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时期古典美学"丽"范畴论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先秦两汉时期的"丽",尚处于孕育和萌芽阶段."丽"在先秦时期作"形容词"、"数量词"、"动词"等属性论初具审美内蕴,但基本上未有意识地被纳入艺术审美视野."丽"在两汉时期文论视野中,在"文体论"、"鉴赏论"等层面,表现出审美质性,但几乎都是文论家们自发地对之理性把握,揭示的也是一些表面的、直接可感的审美属性,并不具备多方面审美内涵.     

实践本体论的关系性与美

实践本体论是以自然本体论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社会本体论,即阐明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是社会实践的存在论。实践美学以实践本体论为本体论基础,把实践美学推进到新的阶段。实践是一种关系性哲学范畴,它超越了传统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视野,消解了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主体和客体、主体和主体、客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之中探讨美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使得美学成为了关于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的科学,在人对现实审美关系之中来把握美和审美,因此,美和审美就是在社会实践之中生成的关系属性和价值属性以及自由创造。实践的关系性也就是 “间性”,但是,它全面地包括“主客体间性”、“主体间性”、“客体间性”,它们全面地生成着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及其审美。     

气化流行生生不息--重建中国的气论美学

中国传统的气论美学是以中国的气论哲学及气感文化诠释中国的审美实践和美学思想而形成的中国的元美学。在当今中西文化交流的现代性语境之下,重建中国的气论美学,可以深入地阐释中国美学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内在思想体系,更加理性地应对中西美学交流中的巨大机遇与严峻挑战,为当代中国文论和美学建设拓展综合创新的理论基础和思维空间。     

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禅学意蕴

沈从文文论中所提倡的直觉感悟的审美方式、静观人生与＂和谐-节制＂的美学趣味、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无不与禅宗的人生哲学相契合。解读他的文学思想、探寻他与禅宗文化之间的关系,意图是努力靠近沈从文的历史真貌,从另一思维路径去探讨其文艺思想的独特性,从而为更全面认识沈从文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提供一种有价值的研究。     

实践论视界下的"中国审美学派"

1990年代以降,"中国审美学派"抓住有重大意义的时代问题,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论、文化诗学和审美超越论,弘扬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与现代美学传统,有着鲜明的实践品格;在指导当今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提升民族人格修养与道德境界、有效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等方面,"中国审美学派"及其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湘西飞出的凤凰──沈从文的独特性

在特定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绝大多数作家都从正面挖掘和展现中国的命运问题，而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却凭着一个艺术家独特的眼光，以独特的湘西世界为艺术把握的对象世界，以人性入手实行国家民族重造理想。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全部美学理想的基石是对人性、国民性改造问题的独特思考，并由此形成了感情基调、叙述方式、文体结构、语言的独树一帜的审美品格。     

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品格

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品格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通过反对文学政治工具化和商业利益化来积极主张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二是,通过对文学艺术审美形式的强调,进一步阐释和守护文学艺术的自律性,三是,对审美独立和审美形式的强调最终落实到人类生命的审美品格上,换言之,就是将审美问题与人生问题结合,通过审美的途径获得人生的救赎。区别于西方语境中审美现代性的独立与救赎的内涵,沈从文的独特性在于,把作为文学本质规律的审美,作为学科自治的现代文学,作为社会实践的美育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审美理想的时代特征、民族精神和现实指向,构成了中国式审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现代传统。     

朱光潜后期美学的历史地位

朱光潜后期美学同时具有认识论美学与实践美学特征,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从认识论美学向实践美学过渡的历史轨迹,是这一演变的中介形态,它具有哲学美学、认识论美学、实践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等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之共性,同时又在美学学科意识和审美主体论两个方面显示出强烈的学术个性。由于时代的制约,朱光潜先生未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备的美学理论体系,但是,这一理论在认识论美学与实践美学两个方面均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从“自由的形式”到“境界”——试论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的建构

陈望衡的美学研究一直关注审美本体。他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指导，接受社会实践本体论的影响，将“精神自由”看作审美的本体。第二阶段，则吸收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以“境界”为审美本体。境界内含自由，但突出了超越性、感性，更具审美特色。在当今中国美学研究中，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音乐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的接受差异

应用认识论的观点,并根据《声无哀乐论》和《淮南子》中的音乐美学思想,分析、研究了音乐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的接受差异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音乐审美主体对“认识情境”的选择会导致审美主体的接受差异;审美主体的主导性和创造能力也是音乐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产生接受差异的原因。     

沈从文文化视野的人类学解读

沈从文在创作初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他文化困境的来源。历史理性是沈从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沈从文从本土文化阐释意识到历史理性的转变高度说明了他的文化理解阐释身份的全面置换,也揭示了他文化阐释的方法的自觉更新。沈从文从苗族、湘西区域意识到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逐步归聚,实际上是他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乃至对人"类"意识思考的结晶。这是沈从文对中华民族文化如何走向复兴问题的深度思考。     

