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与法

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是同质、同构的。政治是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法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达到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衡平,衍生出来的第三种权力,是对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做出裁判。法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是静止状态下的政治。政治有三个层次——高于法、法本身、在法的范围内。     

论宪法创制权与国家权力分离及其宪政意义

宪法创制权与国家权力关系是宪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但是。宪法创制是特定政治组织对于已有的政治实体和形态作出根本判断的首创性活动,它不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结果,而是某种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因此,宪法创制权作为原始性的政治权力,应该不属于国家权力,而是一种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创设国家权力的权力。研究宪法创制权与国家权力分离理论,可以进一步明晰“权大还是法大”的宪政难题,对于维护宪法至上原则、奠定国家权力合法性基础、落实有限政府以及完善违宪审查制度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略说中国帝制时代宫廷与宫廷政治的形成及内涵

宫廷政治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客观存在,宫廷政治的中心是皇帝与皇帝权力,是围绕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国家中枢政治权力,也是国家中枢政治与中枢政治体制的运作状态,是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存在着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体制,是服从、服务于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权力系统。在宫廷政治结构中,君臣关系是最常态的一对权力关系,它体现出上下等级结构的划分。构成宫廷政治结构的君臣与君臣关系,并不是单纯指代皇帝与朝廷臣僚,以皇太子为代表的东宫权力系统之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独特地位,对宫廷政治格局的面貌造成了显著影响。同时,本文还从都城选址与宫廷建筑等讨论了宫廷政治运作的空间概念,即宫廷政治发生的空间舞台。     

论中国特色的政治权力体制

作为政治权力取得、分配和行使的制度化安排,政治权力体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枢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政治权力的取得与分配,是政治权力体制的基础和支柱;政治权力的行使则是其外在表现。政治权力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取决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体现出民族国家经济、政治与社会运行方面的特性。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政治权力体制的中国特色,即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力体制。要发挥政治权力体制核心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方面,就必须超越一般政治组织把取得执政地位作为中心目标的境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论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制约——以赋予法院形式裁判权为核心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特色之一是国家权力的运行配合有余、制约不足.这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诉讼公正.赋予法院对强制措施、强行侦查措施、不起诉和起诉的形式裁判权,是实现权力制约的有效途径.如果我们纯化法院的功能,改革法院体制,增加对法院人力、物力的投入,就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政治正当性及相关问题辨析

政治正当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旨在考察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所必须满足的道德条件,或者说旨在探讨什么样的政治权力可以得到道德证成。政治正当性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基于政治权力的五大特征,即非自愿性、强制性、垄断性、笼罩性以及深远性。就政治正当性问题而言,我们需要区分国家正当性与政府正当性,进而区分国家正当性的对内与对外两个不同维度。     

最高法院的性质

法院是为了解决争议而设立的机构。最高法院作为各国最高司法机关有着相同或近似的性质,其地位和审级最高,审理对象侧重于具有重大公共利益和法律意义的案件,作出的生效判决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终局效力。最高法院的职能又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纠纷,其根据法的精神和目的适用法律,是一个制定公共政策的机构。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对于涉及重大政治结构和国家权力关系等问题应保持必要的克制。由于司法审查权的运用,其在制约其他国家权力机关、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     

论征地补偿的政治价值

征地补偿的实质是政治行为,所以应将市场价值手段嵌入政治价值之中,即在效率与平等的动态均衡中达成社会公正。征地补偿的政治价值之实现,需要以政治行为制度化,即权力(利)结构化为前提保障。离开国家权力之间,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社会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难以形成权力(利)的支持、制约与监督系统,也难以避免行政征收权滥用市场价值手段而导致征地补偿的非公正性。     

国家是什么——"国家即阶级压迫工具"探本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的社会,因而也就是拥有主权的社会,也就是最大且最高的社会,也就是独立自主的社会。因此,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最根本特征。这种特征是如此根本,以致西方现代主流思想竟然将国家与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治组织、政治实体等同起来,从而误以为国家就是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就是政权、政治组织或政治实体。马克思主义则从此出发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国家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的路径探幽

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从司法权中分离伊始,便是带着维护审判公正与效率的使命。遵循权力运行规律和体现法治精神的权力配置,才能为司法行政权的践行之路提供保障。目前我国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分别归属于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政府综合部门,导致了行政管理权对审判权的干涉。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司法权相分离,符合权力制衡、程序正义理论和权力运行规律,借鉴国外的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结合现实国情,我国的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可进行二元化构架:大部分司法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外部管理执行机关予以管理;少部分需便捷、专业的管理形式的行政事务由法院内部自治管理。     

