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传、书写与立言:诸子学派文本的经典化

诸子立言文本具有学派性质,其经典化的过程,是在口传与书写两种方式下发生的,因此具有内在的矛盾。礼崩乐坏促使经典的形成从口传时代向书写时代过渡。而进入书写时代的诸子,在力图实现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却仍然重视口传,并把口传作为文本的基本阐释方式,由此扩大了学派文本的影响力,在文化记忆的延续形态从"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转变的过程中,为学派文本最终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     

叔孙豹“立言不朽”思想探论

春秋时期,叔孙豹提出"三不朽"(立德不朽、立功不朽、立言不朽)说。"三不朽"中之"立言不朽",实为"立德言不朽"。"立言不朽"与"立德不朽"并不重复。"立言不朽"之实践主体为普通大夫,"德言"指对德行的内在化、思想化表述;"立德不朽"之实践主体为国家、人君及执政者,"德"指对国家、政权有巩固作用的政治行为。"立言不朽"一定程度上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先导。     

组章为篇:战国诸子散文的一种特殊结构

战国诸子散文有一种由零散的章组合成篇的特殊结构.其组合方式主要有:不同类组合,以类相从,承接组合,杂引与立言并用,层累地叠加.这种组合型散文是战国诸子在讲学、记录、传播、编辑等学术活动中创造的,是一种具有鲜明战国时代特色的文学现象.战国诸子组合型散文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言论的发表者多为学派的宗师或重要学者,言论的记录者、传播者、整理编辑者则是他们的弟子后学,从言论的发表到最后组章为篇,一般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可以说组合型散文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组章为篇的目的,或者是为了集零为整,以便于更好地收藏、携带和传播,或者是为了寓创新于组合,或者是为了更好地集储资料.     

诸子学说与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论诸子体系的他者生成

诸子各学派除了自我生成外,其体系的核心理论以及现实运用、实践性源头的论证等,还依赖庄子、荀子、吕不韦、刘安、司马谈、刘歆、班固等所构建,这是诸子学派的他者生成。使得诸子社会治理之学的主旨,有了哲学的理论形态。由此可知,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与学术愿景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对九流十家的概括是能够创建学派乃至建立学科的;其二,子学中心话语与多重话语两大形态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设立提供了机遇;其三,"诸子出于王官说"建立起古代以实践探求学术渊源的传统。胡适以"征验"之法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是以西方所谓纯哲学的观念来看待诸子之学的;而诸子之学本是社会治理之学,自然与王官政治有着承袭关系。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作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诸子确立的.先秦诸子眼中的"文学"含义宽泛,指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统称.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吕氏春秋>作者为代表的杂家学派,虽然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将"文学"看做"文治教化之学".这种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先秦时期"不朽观"的嬗变及其在思想史中的地位

原始的不朽观念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其内涵也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的,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变化尤为显著,最终形成了几种不同的不朽观念.家族不朽是不朽观念的世俗化,三不朽观念的提出是对不朽观念的升华,追求个体不朽是不朽观念的一种异化.在这几种不朽观念中,家族不朽和价值不朽经由儒家学派的继承和发扬,构成了中国社会观念的"小传统"和"大传统",成为中国几千年的主流不朽观念;个体不朽的观念经由道家学派的努力成为中国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之历史变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家"成了一个独特而又常见的叙事角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家族小说以反封建为主题,"家"是一种旧文化、旧制度的象征,是作家批判的对象;建国"十七年",家族小说以迎合无产阶级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与革命历史叙说相结合;80年代以后,家族小说企图完成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以此表达个人的生存欲望.     

中国古代的"家先"观念

"家先"是指家族中先亡长辈(如父母、祖父母等)的鬼魂,也是古人冥界观念中常见之鬼."家先"之语频繁地出现在道书文献中,其与"外鬼"对应而并为道门法术所劾治的重要对象.我们首先从<太平经>入手厘清了"家先"概念的涵义,进而分析了"家先"与"家鬼"之异同及其与在世亲属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陈述了古代文献中谈到的几种劾治"家先"的法术或措施.     

