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统治阶层对民间信仰的限制和引导

汉代民间的鬼神祭祀并非单纯地以祈福禳灾为目的,它还包含有以祝诅等巫术伤害他人,被伤害者甚至有可能是最高统治阶层。祭祀中害人巫术的存在,无疑会对社会治安、统治阶层本身乃至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面对这样的挑战,汉代的统治阶层设立严刑峻法、设置祠祝官进行抵御;而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将先秦以来限制祭祀规模的传统理念用于现实政治,致力于革新鬼神观念、宣扬"淫祀无福",试图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引导。     

略论汉代民间信仰对社会习俗的影响

在汉代,民间信仰具有强大的附着力与渗透力,能深入到人类思维的深处,沉淀下来,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经过长期延续,日益渗透到民间文化生活之中,逐渐演变成种种习俗。它以习俗的形式潜伏在人们的意识里,又通过各种仪式活动体现出来,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民间信仰与习俗相结合,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略论汉代民间的西王母信仰

先秦时期 ,西王母是西方母系氏族部落首领。战国时代 ,西王母开始被神化 ,由人演化为司灾厉及五刑残杀之气的瘟神和杀神。至汉代 ,西王母又被渴望成仙的人们仙化 ,成为掌不死之药 ,能使人长生不死 ,且度人成仙的吉神。东汉后期 ,西王母被道教吸纳 ,尊为元始天尊 ,位高权重 ,得到社会上下的普遍信仰     

略论汉代的人口增殖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汉代统治者在王朝建立的初期,面对经济的残破和人口的锐减,颁布和实行了人口增殖政策,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人口的增加,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加剧,在汉王朝的中后期产生了过剩人口,出现了流民问题,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汉初的人口增殖政策也就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     

孔子的祭祀观及其对汉代社会的影响

祭祀礼仪在孔子力图重建的礼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对祭祀有完整而系统的认识,他的祭祀观念深刻而全面,他认为祭祀要"慎"与"敬"。孔子的祭祀观继承了殷周时期祭祀理念的合理成分。在孔子的观念里面,原为祈福、禳灾的祭祀已丧失了原始的价值与意义,成为涵养个人品德及教化他人的仪式。这种祭祀观薪火相传,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形成与发展均产生了巨大作用,孔子祭祀观对汉代的祭礼及祭祀理念的巨大影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汉代的类宗教迷信和民间信仰

在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以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又有很强的原始的宗教现念和多神的原始宗教信仰。汉代主要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泛神论的、以我为中心的、功利性的、严肃与戏谑同在的“类宗教”,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也受到它的影响,而表现为多种形式,形成许多陋俗,成为两汉社会的一大景观。两汉时期一些无神论思想家所加以批判的,也主要是这种类宗教迷信。     

汉代方士信仰的民间性质辨析

道教的诞生,与汉代方士信仰有着直接联系。在汉代,方士是最活跃的宗教信仰传播者,但是,关于其信仰的民间性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晰的描述。从主流社会的排斥、传播的民间色彩看,方士信仰具有民间性质。因其民间性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信仰发生对抗的信仰;因有民间传播组织的存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实体。对抗性的存在,使方士信仰获得了宗教品质的升华,促进了新的宗教产生;同时,也为我们的辨析提供了理论意义,即汉代民间宗教发展的形态和道教产生的必然性,并因此可提出这样的设想:在方士大规模出现的秦汉之际就有了道教的雏形。     

从历代龙母信仰之禁看民间宗教的延续性

龙母是岭南地区广为民众信奉的重要神祗,历史上曾获得诸多封建帝王的赐额和敕封,因而具有正统色彩。但是,历代也不乏有主张对之加以封禁者。其中,宋明时期,部分官绅因其理学思维方式或推行朝廷礼制改革和基层社会教化的需要从儒家伦理道德的角度表示应该禁止之,而民国和"文革"时期则因所谓禁止迷信和推行移风易俗的目的而对之加以取缔。但是,这些言论和行为对龙母信仰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原因在于这一民间宗教的实用功能、人群整合功能和精神偶像功能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甚至在当今仍没有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土壤。     

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

汉之前,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自然崇拜以及对某些有功于民的古圣先贤的信仰.西汉中期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民间信仰的变化,便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一方面是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的流播.可以说,符合儒家忠孝伦理的神灵成为西汉中期以后民间信仰的新的对象,这是不同于以往民间信仰的新特点.     

汉代官吏群体的儒学化及其对汉代社会的影响

汉代官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文化结构上经历了由"少文多质"、儒道法等多家官吏并存到儒学化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到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又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着积极的影响。     

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历史表现

汉代社会对河东地区中条山一带的铜矿进行大规模开采,在此基础上,河东的铜器铸造业兴盛,产品既供应本地,也销往关中以及河北地区,为官府及贵族所青睐。在汉代的铜产业链条中,河东本地侧重于铸造生活类铜器,并且担负着开采、冶炼的重任,为河内、河南的铜兵器生产提供原料。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显著地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得益于先秦时期河东铜矿长久的开采历史,其次得益于东周时期铜矿石冶炼新技术的引入。     

谶纬神话与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

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尤其是齐地方士化儒生关系很深。谶纬神化刘姓皇权,奉孔子为宗教主,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而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光武帝刘秀进一步使儒教国教化,对东汉郊庙祭祀体系（本文称为国家祭祀）包括封禅、明堂、南北郊、社稷等的建立具有直接影响,封建时代的国家祭祀因此制度化和体系化,郊祀祭天成为证明帝王即位之合法性、正统性和神圣性必须举行的仪式。谶纬神学对东汉及以后国家祭祀的确立意义重大。     

试述东汉统治者的民本思想

东汉统治者将民本思想作为其定国安邦的统治思想,他们以“天应民心”为理论依据,提出“制君限臣”的实践理念,“足民”、“保民”、“治民”的实践措施,以及“以农为本”的操作原则,最终构建了民本思想的理论体系。然而,民本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在问题决定了其在实际操作中的有限性。     

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

汉代乡廷有固定治所,乡啬夫或有秩常驻于乡廷治事。乡司得审理普通民事诉讼案件。游徼当按部（分地域）设置,并非按乡设置,亦非乡啬夫或有秩之佐贰。里父老是役职,定制每里当有十名父老,轮流执役,与里正一起征发赋役,共同维护里中治安。里正治事与里父老议事之所,称为“里治中”。乡、里属于籍帐赋役系统,亭、丘属于治安系统,二者之间并没有统属关系。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南阳汉画图像的构图形式

南阳汉画图像的构图形式主要有骨架、位置、边框三种,汉画的构图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绘画构图形式的发展起到奠基搭架作用。     

迷信与理性:汉代禳灾制度初探

汉代是我国古代自然灾害的一个高发期,面对大规模的灾害,汉代政府不仅实行减灾方式,还大量采用禳灾方式。禳灾因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并且成本较低,能够稳定社会,故得到统治者的偏爱,形成影响我国两千余年的禳灾制度。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基于《汉书》的分析

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上的西域,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起源于甘青高原的氐羌民族,也有与北方匈奴有源流关系的乌孙,还有高鼻深目的塞人;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汉王朝在政治上的认可,他们与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羁縻关系,是汉王朝西域都护治理下的地方政权,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对中国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