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道“西”话“南”“北”

我常常想,“东”（柬）这个字,为什么是“日”在“木”中呢,“日”在“木”上为“东”,即“杲”字,“日”在“木”下为“两”,即“杳”字,不是更好吗,好记又容易理解。偏偏造个“柬”字是“日”在树林（木）中,多不显眼呀。     

“东……西……”格式初探——兼与“南……北……”格式比较

《现代汉语词典》及《应用汉语词典》中都收了"东……西……"格式,而未收"南……北……"格式。通过考察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的现代汉语部分,得到"东……西……"格式的词语481个,嵌入格式中的成分约有431个是动词。可见,与动词组合是"东……西……"格式最主要的语法特征。嵌入格式中的动词以语义上具有自主性的行为动词为主;动词之间具有同义、近义或类义等语义关系;由格式构成的词语多具有表示"动作持续或反复"的语法意义以及形象色彩意义。     

《通用规范汉字表》不成词语素字统计与思考——兼谈汉字三记说和汉字的性质

统计表明,《通用规范汉字表》8 105字中有非语素字1 605个,不成词语素字771个,可成词语素字5 729个。汉字具有记录汉语单音节词、记录汉语合成词中单音节语素、记录汉语多音节单纯词中的音节等三项功能。如果着眼于“用一个汉字记写什么”,则汉字的性质可以表述为：汉字是记录汉语单音节词、合成词中单音节语素、多音节单纯词中音节的书面符号系统。如果不局限于一个汉字记什么,则汉字的性质也可以表述为：汉字是单字记录汉语单音节词、多字组合记录汉语多音节词的书面符号系统。     

汉语人名音、意、字说略──兼谈人名美三要素

在拼音文字中，人名起得好坏主要看音响效果和寓意，而中国人的名字由于汉语和方块汉字的特殊性以及汉字文化的关系，起好更难，意境也更深．本文提出评估汉语人名的三个标准，即，一、声响效果，要响亮、好听、容易上口；二、书写效果，要易写、易认、易写好；三、要有一定的寓意，寓意要雅而不俗，含而不露，推陈出新。满足这三个标准的即为人名中之上乘之作。     

阴柔、阳刚与中、西古代文学

单独看,中、西古代文学皆阳气十足;然对比看,中国古代文学则显示出明显的阴柔特征,西方古代文学则勃发着阳刚气质。中、西方古代文学的不同生态环境,培育了西方古代文学的阳刚气和中国古代文学的阴柔美。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必将相得益彰,各自产生出更新更美的文学艺术     

《通用规范汉字表》一级字的三记职能之统计与思考——汉字三记说续议

汉字三记,古已有之。甲骨文中已有不少汉字显示出了既记单音节词又记合成词中语素的两记职能,《诗经》有很多联绵词,使得很多汉字显示出既记单音节词、又记合成词中语素、还记非语素音节的三记职能。此后,随着音译外来词的不断增加,大量汉字记写非语素音节的职能被频频用到。把联绵词、音译外来词跟单音节词和合成词放在一起观察,就可以看出汉字三记的具体情况。在《通用规范汉字表》一级字表3 500字中,我们已统计到3 109字有三记用例,占88.8%。汉字的三记职能之用,具有不平衡性。     

古代政治文化与奏议文体变迁——以表、状、札子为例

奏议在古代多用于臣子向皇帝言事、陈情、谢恩等场合,是君臣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表作为一种文体出现较早,带有某种程序化倾向,其功能在历代多有发展变化。状盛行于唐代,并为后世所沿用,主要可分为奏状与申状,各有其不同的功能与体式。札子兴于两宋,用于明清,一般体式简短,一事一札,但发文主体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表、状、札子作为典型的上行公文,每一类均有其独特的源流演变、文体功能与写作要求,其中也蕴藏着特殊的政治文化。     

论使令关系与兼语句──兼与季临定、邢欣先生商榷

本文否定凭句中第一动词的“使令意义”判断兼语句的做法,并重新定义使令关系和兼语句的范围;指出一定要把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表层语法关系和深层语义关系区分开。     

汉英“东”“西”“南”“北”的人文意蕴与翻译

对比了英汉方位词＂东＂、＂西＂、＂南＂、＂北＂的组合类型,分析了方位词词序的成因,指出汉语的认知过程一般是参照点先于目标,而英语一般是目标先于参照点。同时论述了＂东＂、＂西＂、＂南＂、＂北＂的翻译以及其文化蕴涵,对语言教学、翻译等应用学科具有一定积极的影响。     

谈谈《说文》“读若”性质——兼与钟如雄先生商榷

<说文>的"读若"性质是什么,也就是许慎用"读若"来为汉字注音的目的是什么,<说文>历代研究者认识不一,分歧也一直存在,到当代反而更加深刻与尖锐.根据自清代以来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和争论焦点所在,通过对<说文>"读若"属性数据库的测查,笔者认为"读若"是个目的多元的术语,以音同音近为基础,也有明显地沟通经典用字的目的;"读若"被读若字的选择呈无规律状态,大多取自成说,许慎加以审定增删而已.     

