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距离如何影响风险资本对新企业的投资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披露的1021个风险资本投资案例,研究地理距离如何影响风险资本对新企业的投资。研究发现,与新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风险资本对新企业的投资金额越少、投资时间越晚、投资后参与公司治理的可能性越低;企业规模可以减轻地理距离的负向影响;地理距离对风险资本的投资轮次影响不显著。风险资本投资明显存在本地偏好。进一步的检验表明,非核心发达地区的风险资本和国有风险资本具有更明显的本地偏好特点,投资受地理距离影响更大。     

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风险资本在支持创新创业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风险资本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并不完全一致。风险资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监督和影响企业管理层行为决策。已有研究较多关注风险资本对并购决策、员工管理和代理成本等方面的影响,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仍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基于逐名假说,从利益冲突的视角分析风险资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状况的影响,并从资本来源和声誉异质性的角度,深入分析不同特征风险资本的调节作用。为了验证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以及风险资本退出的经济后果。选取2010年至2016年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结合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使用OLS回归、调节效应检验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实证研究风险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资本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而外资风险资本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高声誉的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更大。进一步的,风险资本主要抑制企业的股东责任和社会责任,并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影响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资本退出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显著增加,除股东责任外,还提升企业在其他维度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良好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环境能够降低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通过处理效应模型、倾向匹配得分法以及重新测量研究变量等方法,在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从社会责任角度考察风险资本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深入分析影响的动机和机制,支持风险资本逐名假说和利益冲突假说。从金融中介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补充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经验证据。实践意义上,研究结果有助于增强大众对风险资本作用的认知,为企业选择风险资本以及国家完善风险资本经营管理办法提供经验证据。     

高管灵性资本对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对高管灵性资本、创业导向和环境动态性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高管灵性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高管灵性资本与创新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创业导向是高管灵性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完全中介变量;环境动态性与高管灵性资本的交互作用,通过创业导向的中介作用影响创新绩效,具体表现为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关于双向声誉机制的作用机理及有效性研究

以公司治理困境为切入点,讨论如何配置公司股权结构既能发挥股东的支持行为,又能增强经理人的主动性,最终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行为。整合代理理论与行为动机理论,引入经理人创新动力作为中介变量,并将市场竞争程度和创新空间作为调节变量加入模型,探讨股权集中度对自主创新行为的作用路径,利用182家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模型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经理人创新动力、自主创新行为之间都存在倒U形关系,股权集中度通过经理人创新动力间接影响自主创新行为,创新空间正向调节经理人创新动力与自主创新行为间的关系,且这一调节效应不影响经理人创新动力中介作用的发挥,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组织能力、国际创业与国际化绩效北大核心CSSCI

在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热潮中,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已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本文结合制度逃离与制度套利双重视角,探讨新兴市场企业通过激进而冒险的国际创业(international venturing)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动机,提出高水平的技术能力与营销能力有助于企业在逃离母国制度限制的同时,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制度优势,从而有效提升国际化绩效。基于此,以国际创业为中介变量、环境扫描为调节变量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而揭示不同组织能力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作用机理。结合我国150家制造类企业的双份调研数据与年报数据,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技术能力与营销能力对国际创业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环境扫描对上述关系均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此外,国际创业在技术能力与国际化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环境扫描对这一中介效应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国际创业在营销能力与国际化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且环境扫描对这一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环境扫描水平越高,国际创业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结论拓展了制度理论在企业国际化研究中的应用,对探讨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动机与绩效提升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从碳中和的背景出发,探讨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选取2016—2020年度275家重污染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经过实证分析发现,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境表现与企业价值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及拥有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提高企业价值。加入了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变量与财务绩效的中介变量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表现在影响企业价值时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同时,财务绩效对公司治理在影响企业价值时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外部参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创新搜索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探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供应商参与和客户参与对企业绩效不同维度(运作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作用以及IT能力的调节效应.利用176家中国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调节效应的检验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参与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企业运作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客户参与对企业运作绩效和财务绩效的提升都有显著的推动作用;IT能力正向调节供应商参与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     

风险资本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公司治理的视角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程度更高,通常创业型中小企业的代理成本更严重。风险资本作为创业企业的主要股权投资者,区别于其他类型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被投资企业公司治理,对公司创始人大股东和管理层实施监督和激励,为保护其自身利益,风险资本有能力和动机缓解代理冲突。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通过分析风险资本的双重治理角色,从公司治理视角考察风险资本对企业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以2004年至2013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形成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方法中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风险资本利用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有效性,并进一步考察家族企业对风险资本影响企业代理成本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①依据两类代理成本测量,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代理成本更低。②风险资本通过持有股份比例和董事会席位比例降低代理成本。③创业家族企业调节风险资本对代理成本的影响,风险资本深度参与非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④采取更换代理成本测量指标和区分风险资本与私募股权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利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和双重差分方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论保持不变。         基于风险资本投资于创业企业的特点,分析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论证风险资本对企业可能产生的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机制,发现风险资本可以有效监督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研究结果对风险资本如何控制代理成本以及上市企业如何优化治理结构具有参考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下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20年实行碳交易试点地区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企业财务绩效和碳绩效的关系,并引入环境社会责任为中介变量、碳排放权交易及绿色技术创新为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财务绩效对碳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社会责任在两者关系中充当正向且显著的中介作用,且该结论在多项稳健性检验中得到验证。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技术创新在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碳绩效亦可显著改善财务绩效,两者相互影响。此研究为我国企业长期发展提供了战略思维,旨在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平衡,呼吁管理者关注环境社会责任,为企业早日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共赢提供支持。     