沈从文作品中的泛神论成因探析

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承认自己是一个泛神论者。泛神论这一舶来品在沈从文的视野下发生了异变,成为一个独特性的文学史现象。崇尚自由和执著理想是其泛神论的两个成因。一方面,沈从文崇尚自由的天性得益于地域文化、母性文化等的影响,使其以悲悯的情怀看待人与自然万物,消解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界限。这为其后来泛神论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沈从文得益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外来文化的撞击,把描写“人性最深切的情欲”,重塑民族性格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虽然20世纪40年代自身境遇特殊但信念执著,更加专注于“人性”的描写和研究。最终导致了泛神论的确立。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同时是相辅相成的。正是二者的同时兼备,促使沈从文的泛神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一个”。     

片面的深刻 ——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

沈从文主要从乡村中国的文学视野和价值体系出发反思都市文明，深刻揭示人类在都市化过程中所付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代价。但由之形成的情感和思维的定势也囿限了他，使他未能更多关注都市生存的其他向度。他的都市小说在文学发现和文学表现上的优长和缺失都相当明显。这不仅影响了他文学世界的深度建构，而且导致他文学创造整体上的不平衡。他以一种“片面的深刻”的小说形态阐释了都市文明的现在和未来。     

沈从文文学思想散论

文学思想有广狭之分,这里是在广义的意义上使用的,指文学中表达的思想.沈从文新的道家思想形成了悲哀的审美观念,具体表现为"静"的意境和美丽的忧伤情调.现代性是在主观的基础上发展的,沈从文通过病的隐喻指出都市文明对生命和人性的摧残和扼杀.面对新的思维方式,沈从文固守"思"的观念,同时也在"信"的压力下作出了某种调整.     

沈从文艺术创作后继乏力深层原因探析

沈从文创作提前终结不只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作为叙事艺术家,他从三方面建立了迥异于其他乡土作家的叙事从性爱提出生命存在方式、生命意识问题;认为主宰湘西儿女幸福的是命运;关注个体生活,拒绝历史夹带。但当思考改造人性、重塑民族性格时,单一的湘楚文化资源、直觉顿悟式的思维、对现代变革质疑能力的缺乏限制了他的超越,造成了他内在艺术生命的枯萎。     

解读沈从文作品的人性内涵

建构人性小庙或展示美好的人性,是现代苗族作家沈从文为自己所设定的文学目标。而在沈从文作品中,美好的人性或人性美不仅具有独特的内涵,而且广泛在性爱与人性、道德与人性、社会与人性等多重层面上得到展开,具有多方面文化意义。     

文学翻译需要文学理论

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类型,在质量标准上有其特殊性,而译者对于源语文本的理解和目的语文本的创造使文学翻译的全过程被置于文学理论的制约之中.基于文学翻译的固有特性,以及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与文本的关系及其创造性作用,文学翻译同样需要文学理论.     

论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散文中思想情感的矛盾性

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散文中存在着思想的矛盾性。他在经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过程中,现实与心梦的矛盾冲击着他,迫使他寻求精神上和文学信仰上的突围。他感悟到与违背自然的"生活"相比,鲜活的"生命"更多地带有形而上的理想主义色彩。自然与人为的悖谬,使他看到了社会的丑陋,更强烈地追求抽象抒情的审美境界。     

记忆与表象——《京华烟云》文学创作的审美心理与女性形象

在林语堂先生最引以为傲的小说作品<京华烟云>里,呈现出作者独特而充满睿智的女性审美观和审美心理.在林语堂的记忆深处,<红楼梦>和<浮生六记>这两部作品一直保留着其他文学作品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位置,并对他的一生尤其是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在小说<京华烟云>里,林语堂巧妙地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和<浮生六记>中陈芸的性格合二为一,借鉴塑造出姚木兰爽朗乐观、豁达大度、优雅多情、持家理业之能者的理想女性性格,将自己对女性的浪漫主义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记忆综合地赋予给了木兰.<京华烟云>中的姚莫愁则从<红楼梦>中的薛宝钗那里得到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也吸收了其中最有价值的创作营养,在摒弃了薛宝钗伪善性格的同时,塑造了莫愁为人实际、大方得体、成熟稳健、聪颖圆滑的性格特点.     

亚里士多德净化说新论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一直以来争论不休,归纳起来主要是宣泄、陶冶、审美等观点悲剧作为艺术作品,能够 激起观众内心的快感和痛感,从而使观众的情感达到极致的状态。但是剧本跟现实,主人公跟观众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审美 距离。因此观众作为审美主体有自身的情感关照和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