"层累"非"作伪"——再论今本《孔子家语》的性质

将今本<孔子家语>与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比较可以发现,<家语>的章句结构组织是经"历时性"的梯次推进形成的,因此完全可以借用"层累"作为解释模型.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层累"是出于有意识的"整理",但这不等于"作伪".<家语>虽有比较早的材料来源,但其中孔门师生言论并非尽出实录.夸大<家语>一书在研究先秦史事特别是孔门师生言论、行事中的地位,是有欠妥当的.     

先秦子书的编集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以《韩非子》成书过程为例

先秦子书的成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涉到古书体例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作为诸子集成之作的《韩非子》,其编集过程在先秦子书中颇具代表性。其成书大致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韩非去世后已有门徒整理师说,将其著述搜集汇为一编,但此本与今本相比并不完整;第二,汉初能见到宫廷内府藏书者,又将《初见秦》、《存韩》等秦廷档案文书编入,这是在武帝建元元年罢黜申、商、韩非等诸家学说之前完成的。以此为个案考察先秦子书的成书,可以对"轴心时代"的意义作更为深刻的理解:所谓此时期的"精神导师",更多是就文化元典的创制者而言,他固然主要指学派创始人,却也与整个学派相关。     

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评

先秦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实只有"百家"之名,而无"诸子"之称。故《荀子·非十二子》中所"非"的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子",亦只是针对他们所代表的六种学术观点或思想行为,而并非他们所属的学派或"家"。《荀子》一书中指名道姓加以批判的,除《非十二子》篇所"非"的十二子及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外,还有《儒效》《富国》《王霸》《臣道》《修身》《荣辱》《礼论》《解蔽》《正名》《正论》《性恶》等篇对"百家"诸子的学术批评。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批评的特点,一是他着眼的只是诸子的学说,而非其"家"或"派";二是荀子对所有诸子学派的批判基本都能秉持"中庸"的原则,以辩证和客观的态度予以评析,力求避免学术立场的片面和偏蔽。而荀子上述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批评特点的形成,又是与当时诸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     

唐代文学家族的地域性及其家族文化探究

唐代文学家族的兴盛,就地域性而言,多集中于两京地带与江南东道,而陇右、剑南、黔中等地区处边隅荒芜之地,文化相对落后,文学家族较少.在文学家族的人员构成上,或父子,或祖孙几代,或兄弟多人.从时间段上看,唐初文学家族多文化世家,除诗文传家外,还擅长经学、史学,而后期一些出身寒门的文学家族则无深厚的文化根基.另外,唐代文学家族的文化属性则丰富多彩,如家族中拥有大量的庋藏,家学内容呈多样化的趋势,既有经学、史学、文学,也有书法、绘画等技艺的传承.在家族的文学实践方面,主要体现为文人创作时的崇宗意识;家族内部的文学研究与交流;郡斋诗文集会的家族化现象以及对家集的编撰等内容.此外,文学家族的家学中尚有变异性的特点,特别是外家之学的传承,既丰富了家族原有的文化传统,又增强其社会适应性,为家族的兴盛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先秦诸子文本的经传结构及其文体培育功能

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经典,并且为经作传之风盛行.<墨子>、<文子>、<管子>、<韩非子>均有以经传结构出现的篇目,在文本形态上各具特征.先泰诸子经传结构的文本形态,对于格言警句体、说体、专论体作品均有培育功能,甚至在连珠体和骈体赋的用典中,也可以见到先秦诸子经传结构文本形态的痕迹.     