论现代国家的理想型——以权力运作为视角

本文尝试以权力运作为分析视角对现代国家一般特性进行抽象,即尝试发现和建构现代国家的理想类型。本文提出,理想型的现代国家权力形态为科层制组织形态;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类型呈现为权力的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其权力运作具有以下特征:规训权力、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现代国家的理想型旨在为学界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政治转型的特殊性,描绘并重构中国政治的真实图像提供有益的参照。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 ,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日益凸现其紧迫性和必要性。如何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权力结构 ,打造规范合理而又科学有效的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 ,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指出 :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这一论断的提出 ,表明了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运行状况与规律的认识 ,预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的运行规律在我国的发展取向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一、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必然…     

论法院组织体系的完善

本文拟从法院体系内实际运行的权力入手，分析这些权力的运转规律对法院组织体系的影响。通过对法院体系内权力运行特点的理论分析，以及研究这些权力与法院组织体系的相互关系，从而为现有法院组织体系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一个相对成熟的理论依据，并对中国法院组织体系内的权力运转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对现有法院组织体系进行变革和完善的基本思路和原则，探讨对法院组织体系改革的具体设想。     

论国家义务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成

正当化诉求是宪政领域不可回避的话题。国家与匪帮的相异在于国家的正当性,民主程序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力是拥有主权的人基于契约放弃权利而存在,国家有义务为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合法有效行使受委托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界限标准、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及人权原则。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是政治正义的必然要求,政治正义性是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基本准则;人权及其保障是国家权力的本质与来源,民主是限制公权与保障人权的最佳政治模式,其为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具体指征;人权实证化为国家正当性的证立构造了合法性基本原则,国家义务论具有证成国家正当性的奠基功能。     

论政治稳定的内涵、支点和保障——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政治稳定是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相对平衡的状态.本质上,这种相对平衡状态就是国家与社会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制度安排的具体体现.因此,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是政治稳定的支撑点:国家与社会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均衡性是政治稳定的保障.     

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力重构

城市中国的政治权力首先有国家权力纵向下移的痕迹,但是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基于国家意志的政治权力遭遇了市场和社会权力的横向阻击。因此从城市的形成看,城市街区、住房与人口构成了城市空间的地理因素,但是在这些地理因素的背后,是政府、社会与市场,是人口、资本和技术革命。正是这些潜在因素的权力交织,形成了城市的不同形态。     

事务问责与政协政治功能的重建

政协在事务问责与政治问责的运作中存在着功能缺失,因此必须重建政协的政治功能。其目的在于重新厘定政协的权力定位,并对政协与执政党、人大和政府的权限进行规定,使国家权力建制更为健全。这一重建的着力点有三:首先,在政治上,政协应该追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行政机构,应该掌控在哪些人手里;其次,在权力运行机制上,政协应该追问权力应该由谁来分配以及分配给谁,特别需要关注党际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最后,在权力运行后果上,政协有责任对权力的运行进行绩效评估。在政治实践中,政协政治功能重建应以制度为中心,并从三个向度体现这一重建的内涵:第一是国家基本制度的坐实,包括基本法律条例和体制的完善,良好的法律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塑造;第二是对政协组织方式的有效改进;第三是获得国家与社会对政协新政治功能的认同。     

确立和坚持法治主义权力观

权力,一般指国家权力、政治权力,是政治科学要研究的范畴。由于政治科学曾经长期遭贬斥,也由于过去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现实生活中权力的运用和运行尚未完全纳入正规,权力滥用、权力崇拜乃至权力犯罪等现象时有听闻,所以人们对权力的认识便歧义纷出,产生了种种错误的权力观。我们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国家权力、政治权力正常运行,一个重要的思想条件,就是要确立和坚持正确而科学的权力观,即法治主义权力观。     

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嬗变

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利是公民社会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反映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利益为联系纽带的对立统一关系。权力具有社会性、非对称性、强制性、与职责相对应性;权利体现自主性、公认性、与义务相对应性。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努力维护权利、切实保障权利、充分享有权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当代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根本转变。     

本原与异化——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是理解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论基础。利益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共同根源,二者之间经过分离、独立、异化,在未来社会走向融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处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当前政治发展的主题与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论述,对认识与处理政治文明建设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