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演进博弈:河湟西纳地区阳坡人的社火历程

河湟西纳地区的拉沙阳坡村,被原为一起出演社火的阴坡村弃离之后,在沿承河湟社火基本套路的同时,依借本村山神信仰等文化资源,极力寻求有别于阴坡村社火的出演内容,从而推演出以“耍牦牛”为核心特征的社火文化.借由阳坡社火之出演历程可以看到文化如何被转接、移植、改造、链接乃至形构.更为重要的是,与已有的文化或文化载体抗争式的演进博弈在文化的形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人群凭借文化在区域内为宣示自我身份、证明自我价值以及强调自我位阶的意识主导下,新的文化在演进博弈中形成.     

试论明代青海河湟地区人口迁移

本文着重论述了明代河湟地区的移民活动状况,描述了人口迁移活动的历史过程,较详细考证了移民的来源、迁入区以及移民的方式等相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海移民史的空白,对全面了解明代河湟地区的社会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青海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与道教互动

研究多元民族文化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各文化间交流、互动和认同对于研究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自觉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青海河湟地区是藏文化与汉文化互相影响、彼此吸收形成互动、互融格局较为典型的区域.本文通过道教与藏传佛教相互影响的个案考察,辨析两者在青海地区传承、发展变迁中的各民族文化间互动交流关系建立的根本动因.     

明中后期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数量考察

本文着重对藏民族在明代中后期的人口数量进行历史考察 ,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分析考证 ,进而得出了这一时期的藏族人口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史的空白 ,这对全面了解明代河湟地区藏族社会经济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清末至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地区英语教育发展轨迹

本文对清末至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的英语教育发展状况作了初步探析。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论略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虽然出于宋王朝的军事战略需要,但客观上促进了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利于西部边疆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共创与共享:清代河湟地区的民族节庆

清代河湟地区各民族处于共同的时空场域,各类宗教节日和文艺娱乐活动都有各民族共同参与,形成了共同创造和享用的文化机制,体现了河湟各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和生活追求,部分消解了民族界限和宗教隔阂,起到文化交流、融洽民族关系的积极作用。     

明清河湟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

河湟地区由于所处的特殊的区位条件、民族组成以及环境背景,其城镇的演变也极具地域特色。本文从政治、军事、贸易、宗教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在明清时期城镇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政治军事因素是城镇演变的主要因素,民族贸易的作用不容忽视,宗教的社会影响虽然很大,但在城镇演变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清代河湟地区的土地垦殖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是河湟地区农业持续发展时期,土地垦殖的速度加快,到乾隆年间位于河川谷地的农田均已开垦出来,但随着人口增加,土地的开垦逐渐伸延及山坡地。坡地、山地的增加,对山体植被破坏较大,水土流失加剧,造成部分农田的荒废及环境面貌的改变。     

博弈与重构:清朝前期河湟地区的基层社会与家族组织

清朝前期河湟地区基层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府县的设立,乡约、保甲的推行,让长期游离于国家政权边缘地带的河湟地区,真正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也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长期博弈的结果.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得以建构,在这场变革中,家族组织的兴衰更迭扮演着重要角色.     

试析青海东部河湟地区民俗与道教——以民和、乐都两县民俗与道教为例

道教传入青海河湟地区后,与当地宗教文化民俗相结合,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河湟道教。本文以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尤其是以民和、乐都地区的道教与民俗调研资料为依据,提出了地方道教与民俗染濡并存,形成河湟地区特有文化现象的观点。     

论清末青海河湟地区的宗法社会 ——以忠孝堂《李氏家谱》为例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因处于中央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而形成势力错综复杂的局面,其中土司是当地较大的势力之一,并且土司作为边地的上层精英人士长期吸收内地文化因而汉化程度较高,李土司家族便是这样一个显著的例子.忠孝堂《李氏家谱》是李土司家族中东府十二门其中一支的家谱,修订时间在宣统元年(1909年),通过这本家谱中有关宗族法的内...     

