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投资拉动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方向，在经济结构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后， 国债投资拉动政策应更好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结合起来，这是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也是避免“短期政策长期化”的有效算途径。     

资源诅咒、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命题,但资源诅咒在我国是否成立,国内尚未形成一致意见。研究基于一个包含不可再生资源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我国1997-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不可再生资源、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资源诅咒”现象在我国省际层面成立,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反而受阻;产业结构对不同类型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不尽相同,相对于非资源型地区,第三产业在资源型地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最后给出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大力扶持新兴产业,发展服务型产业等政策性建议。     

比较优势与我国的产业结构政策

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只有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才是合理的。根据对我国当前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的分析 ,我国的产业结构政策应是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积极推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消除、转化不可实现比较优势。     

延安产业结构问题及其调整思路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延安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集中表现在“资源型”产业结构特征明显、产业结构比例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偏低等方面。为使延安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延安应实施主导产业选择发展的战略调整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用循环经济的思想及途径解决“资源型”产业结构与产业梯度转移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以新兴服务业为主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藕”状产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特殊性,我国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具有不同于“塔”状结构的“藕”状产业结构特征。这种产业结构有与“塔”状结构完全不同的运行机理,它不具备自我高度化的能力,所以产业政策对之收效甚微。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资本流通不畅,解决的出路是从根本上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机制分析

经济开放被认为是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关于经济开放与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主要存在“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从数学函数和几何图形两个角度分析经济开放对我国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开放对我国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存在先抑后扬的特征,即经济开放程度比较低的阶段支持“效率假说”,经济开放程度比较高的阶段支持“补偿假说”.     

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与经济增长——基于200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0-201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初始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地理位置等因素后,“资源诅咒”假说在我国省级层面显著成立;到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与地区经济增长呈“∽”型关系,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海岸线长度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不明显,到达港口城市的距离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给“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新动能。研究结合数字经济发展对经典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进行修正,并运用2003—2020年间的281个城市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整体上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呈现“倒U型”。（2）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并从整体上促进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顶点向原点移动,对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积极影响。（3）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的关系以及数字经济的作用,在不同区域和产业结构背景下具有异质性。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和产业低碳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也为新常态下的城市低碳转型给予了理论指引和政策建议。     

发展知识经济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并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无论对我国现实的还是未来的经济增长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存在“滞后”效应 ,而知识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推动效应。建立国家知识基础结构、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施有效的政策扶持是发展知识经济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选择     

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发展与政府政策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城镇化发展是在政府作用下发生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决定了地方政府根据各地方不同的资源禀赋采取不同的经济支持计划,导致了不同时期产业结构及城镇化发展的差异。研究表明,随着与中央政府关系的调整,在以1978年及1994年改革为分界点的不同时期,地方政府适应性地采取了不同政策,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及城镇化水平发生了相应的变动。以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及就业比重作为经济结构的度量指标,对1952年—2012年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假说。因此,中央政府应当及时进行深入的财政体制改革,调整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使其政策有益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城镇化健康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产业结构调整及启示

亚洲“四小”之所以能在战后短短的四十年时间里实现经济腾飞 ,它们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在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也暴露出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 ,回顾和总结了亚洲“四小”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 ,并由此对我国目前正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建议。     

浅谈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信贷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带来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打破了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目前,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为重点的农村经济体制的第二步改革已经拉开了序幕。为此,作为与发展农村经济紧密相关的农村信贷工作应如何适应、支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充分发挥农村信贷资金的“粘合剂”和“催化剂”的作用,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     

论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下半年以来 ,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这一政策的实施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基础设施状况大大改善 ,产业结构、经济布局得到优化和改进 ,国民经济持续增长趋势得到保证。但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 ,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搞清它与“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的联系与区别 ,坚决避免经济“滞胀”局面的出现 ;必须贯彻市场经济的思想意识 ,努力克服政策与制度上的矛盾 ;必须制定相关配套的政策 ,与之呼应 ,力避“单打一”的后果     

中亚国家经济发展形势与经济格局分析

随着经济改革政策逐步取得成效，世界能源价格的上升，中亚五国经济保持了较高增幅。经济形势趋于好转，经济区域格局依然是以哈国为主导的“一强四弱”的格局。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还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企业经营者人性假设及其激励机制

在分析“经济人”和“道德人”两种典型人性假说的基础上,根据当前我国经济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扬弃并提出了符合转型期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者“综合人”人性假说,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调整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发展民族经济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劳力欠缺、资金不足、经济技术十分落后。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振兴民族经济,必须改革和调整产业结构。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经济发展高效益和人民生活稳步提高的关键,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政策,规划出发展本民族本地区经济的最佳方案,筛选出发展本民族本地区的主体经济,以此带动和主体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与政策支持

我国近期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使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产业进步相互促进 ,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国内外的经验表明 ,实行金融、政策与产业结构的有机结合 ,是提高科技水平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产业政策既是金融及其有关政策的实施对象 ,又是调整结构目标实现的重要表现形式 ,但产业政策必须兼容在金融及经济政策之中 ,二者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中国的最大优势是能集中财力办大事 ,如果失去了国家财金政策的支持 ,也就失去了优势。应进行财金制度创新 ,挖掘政策潜力 ,建立财金及经济政策对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激励机制 ,发挥财金政策的“四两拨千斤”效应     

国有企业利润率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水平却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的原因很多。本文采用了计量分析的方法,着重分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竞争侵蚀利润”的假说,一种是“亏损侵蚀利润”的假说。验证了国有企业利润率影响因素的变化,在1978-1988年间是由于“竞争侵蚀利润”,而1989-2000年是由于“利润在部门内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即“亏损侵蚀利润”的事实。     

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于2009年开始大幅推动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以升促建”成为国家级高新区的主要设立方式，这标志着我国开发区从数量扩张迈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以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6-2015年城市层面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增量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能显著提升其所在城市的创新水平，且对具有创新比较优势城市的创新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提升效应主要由城市企业的税负下降(“政策效应”)、产业集聚度上升(“集聚效应”)和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创业效应”)来实现，而不是城市内部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选择效应”)的结果。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能够助力城市产生高水平集聚、促进高质量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为我国推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依据。     

“一五”期末江苏地区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分析

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在收集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编制了1956年江苏地区投入产出简表，通过计算各部门的各项技术指标，实证分析了“一五”期末江苏地区的产业结构及其关联特征。结果表明：“一五”期末，江苏地区农业的产出水平略低于工业部门，在地区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工业由于具有较强的关联效应，已成为地区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部门在地区经济中处于从属地位。政策层面非常重视农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业部门的发展，对江苏地区产业结构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