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的管制述论

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对花纱布实施管制 ,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 ,补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并对大后方局势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由于在执行中存在一些偏颇 ,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的管制随之取消。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探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有利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政策,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科技发展道路。本文阐述了中共科技政策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功效,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业政策评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工业政策和措施,促进了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不合理的工业生产布局和工业内部结构。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也促进了国营工业的发展,并对民营工业发展产生了双重的影响。国民政府的工业统制政策作为抗战时期的非常措施,在战争前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之产生的弊端也加剧了抗战后期工业生产的危机。     

能源价格管制政策的优化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价格体系已经确立,市场机制已经成为决定经济的主导和基础,但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仍存在很多问题.当前,不断蔓延的金融危机,为我国实行能源价格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空间.我国应该抓住有利时机,推进能源资源改革,同时制定配套的财政补贴政策,保证能源改革的不断深化.     

抗战时期基督宗教在广西的救亡活动

战时广西遭受了日军的两次重大侵袭,民众及其财产损失惨重。广西各教会在政府和民间救援的基础上,积极地投入到社会救亡运动中。他们参与抗战宣传和教育、提供物资援助、收留和救济孤寡伤残,成为广西抗战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广西抗战的救济压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政策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筹集战时军费,继续发行了大量国内公债。但是,由于大量公债向银行抵押,银行又以此作为准备金发行大量通货,从而使战时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币值不断降低,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民团体制与抗战时期广西的军事动员

抗战时期,就军事力量动员的规模和效率来说,广西在全国首屈一指。新桂系当局之所以在军事动员方面较为成功,在于广西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民团体制,这一体制适应了抗战动员的需要。民团体制不仅为正规军队提供了质量兼优的兵员,也在大后方储备了可资利用的准武装力量,同时还保证了战时连续军事动员的顺利进行。广西民团体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值得肯定和重视。     

论我国互联网管制的政策主体与能力提升问题

我国的互联网管制正在经历着一个由单一政策主体向多元政策主体发展的过程,并且仍然存在着管制能力不足的问题,出现了诸如权力主体间的重叠与冲突、权力主体与公众主体的割裂等一系列现象。应通过协调权力机构间的关系、重视网络公众的主体作用、明确互联网管制的标准和责任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我国互联网的管制能力。     

环境管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效应比较与政策配置

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管制能够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不同的环境管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不同,本文通过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重点比较环境质量标准与污染排放标准、排污许可与排污权交易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进而分析命令—控制型环境管制政策与经济激励型政策的实施条件和创新效应.结合发达国家的环境管制实践与我国的现实背景,指出我国环境管制政策设计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合理选择与优化配置提供政策建议.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党员发展政策探析

全面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中共自身影响的扩大,我们党为了坚持抗战到底,积蓄力量,及时制定了发展党员的政策及壮大队伍的基本方针、巩固党组织和整顿党组织的相关政策,实现了中共的大发展.中共党员队伍的壮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对新时期党员的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合作社纳入战时经济体制,积极制定诸多扶助性政策,从法律、金融、人力、组织等层面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尽管国民政府的战时合作社政策存有一定不足,但总体看来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以及支援抗战,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移动通信资费形成机制与管制政策研究

本文重点讨论了我国移动通信资费形成机制的特点及主要问题,市场机制作用下移动通信资费形成过程及特点,进而从移动通信产业功能和经济福利角度提出实行资费管制政策的必要性和资费管制的主要模式。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物价管制及其启示

"价格问题,实为战争经济上最重要之一",抗战时期的物价扶摇直上、快速飙升,给社会、经济、财政带来极大危害。作为战时重要的财政经济措施,国民政府的物价政策经历了一个由放任到管制、由个别管制到全面管制、由宽管到严管逐步加强的过程。国民政府虽然在物价管制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物价飞涨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秩序,但并没能根治物价上涨问题。战时物价管制为我们在特殊条件下管制物价提供了基本启示:控制货币发行,慎用增发货币弥补财政亏空;发展社会生产,扩大各类物资供给;疏导社会游资,严禁商品囤积居奇。     

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物价变动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物价总水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动过程.物价变动表现为波动上涨与相对稳定的外部特征以及价格体系内部的不平衡性.日伪的破坏、掠夺和经济封锁造成的供求失衡是形成晋察冀边区物价问题的根本原因;晋察冀边区政府为了筹措抗日经费,迫不得已超量发行货币是形成晋察冀边区物价问题的直接原因.     

试析抗战时期广西商业经济的战时繁荣及其作用

抗战时期的广西虽然曾遭受日军两次入侵,但商业经济却一度出现繁荣的局面.由于广西地处战时后方,大部分地区并未直接波及,工商业具有战时后方经济的特点.外省工商业和大量人口的临时转移,政府加强战时经济的控制,以及广大人民面对民族危难所进发的万众一心与发展经济的热情,这些都为战时商业发展提供了较强的动力.广西商业经济的战时繁荣客观上也有力地支持了战争前方,为我们探讨战争期间后方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战后初期港英政府租务管制政策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人口急剧增长,引发了巨大的生存居住压力,屋荒问题空前严重,居住难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为此,港英政府干预及介入房屋市场,制订实施租务管制条例,管制所有战前楼宇的租值,积极处理租务纠纷,有效遏制了屋荒进一步恶化及私人房屋租金的高涨,规范了房屋市场,大量移民暂得安居,确保战后社会的稳定、转型及吸聚人才。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贸易政策及其历史经验再探

“延安道路”已成为当今历史学界从中国内部来探求社会发展线索、凝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验的重要领域。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面对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依靠薄弱的经济基础,打破日伪与国民党当局的进攻与封锁,实施“对外调剂、对内自由”贸易政策,实现了“经济突围”。这一历史实践对于当前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处理市场与政府、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等一系列重要辩证关系,可形成较为重要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