由兰州永登县博物馆藏明清唐卡看15—17世纪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信仰的变迁

甘肃河湟地区为汉、藏、蒙等多民族交汇的重要之地,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复杂性在此地得到了集中体现,其中尤以藏传佛教信仰及传播最为兴盛。文章即从甘肃永登县博物馆保存的一批明清唐卡入手,选取其中一套26幅的珍贵组画作为基准,将其与其他唐卡的进行图像比对,通过对唐卡中上师的不同教派的分析,推测出这套唐卡是绘制在明清之际河湟地区鲁土司家族由噶举派改宗格鲁派之际;并结合文献试图对鲁土司家族及河湟地区15—17世纪藏传佛教的信仰变迁加以梳理和描述。     

历史上河湟地区回族与撤拉族的社会交往

河湟地区的回族和撒拉族的社会交往比较独特,两个民族由于都信仰伊斯兰教,因而在生活习俗、心理文化等方面有着太多的相似.但是,回族和撒拉族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而且在族源和民族形成过程以及语言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     

湖南民间信仰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民间信仰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关系也相当复杂。湖南民间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它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特点鲜明、影响广泛。湖南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互动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论桂北地区商业发展和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基于大圩祭祀圈的考察

大圩是明清时期广西四大圩镇之一,其商民祭祀活动主要集中在关帝庙、汉高祖庙等寺庙,并且由于这些信仰的普遍认同性,进而在大圩及其周边村落形成了一个共有的祭祀圈。外省商人及本地坐贾在大圩开展商业活动,更多的是依赖中国传统社会的熟人网络,而民间信仰在这种网络的构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且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地方商业活动的秩序。桂北商业圩镇的民间信仰发展,主要由商人、地方士绅与移民等三种主要力量来推动。     

略论晚清时期桂东南地区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

晚清时期,桂东南地区频发的自然灾害不仅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且对民间信仰风俗产生深刻影响。民众对自然灾害的发生和破坏感到困惑或无能为力,又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只能寄托于神灵以应对,祈求消灾赐福。因此,民间的岁时节令习俗无不渗透着广大民众对自然灾害的禳除和对人寿年丰的祈求。     

试论北宋经略河湟区域的蕃族“汉法”经济法规

北宋前期处理河湟民族区域蕃族民户犯罪的基本原则是"和断罚纳",即因俗不强制采取统一刑律判决或服刑,而是以钱物代赎。北宋后期随着对河湟区域的开拓经营,河湟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蕃汉之间的交往日渐深入,以往"和断"法律政策逐渐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为巩固对河湟民族区域的统治,北宋对其经济法律的政策随之发生了变化,北宋统治者出于维护河湟区域统治目的的需要,其法规从蕃法向"汉法"转变,体现出河湟开边之后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其"汉法"经济法规直接作用到保护蕃族人户的基本经济利益,土地买卖的开放就是河湟"汉法"经济法规走向进步的突出表现。     

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与族群互动：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一个移民性乡村社区的田野调查,从民间信仰的角度,以历史人类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了地方性族群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认为神明信仰是整合和稳定民间社会的重要力量源。最后结合人类学族群研究理论对神明信仰做了历史的文化解析,并对田野调查提出了若干思考。     

藏传佛教中国化在甘青河湟地区的当代实践和发展态势——基于本区域东北段佛教寺院的调查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是青藏高原东部多文化互动的典型区域,历史时期和当代都处于宗教中国化的前沿地带。文章基于多次实地调研获得的材料,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当代实践方面对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藏传佛教中国化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其发展态势。研究发现,目前,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继续保持着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同时信教群众日趋多元,宗教仪式汉藏交融,寺院神灵汉藏共处,宗教建筑、宗教艺术也更加本土化,这些都无不体现出这一区域宗教中国化的特点。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在历史时期已经走出了一条以中华文化为底色、融合区域特点的宗教中国化道路,在宗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上也正在呈现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