《诗&#183;魏风&#183;伐檀》中“貆、特、鹑”解——兼与林家骊先生商榷

一林家骊先生的《〈诗·魏风·伐檀〉中“鹑”字当作“雕”解》一文(《文学遗产》2002.1),所考释《伐檀》的“县鹑”(含《鄘风·鹑之奔奔》)之“鹑”当作“雕”解,甚是。然而,窃以为再进一步考释一下“鹑”字的字形演变和有关资料与“县貆”之“貆”和“县特”之“特”的确切含     

汤显祖的“至情说”和“灵气说”再评价──兼与袁宏道的“性灵说”比较

“情”和“灵”是汤显祖文学思想中两个重要范畴。在汤显祖的文艺理论体系中,如果说“情”是文艺的基础,那么“灵”就是文艺的生机。袁宏道的“性灵说”在文学思想上通向汤显祖的“至情说”和“灵气说”,与此相对应,抒写疏脱自适的性情和表现若有若无的生命境界是汤袁文学创作中较为显著的两个共同特征。     

Education汉译名厘定与中、西、日文化互动

"教育"是中国古典词汇,西学东渐以降,与进入汉字文化圈的Educare→Education相遇而生新义,并成为教育学核心术语。这一过程历时久远,其间Educare→Education获得诸多汉译名。考察这一过程,可以透见中、西、日文化互动的历史文化图景。     

《南海寄归内法传》南、北刻本异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南海寄归内法传》是唐代高僧义净西行求法归来后所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义净在世或去世后不久即入藏,其刻本可以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系统。对其南北刻本异文进行研究,可以观察不同地域语言发展的平衡程度,透视不同地域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政治因素对语言影响的差异,鉴别版本的优劣,在汉语史研究及在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政治关系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张问陶性灵诗论兼与袁枚、赵翼性灵说之比较

乾嘉时期著名诗人张问陶,是继袁枚、赵翼之后的性灵派的集大成者。张问陶论诗与创作皆主性灵,求创新,要求"诗中有我"。他的性灵诗论一方面与袁枚、赵翼性灵说相通,一方面又合而不流。张问陶在注重情感和灵性的同时,继之以社会阅历和实践,还公开标举"风雅"精神,这无疑是对袁枚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发展了性灵说。     

北枳代桃:农业系统中两种知识的补充、替代与融合

文章以脆弱生态环境中极具适应性的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为研究对象,对乡村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 通过观察系统核心区王金庄发现,系统中作为运输和耕作工具、承担生态循环功能并象征本土知识的驴饲养量不断下降,简单高效、方便人口流动并象征现代性知识的微耕机作为补充进入,二者产生了替代、融合的互动。 现代性知识以“守田冶文化为基础融入系统当中,两种知识从简单并存逐渐到深度融合状态,形成“新地方性知识冶。 它唤醒了传统农耕系统中濒于湮灭的优秀元素并使其保持活态,延续了传统文化的根脉,批驳了拒斥现代化的乡村保护意识。     

工业工程的研究与学科体系的发展──兼论其与生产管理、制造工程的关系

本文以工业工程旨在提高生产系统的效益为出发点，提出了生产系统构成要素及其效益实现的概念模型，论述了工业工程学科随生产系统和市场环境发展而发展的历史过程，建立了现代工业工程学科的完整体系。并阐述了其与生产管理、制造工程的关系，最后对在我国现阶段开展工业工程研究的优先领域进行了探讨。     

侗台语和南亚语的语源关系──兼说古代越、濮的族源关系

侗台语和南亚语之间有很多有语音对应的关系词。本文将200核心词按照稳定程度分阶，发现越是核心的词集，侗台语和南亚语的关系词越少，由此断定侗台语和南亚语的关系词是接触造成的。而侗台民族和南亚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似性应该理解成文化密切接触的结果。     

论陶渊明进入田园诗境界的心理与艺术调整──兼说陶渊明的豪放诗作

围绕陶渊明田园作品的热烈反响已持续一千多年了。陶渊明田园境界的创造，是他理想人格对现实人格的一个突破和超越，表现了中国中世纪一个知识分子用艺术家的手段，进行了一次对生命本身意义的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