墨家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

墨家是先秦诸子中最早公开进行学术批评的学派之一。尽管墨子思想与儒家思想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墨子仍然对"儒之道足丧天下者四政焉"提出了批评;而墨子后学甚至还有对孔子本人的攻击。墨家的"兼爱""尚贤""右鬼""非命"诸论,则主要是针对道家杨朱学派"为我""不尚贤""无鬼"及"安于性命之情"之说的批评。在墨子时代,尽管阴阳、纵横、法、名、农、杂等其它诸子学派尚未正式形成,但它们的某些思想观点却已经存在,故《墨子》中也不乏对阴阳、纵横、法、名、农、杂及小说家等诸子学派观点的批评。     

龚自珍性格与学术中的近代意识

龚自珍的"狂"、"怪"、"呆"人格特征是在传统社会面临崩解、西方文化之山雨欲来冲击下形成的,是开风气之先的先进人物的"异端"符号。儒家文化的衰落与中西文化冲突的新时代召唤着在社会大变革中的传统型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型的转化,龚自珍是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他毅然"烧尽虫鱼学",由汉学考据转向经今文学,而又不谨尊常州学派之家法,学主兼综,不立门户,反对荒诞迷信而具有近代科学色彩,确立了"通经致用"的治学大旨,"甘作东京卖饼家"而"慷慨论天下事",开近代风气之先,并将学术重心由经学转移到史地之学,"标志着嘉道之际学风转变的大趋势"。     

浅析名词化与权力

名词化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创始人韩礼德将名词化纳入语法隐喻范畴,为名词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名词化作为书面语体的重要特征之一,频繁地出现在法律语篇、科技语篇、新闻语篇等正式语篇中。本文结合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探究名词化对语篇传播权力影响、行使权力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

近几年文学研究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其中"文学家族学"研究的出现非常值得注意和期待."文学家族学"之成立,是基于文学与家族之间所存在的特定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联系.它主要通过研究社会、历史、地域及文化风会对家族的影响,探讨各种环境因素对家族成员文学创作、对一时一地乃至更广阔时空文学发展的作用与规律.它因文学与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相交叉而派生,是文学研究力求吸纳不同知识体的思想资源以深化本体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北朝元氏家族文学与学术考论

作为北魏及东魏西魏的皇室成员及北朝最大的家族之一,元氏家族的文学活动是北朝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统计分析元氏家族的文士数量、传承情况及具体的文学与学术活动等。元氏文士现可知有九十余人,大部分出于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元氏文士多名士化,在文学、学术上较多具有南朝文化特点,由此可深入全面理解孝文帝汉化改革,亦证汉化改革在文化上较多受到魏晋河南新学及其流风南朝文化的影响。对元氏家族文学学术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北魏的汉化改革及其兴盛与衰败的历程、鲜卑文士的汉化进程等,亦为北朝文学学术的全面研究提供研究视角和材料。     

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的前驱人物,鲁迅与先秦诸子的关系,牵动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处的情结,必须从其诸子观入手。鲁迅复合型的诸子观展现为四个维度:启蒙思想是鲁迅诸子观敞开或开放的大门,通向鲁迅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文学和文化史研究是鲁迅诸子观的基础,给其诸子评述输入丰沛的元气;小说想象和杂文神思,则是鲁迅表现其诸子观的两座回廊。它们共同组合成鲁迅"诸子观博物馆"。鲁迅诸子观之四个维度的差异性,统一于鲁迅进行文化革新的"现在性"。文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凝止的"现在性"代替"过程性",应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将之各得其所地转化和重组到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国文化总体结构之中。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述中的诸子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迭出,各编者对诸子百家这一部分的编写中,出现三种分类方式:按百家归类诸子、按作品文体、按地域归类诸子。著述对班固《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分类方法保留或扬弃,对诸子主要作品也开始有不同于前人的阐释方式和角度,或从文学性来阐述,或从地域对诸子的影响来解释其作品等。对作品的选取方面,民国文学史中所录的不过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辞赋家的主要作品,而关于小说家的作品因史料的缺失,故未录。文中旨在展示"民国文学史"著述中编者在不同的分类框架下对诸子百家的论述,有利于探讨民国文学史研究诸子的特点和文学观念的转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