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968位不同企业的高层领导者的问卷分析,检验了企业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行为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与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风险承担行为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直接功效,且风险承担行为在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高层领导者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风险承担行为对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的间接功效.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影响企业绩效的复杂性机理——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

破解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基于164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层级回归模型检验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企业绩效间的复杂性机理。结果显示,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企业绩效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影响二者关系的外生变量是创新战略非高管价值观;人力资本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但以组织氛围为控制变量时中介效应有了显著提高;"组织氛围调节下的人力资本中介作用模型"很好地刻画人力资本发挥中介效应的机理。研究结果强化了我们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企业绩效关系机理的认知,同时为高新技术企业管理者在实践中管理员工提供了有益启示。     

创新支点还是保守枷锁：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如何撬动企业绩效？

现有研究表明,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和绿色创新均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缺乏对上述三者内部关系的深入阐释。本文基于知识基础观,从动态开放视角分别引入双元知识搜索和绿色社会资本两个变量,构建三阶调节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对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深层次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撬动企业绩效增长的关键在于绿色创新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同时依赖于双元知识搜索对该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且上述双元知识搜索的调节效应受绿色社会资本的再次正向调节。本文从理论上延伸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范畴;从实践上为企业从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中获益提供借鉴和指导。     

动态环境下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精神性的觉醒和焕发往往带来创新绩效的突破,但其动力机制尚待探索。为此,以企业精神性因素、组织创新成分理论和创新交互理论为依托,探讨企业创新绩效的精神性动力机制及其边界条件。通过对363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公司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动态环境不仅调节了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而且调节了公司企业家精神在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这种直接影响和中介效应随着动态环境的增强而增强。     

制度环境、风险感知对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进行对话,从合法性视角构建中国情境下制度环境、风险感知与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之间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117份有效问卷,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检验制度环境、风险感知对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的"形塑"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是影响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强制制度对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规范制度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在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过程中关系风险感知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而绩效风险感知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创业导向、人力资源系统柔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以人力资源系统柔性为中介变量,构建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影响关系的理论模型,其中创业导向被划分为创新与先动性、风险承担性2个维度.利用来自珠三角制造企业的381份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创新与先动性、风险承担性均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力资源系统柔性在创新与先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风险承担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不起中介作用.     

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4年～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间的互动机理,检验公司治理在两权偏离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其负向效应随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而趋于降低;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治理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其负向效应随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而趋于降低;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在终极控制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超过50%,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会降低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优化公司治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替代效应与公司价值

基于2004～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在实证检验不同治理机制间替代效应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终极控制、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间的互动关系,验证了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董事会治理与其它治理机制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强化董事会治理与股权制衡度、监事会治理之间的替代效应,而会弱化董事会治理与管理层激励、信息披露之间的替代效应;2.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3.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在终极控制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超过50%。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优化中国终极控制型公司治理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追溯对食品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知识整合的中介效应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生命力,而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能否以及如何催生和促进食品企业的创新行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扩展的知识基础观,以知识整合为中介变量和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本文构建了一种重要的新兴信息技术——数字追溯对促进企业创新行为(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采用四个可追溯体系建设示范地区中305家在数字追溯方面已经具备一定基础的食品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和调节中介模型检验方法,剖析数字追溯对促进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追溯对食品企业三种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知识整合在数字追溯与创新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其中数字追溯对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对产品创新的影响存在完全中介效应;(3)环境动态性在数字追溯促进创新行为的直接路径中没有调节作用,但在中介效应的前半段(数字追溯—知识整合)和后半段(知识整合—流程创新、知识整合—管理创新)中起调节作用。     

制度环境、CEO权力与企业战略风格

检验CEO权力强度如何影响企业战略风格,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CEO权力越大,战略风格越趋向于风险型;反之,CEO权力越小,战略风格越趋向于稳健型.制度环境负向调节CEO权力强度与企业战略风格之间的关系.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地区制度环境约束性较强的公司,CEO权力强度对企业战略风格的影响在地区制度环境约束性较弱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战略风格越趋于风险型,企业绩效波动性越大;而企业战略风格在CEO权力与企业绩效波动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代理冲突、公司治理因素的激励约束效应与资本配置效率

以发生控制权转移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公司治理因素的激励-约束效应在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资本配置效率过程中的治理效果,发现公司治理的约束机制能显著抑制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非效率资本配置,激励机制对过度投资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但对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