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关系,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奠定组织和制度基础。     

文化资本:公共文化服务长效运转的“助推器”——基于M市调研的思考

文化资本指的是投入生产领域进而发挥功能和效用的文化资源,简言之,即文化资源资本化。它具有三个属性:精神属性、经济属性和工具属性。M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基础扎实以及宏观政策环境宽松,使其具备孕育文化资本的良好条件;而诗歌节更为M市的文化资源资本化提供一个平台,使文化资源大放异彩。所以M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精彩纷呈,如李白诗歌节等大型节庆文化活动品牌化;社区文化节等基层文化活动常态化;广场文化活动声势浩大。这其中文化资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化资本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正向推动作用——培育公共人,为公共文化服务"孕育"积极主动的参与主体;吸引民间资本,使公共文化服务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增加财政收入,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唤醒文化自觉,维持领导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如何做到文化惠农?——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为例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党中央文化惠农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农民素养、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维护社区稳定、增强社区整合的重要力量。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以乡镇带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文化惠农的重要措施。以安徽省繁昌县为例,对四个乡镇的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探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镇公共文化服务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做到文化惠农。调查发现乡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供需错位、服务单调趋同、服务重硬轻软、整合社会力量的能力欠缺等问题。运用主成份分析法对农民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无法满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是政府引导建设不够、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个体自身条件限制因素的影响。基于此,乡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应加大财政投入、重视群团组织作用、提升农民文化素养、充分尊重农民主体需求。     

机理探析与理性调适: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实践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里程碑,是克服"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有益尝试,被认为是新时代条件下对治理机制的"重新发现"。通过文献归纳和逻辑梳理可以发现,治理危机的频现、治理环境的复杂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主要动因;通过公共参与突显治理价值、通过协商合作建立治理结构、通过制度规则巩固治理体系是其内在逻辑;构建主体参与机制、制度网络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责任追溯机制是实现公共治理之道。就我国治理实践而言,需要扬弃治理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和确定治理指标,结合具体语境和实践环境进行创新调适,避免多方劣势叠加效应和治理执行阻滞。     

城市交通发展与市民文化权利保护——南京“法桐让路”事件的思考

我国城市交通发展过于强调"经济指标",使城市失去了"灵魂"与"记忆","文化贫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要实现可持续交通发展,必须在发展中贯穿"权利保护"精神,城市交通发展以文化权利保护为目的,以文化权利谱系的拓展和保护作为度量基准。从权利本体视角看,文化权利是市民文化生活的"需求",城市交通发展是一种"供给"形式,而实现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仰赖于市民有效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从"公民权利—政府义务"关系理论看,政府在城市交通发展中履行对文化权利的尊重义务、保护义务与给付义务,是市民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基层文化站职能的偏离与回归——基于对W市街道文化站的调查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国家政策主导下的基层公共文化活动开展却一直得不到应有重视。利用实地调研法和访谈法,对W市基层文化站开展情况进行深入考察。调查研究发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基层文化站的职能定位提出了新要求,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基层文化站的职能往往偏离公共文化服务的轨道。分析了偏离的主要原因:街道工作中文化政绩的需求;机构改革对街道文化站自身的压力;基层文化行政体制的越位与缺位等。提出了街道文化站回归到公共文化服务的轨道上来的对策:不仅要从街道自身来纠偏,更要从街道和社区两个层面合力推进。     

重庆市主城区普通市民公共参与意识现状及培养路径研究

问卷调查显示,重庆市主城区多数普通城市居民的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较强、政治正义感十分强烈、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持理性态度、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但还存在部分市民践行政治权利的主动性不强、维护政治权利的自信心不足、对基层公共事务认知度不高、普通群众的政治认知水平更待提高等主要问题.提升市民公共参与意识,要做到以下几点: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高公民政治认同感;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提升公民政治归属感;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增强公民政治效能感;增强人民民主的政治观念,培养公民政治责任感.     

北京历史街区的市民水治

当前在国家现代化或城市化进程中都涉及用水问题,北京城市用水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北京古城中,历史街区是一个基本用水单元,从民俗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调查研究,可以发现一些为以往学界所忽略的问题,如宗教公共管理用水、私井用水、政府公共水站和自来水入户等不同时期的用水民俗,以及由它们之间各种关系所构成的北京城市水管理中的政府水治和市民水治的矛盾与协调的不同模式等。北京市民有很强的首都市民意识,现正转向现代国际大都市的公民意识,开展这类研究,有利于促进北京优秀用水文化的建设和现代城市文明建设。     

北京市民的城市森林感知及利用研究——基于三种典型城市森林类型的分析

基于样本数量为300的北京市民问卷调查数据,从山区森林、边缘森林以及城市公园三种典型的城市森林形式出发,对市民的城市森林感知、利用方式,利用的时空特征以及相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结果表明:(1)市民对不同类型的城市森林有着不同的正、负面感知,其利用程度也因其市民化程度的不同而呈现一定规律性,市民对于不同类型城市森林的具体利用情况也存在显著性差异;(2)北京市民城市森林的可达性较强,但城市森林的总体使用频率不高,其社会服务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3)个人特征、市民化程度、感知态度以及参与利用等方面的诸多因素都会对市民的城市森林利用程度产生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系列的政策建议。     

文化治理下S市公共文化服务公众满意度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而提供的各种文化活动和服务,对于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S市公共文化服务公众满意度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相关数据,并结合皮尔逊相关系数探究其影响因素,发现S市公共文化服务目前存在供给与群众的需求有一定差距、相关从业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及活动宣传力度较弱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     

从“送来文化”到“自办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

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阵地的建设,并提供更加多样的、适合农民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还应当突出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把他们从以往的"看客"变为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农村的集体文化活动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塑造乡村文化认同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大力支持农民自办文化等集体文化活动的发展。     

文化执政力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融入与权益共享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新生代农民工聚集在城市务工。他们消费水平较低,文化活动贫乏,缺少基本文化设施,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文化活动较少,造成文化融入障碍重重。为此,必须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益;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增强他们维护文化权益的意识,营造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良好的互动氛围。     

城市社区个体户文化参与的逻辑与启示——基于武汉市花楼社区的调查与思考

居民参与不足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面临的一大难题。在社区文化实践中,个体户一直被视为文化活动的脱域群体。然而,调研发现,个体户具有与其他群体一样旺盛的文化需求。所不同的是由于生存压力,个体户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有效利用现有社区文化资源。个体户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具有自身群体特有的利益与交往逻辑。社区文化建设应该关注个体户群体的文化需求,建设具有多元化、包容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搭建人文关怀的社会平台--从公众需求看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互动)得以落实,从而真正成为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即通过体恤民众,满足民众的精神诉求,培养民众作为现代人应具备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沟通协调中促进政府与公民相互间的了解、理解和信任,争取公民对政府的自愿合作与对政治的自觉认同,在社会上树立起公共精神品格,使自身成为引导民众、促进民主的"文化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既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本身,更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与认同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着眼于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更有利于满足公众政治参与的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的生存与处境,更有利于公众缓释精神压力,增强社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